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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创意的诞生：创新自然史 [:1701089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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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T的20号楼和微软的99号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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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文·邓巴对会议室的研究告诉我们，会议室并非可有可无，相反，会议室的物理结构特点对我们大脑里的好创意的产生起着具体的推动作用。如果想把信息的液态网络冷冻并固态化，最快的方法就是把工作人员安排到一个个独立的办公室里工作，并把交流的大门紧闭。因此，为了避免这种恶劣情况的出现，网络时代的许多公司都更加倾向于在公共区域里布置工作环境，不需要经过提前的预约安排，各个部门之间的员工都可以随意闲聊，自由地组合在一起工作。在《纽约客》的一篇文章中，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Malcolm Gladwell）把这种有趣的现象形象地比喻为：企业办公室向西部农村的进发。公司之所以这样安排员工的工作环境，初衷其实是为了在规章次序与杂乱无章之间寻找一种平衡。早期人们对远程办公的便利进行了铺天盖地的吹捧和宣传，受其影响，李岱艾广告公司（TBWA）曾经尝试在公司内部，将办公室的环境以“无区域划分”的形式进行布置。将办公桌和员工的小隔间随意摆放，连办公室的私人区域也不能幸免。结果是员工们在公司里没有固定的办公地点。根据每一天所要进行的工作项目的情况，员工们进行自由组合，并把工作区域进行新的安排，以便适用于当天临时的工作需要。总的来说，这次尝试是一次巨大的失败，因为它只是让过度的混乱取代过多的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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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比李岱艾广告公司的开放式办公室计划更加保守一些的方案也渐渐地不再受人们欢迎了。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人们不喜欢在这样的办公室里工作。当人们在一个开放式的办公环境里工作时，就如同完全公开地当众工作。事实证明，在这样的公开环境里工作，其弊端与在关起房门的私人办公室里工作一样多。一种更加理想的工作环境的设置可以参照麻省理工学院具有传奇色彩的20号楼。该楼是建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个临时建筑，但最终却安全地屹立了55年。把这个建筑当作一个参考，一方面是因为它培育出许多突破性的创意，另一方面是它孕育了一些研究机构，比如：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的语言学系，博士音响（Bose Acoustics）和美国数字设备公司（Digital Equipment Corp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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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纪念20号楼的辉煌历史，麻省理工学院曾在一篇媒体报道中写道：“因为这座楼没有分配给任何一个学院，任何一个系，或任何一个研究中心，于是，一般情况下，它总是能为一些新的研究项目提供工作地点，为研究生的课题研究提供环境支持，也为跨学科研究中心提供生存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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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图尔特·布兰德（Stewart Brand）在自己的著作《建筑物如何学习》（How Buildings Learn）中，对20号楼进行了强烈的赞美，指出它成功的魔方：在这样的工作环境里，规章次序与杂乱无章之间达到了一种完美的平衡。和其他大多数的学术大楼一样，楼里也有墙壁、房门和办公室。但是，因为这座大楼最初只是一个临时性建筑，其使用年限当时估计为5年，5年后将可能被推倒并毁掉。因此，一旦有新的研究思路出现，在大楼的空间利用上就会有新的需求，而如果要在这座大楼内根据需求做一些环境布置方面的改变，管理当局的干预和阻拦一般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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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人们的办公环境都处在一些固定的物理结构中，所以，大部分的办公室都有一种自然的倾向，会去打乱并干扰信息组成的液态网络。从根本上来说，所有办公环境都是由固态的实体组成的，于是人们常常倾向于通过划分不同的部门和组织等级，制定正式的组织结构图，形成一种概念上的实体地图。20号楼却尽力抵制这种让思想僵化的力量，其中最简单的一个原因就是，这座楼的造价很便宜。如此一来，为一个新的研究思路创造合适的研究环境，在20号楼工作的人们完全不担心会因为推倒一面墙壁，或者在天花板上打一个洞而受到处罚。