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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创意的诞生：创新自然史 掉进黑洞的“凤凰城备忘录”与“明尼苏达式猜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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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7月10日，一名在亚利桑那州工作的联邦调查局探员肯·威廉姆斯（Ken Williams），向他所隶属的华盛顿市和纽约市的上级领导各递交了一份“电子报告”。他采用的是供调查局内部使用的“自动案件支持系统”（Automated Case Support System）。这个系统是一种近似于“老古董”式的电子信息储存系统，但联邦调查局内部当时只能通过它进行在查案件信息的分享。在威廉姆斯递交的长达6页的报告开头，曾预言般地写道：“本报告的目的在于，向联邦调查局和纽约市当局汇报一种预测的可能性，即本·拉登及其团伙可能正在合力将一些学生送到美国的各所民航院校去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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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报告就是后来人们所知的、具有传奇色彩的“凤凰城备忘录”。在9月11日前几个月的夏日悠闲时光里，这份带有警告性质的报告虽然被提交了，但却基本上被有关人员忽略了。相当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威廉姆斯提交报告的当天，《纽约时报》上还有一篇专栏文章的标题为《渐渐消失的恐怖主义威胁》（The Declining Terrorist Thre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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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姆斯观察到一种重复出现的模式，这让他产生了怀疑。他发现在最近几年里，有一大批人涌入美国亚利桑那州并在各种飞行院校和其他民航学院注册，而他觉得这些人的背景值得查一查。威廉姆斯曾面询过其中几人，一位名叫扎卡里亚·穆斯塔法·苏布拉（Zakaria Mustapha Soubra）的男子是持F–1签证从英国入境美国的航空工程学生。在他的家里发现了本·拉登的照片。苏布拉曾告诉威廉姆斯，他认为在海湾地区和非洲等地遭到袭击的美国军队和大使馆，都理应成为伊斯兰国家的合法军事目标。威廉姆斯还指出另外9名学生，分别来自阿尔及利亚、肯尼亚、印度、沙特阿拉伯和其他中东国家，都在不同的飞行院校里注册学习。而这9个人都和一些激进的伊斯兰教活动有着密切的关系，其中的两个人很明显都认识哈尼·罕吉尔（Hani Hanjour）。哈尼·罕吉尔正是在9月11日早晨劫持美国航空77号航班撞向五角大楼的那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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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威廉姆斯没能预测到这一危机的紧迫性。在“凤凰城备忘录”中，只提到了从长远来看，如果不加以阻止，所怀疑的这种情况一旦属实，便会最终导致在世界各地的民航飞行系统中，一些处于关键工作岗位的人将会是危险分子。这些危险分子很有可能会发动一些恐怖活动，破坏民航的相关项目实施计划。威廉姆斯认为，“基地”组织可能正在谋划一些严密的、针对民航系统的渗透方案；但是他没能预想到，两个月之后的恐怖活动是如此可怕。但是，威廉姆斯之前所提交的报告却是击中了问题的要害的。他曾提议联邦调查局应当将美国境内的所有飞行院校进行统计造册，并对所有申请签证前往其中任何一处机构学习的人加以标注和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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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这份报告曾指明要递交给数名高层官员，其中甚至包括华盛顿特区专门负责激进原教旨主义组织（Radical Fundamentalist Unit，RFU）的领导人戴维·弗拉斯卡（David Frasca）。然而，威廉姆斯提交的备忘录很快便掉进了联邦调查局内部的“黑洞”里。过了大约三个星期，备忘录都一直处于原封不动的状态。最终，这份报告递交给了一位分析家。他将这份报告标注为“普通”（routine）而非“紧急”（urgent）；而另外一名纽约探员也只评价该报告为“只是一种猜测，并非很重要”。虽然按照标准操作流程，分析家们应当把对这类文件的分析报告递交给上级查阅，但是这份“凤凰城备忘录”却最终没能递到弗拉斯卡的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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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当关于“凤凰城备忘录”的消息流传出来时，情报界和法律界的官员们立即回应称，威廉姆斯的警告没有实质意义，只不过是当事人的一种直觉。联邦调查局局长罗伯特·缪勒（Robert Mueller）曾公开讲道：“肯·威廉姆斯曾经建议我们启动一个项目，对所有记录在册的飞行院校进行调查。到‘9·11’事件为止，这个项目都没有启动。