不过，建筑学家和室内设计师们正在研究如何去创建一种新的工作环境，从而为促进信息的液态网络的流动提供更为稳定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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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11月，微软公司位于华盛顿州雷德蒙德市（Redmond）的研发总部开始投入使用。这座办公楼就是著名的99号大楼。这座楼是由微软设计师玛莎·克拉克森（Martha Clarkson）与一些微软内部爱搞小发明的研发部门的同事，以及一些具有跨学科知识背景的同事一起合作完成的。99号楼最初的设计思路是：建造一个办公楼，让它可以根据不同的研究需要和研究灵感，而对建筑物进行重组和变形，以便提供最合适的工作环境。建筑内部的各个办公区域都是由一些特殊的墙围成的。这些墙可以根据员工的工作需要进行移动，并重组成新的办公区域。在较大的“情景工作室”（situation rooms）里，一般是一些重大项目的团队在工作。在这种工作室里，有一些较为私密的工作站、会议桌，还有沙发。大部分的墙都是可以任意涂写、擦试的。这样一来，如果员工在去洗手间的路上突然想到了一个创意，就可以马上在墙体上写下来，方便其他的同事看到。在传统的办公室里，茶水间一般放置着咖啡壶和冰箱等。而在这种新的建筑里，取代茶水间的是一些开放的“交流站”（mixer stations）。在这些地方，员工们可以聚集在一起分享各自的想法或者聊聊天。在某种意义上，克拉克森先在设计图上确定了各个茶水间的位置，接着以它们为中心，设计了一个新型的办公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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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前，米哈里·希斯赞特米哈伊（Mihaly Csikszentmihalyi）描述人脑最有效率的状态时，首次引入了“心流”（flow）的概念。这个比喻是相当巧妙的，因为它准确地描述了当人脑想出好创意时，脑内必须具备的一种流动状态。这种流动性并非像激光照射一样强度集中，也和一次突然发生的“头脑风暴”所带来的神奇顿悟有区别。这种流动的状态更像是沿着小溪漂流，有一个明确的流向，但同时，又因为溪水自然的波动和回旋冲击，而被撞向一些令人感到神奇的新方向和新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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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当我们站在99号楼的中庭里时，我们很容易发现一点：这幢建筑物的空间设计是人为地构建起另一种完全不同的“心流”。这种“心流”的生成源于一种液态网络，一种由来自不同的“情景工作室”和“交流站”工作的人们，在大脑中进行有效思考并通过集合连接而形成的液态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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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号楼和20号楼一样，都在空间的设置上把可能造成的“信息外溢”当作一种优点。设计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让信息可以外溢。正是从这个角度上来看，这种特点与拥挤且人员密集的城市里形成的液态网络有一种本质上的相通性。然而，虽然有相通性，但是在全球资金最雄厚的一家公司的封闭办公室里，所能产生的思想的碰撞也是有限的，思想的生命力也是有限的。在这两点上，这样的办公室根本比不上一个大城市的一条人行道。当然，上述这两种情况都是比较极端的情形。在99号楼之类的建筑物里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这些建筑物都从城市环境和只具有临时使用功能的20号楼中学习到了“心流”的重要性。一个企业的办公楼将永远不能复制出14世纪的热那亚（意大利西北部城市）和20世纪的格林威治村（Greenwich Village）的那种盛况，但是，办公楼的设计为了向那个方向发展而寻找创意，力图建造一些并非给高级主管办公用的隐秘“水晶宫殿”、摈弃在角落的私密办公室或毫无特色的小隔间。这种新的设计将增加办公人员们思想的“流动性”，因为在那些根据不同的工作需要时而扩张、时而收缩的办公环境里，人们的思想可以自由流动，相互碰撞。不难想象，在未来的日子里，各种好创意将在这样的环境中，一个接一个地慢慢生长出来。要开发我们所处的相邻可能空间其实很简单，有时候只要推开一扇门就足够，但是有时候，可能还需要移动一面墙，给思想一个可以流动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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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创意的诞生：创新自然史 掉进黑洞的“凤凰城备忘录”与“明尼苏达式猜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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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7月10日，一名在亚利桑那州工作的联邦调查局探员肯·威廉姆斯（Ken Williams），向他所隶属的华盛顿市和纽约市的上级领导各递交了一份“电子报告”。他采用的是供调查局内部使用的“自动案件支持系统”（Automated Case Support System）。这个系统是一种近似于“老古董”式的电子信息储存系统，但联邦调查局内部当时只能通过它进行在查案件信息的分享。在威廉姆斯递交的长达6页的报告开头，曾预言般地写道：“本报告的目的在于，向联邦调查局和纽约市当局汇报一种预测的可能性，即本·拉登及其团伙可能正在合力将一些学生送到美国的各所民航院校去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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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报告就是后来人们所知的、具有传奇色彩的“凤凰城备忘录”。在9月11日前几个月的夏日悠闲时光里，这份带有警告性质的报告虽然被提交了，但却基本上被有关人员忽略了。相当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威廉姆斯提交报告的当天，《纽约时报》上还有一篇专栏文章的标题为《渐渐消失的恐怖主义威胁》（The Declining Terrorist Thre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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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姆斯观察到一种重复出现的模式，这让他产生了怀疑。他发现在最近几年里，有一大批人涌入美国亚利桑那州并在各种飞行院校和其他民航学院注册，而他觉得这些人的背景值得查一查。威廉姆斯曾面询过其中几人，一位名叫扎卡里亚·穆斯塔法·苏布拉（Zakaria Mustapha Soubra）的男子是持F–1签证从英国入境美国的航空工程学生。在他的家里发现了本·拉登的照片。苏布拉曾告诉威廉姆斯，他认为在海湾地区和非洲等地遭到袭击的美国军队和大使馆，都理应成为伊斯兰国家的合法军事目标。威廉姆斯还指出另外9名学生，分别来自阿尔及利亚、肯尼亚、印度、沙特阿拉伯和其他中东国家，都在不同的飞行院校里注册学习。而这9个人都和一些激进的伊斯兰教活动有着密切的关系，其中的两个人很明显都认识哈尼·罕吉尔（Hani Hanjour）。哈尼·罕吉尔正是在9月11日早晨劫持美国航空77号航班撞向五角大楼的那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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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威廉姆斯没能预测到这一危机的紧迫性。在“凤凰城备忘录”中，只提到了从长远来看，如果不加以阻止，所怀疑的这种情况一旦属实，便会最终导致在世界各地的民航飞行系统中，一些处于关键工作岗位的人将会是危险分子。这些危险分子很有可能会发动一些恐怖活动，破坏民航的相关项目实施计划。威廉姆斯认为，“基地”组织可能正在谋划一些严密的、针对民航系统的渗透方案；但是他没能预想到，两个月之后的恐怖活动是如此可怕。但是，威廉姆斯之前所提交的报告却是击中了问题的要害的。他曾提议联邦调查局应当将美国境内的所有飞行院校进行统计造册，并对所有申请签证前往其中任何一处机构学习的人加以标注和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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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这份报告曾指明要递交给数名高层官员，其中甚至包括华盛顿特区专门负责激进原教旨主义组织（Radical Fundamentalist Unit，RFU）的领导人戴维·弗拉斯卡（David Frasca）。然而，威廉姆斯提交的备忘录很快便掉进了联邦调查局内部的“黑洞”里。过了大约三个星期，备忘录都一直处于原封不动的状态。最终，这份报告递交给了一位分析家。他将这份报告标注为“普通”（routine）而非“紧急”（urgent）；而另外一名纽约探员也只评价该报告为“只是一种猜测，并非很重要”。虽然按照标准操作流程，分析家们应当把对这类文件的分析报告递交给上级查阅，但是这份“凤凰城备忘录”却最终没能递到弗拉斯卡的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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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当关于“凤凰城备忘录”的消息流传出来时，情报界和法律界的官员们立即回应称，威廉姆斯的警告没有实质意义，只不过是当事人的一种直觉。联邦调查局局长罗伯特·缪勒（Robert Mueller）曾公开讲道：“肯·威廉姆斯曾经建议我们启动一个项目，对所有记录在册的飞行院校进行调查。到‘9·11’事件为止，这个项目都没有启动。然而，即使当时我们采纳了他的意见，就我们在‘9·11’事件以后调查得知的情况来看，也是无法帮助我们采取有效行动避免‘9·11’惨剧的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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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关于“凤凰城备忘录”的这些说法很明显都是正确的。但是就因为这些原因而不承认威廉姆斯的警告的有效性，也是从根本上站不住脚的。威廉姆斯偶然产生了一个引人深思的惊人想法，尽管这只是一种灵感，但是如果这一想法和另一个同样引人深思的想法进行联合，那么，“凤凰城备忘录”完全有可能将21世纪开端的这段历史进行一定程度的改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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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想法就出现在“凤凰城备忘录”提交三周后，而且它出现在距离“凤凰城备忘录”产生地仅仅800公里远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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