然而，即使当时我们采纳了他的意见，就我们在‘9·11’事件以后调查得知的情况来看，也是无法帮助我们采取有效行动避免‘9·11’惨剧的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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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关于“凤凰城备忘录”的这些说法很明显都是正确的。但是就因为这些原因而不承认威廉姆斯的警告的有效性，也是从根本上站不住脚的。威廉姆斯偶然产生了一个引人深思的惊人想法，尽管这只是一种灵感，但是如果这一想法和另一个同样引人深思的想法进行联合，那么，“凤凰城备忘录”完全有可能将21世纪开端的这段历史进行一定程度的改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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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想法就出现在“凤凰城备忘录”提交三周后，而且它出现在距离“凤凰城备忘录”产生地仅仅800公里远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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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对那些曾经改变世界的伟大创意略加分析，便可以对创新发展的历史脉络了解不少。实际上，大多数的知识学科发展史都是以这样一种相同的模式存在的，即由无数对人类社会的改变与进步具有重大影响的思想、观点和顿悟等组成。但是，人们倾向于把它们的成功归功于内在的或天生的原因，即创意本身的奇巧与精妙，或者想到这些创意的人所拥有的聪明大脑，而忽略了环境在创意的生成与传播过程中的作用。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去研究那些失败的思想火花，那些曾经找到了进入相邻可能空间的路，但却不幸在那里消亡了的创意。前文中我们讲到的“凤凰城备忘录”，就是这种失败的思想火花的典型例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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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城备忘录”其实凝聚着很多大脑的智慧和远见。因为在2001年7月，除了那些恐怖活动的密谋者们，肯·威廉姆斯应当是世界上最有可能探知“9·11”阴谋的人。但是，他的思考和远见的结晶却最终被证明是毫无用处的。 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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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简单地回答这个问题，答案就是没有人采纳威廉姆斯的建议，并采取相应的行动。而之所以会这样，原因之一是“凤凰城备忘录”没有成功地说服中层情报分析人员相信它的重要性；原因之二是联邦调查局内部的信息交流失效，导致备忘录的内容不能被负责反恐怖主义和激进原教旨主义组织的高层领导们所知晓。但是，假设在2001年7月中旬，“凤凰城备忘录”被交到了戴维·弗拉斯卡的手中，并且他最终相信威廉姆斯的猜测是有可能发生的，那么基本上有一点还是可以肯定的，即“凤凰城备忘录”无法阻止“9·11”惨剧的发生。因为如果要参照全美的各所飞行院校的入学记录，对签证申请的记录进行分析，大概需要几个月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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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9·11”事件发生后的几年里，由海军上将约翰·波因德克斯特（John Poindexter）牵头推出了一个著名的“全面信息识别计划”（Total Information Awareness Project）。如果要实时地对所有数据进行分析，并监测到“凤凰城备忘录”所提及的那种微妙的现象，即使对于波因德克斯特所倡导的项目来说也是一个不现实的目标。因此，在“9·11”事件以前的信息监控环境中去实现这一目标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另外，在2001年，联邦调查局的探员们基本上不会互通电子邮件，更别提会对照飞行院校的入学记录去对签证申请记录进行数据分析了。正是这种技术上的不足，才让罗伯特·缪勒可以断言，即使根据“凤凰城备忘录”采取了相应的行动，也是无法阻止“9·11”惨剧发生的。如果发现在飞行院校注册学习的人员中，有人的签证申请存在可疑，那么通过这条线索进行追踪是有可能找到劫机嫌疑人的。但是，在美国当时的情报系统中，并不具备可以在几周内就完成这项调查任务的可能性。因此，正是从这一点上来说，威廉姆斯的个人猜测不可能成功阻止“9·11”惨剧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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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历史上，那些曾经让世界得到改变和进步的伟大创意都存在一个重复再现的模式。如果“凤凰城备忘录”出现以后，也能按同一模式发展，那么它极有可能在阻止劫机事件中起到重大的作用。这种模式要求新产生的灵感和其他灵感进行碰撞和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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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好在肯·威廉姆斯提交“凤凰城备忘录”后的一个月，扎卡里亚·穆萨维（Zacarias Moussaoui）在位于明尼苏达州圣保罗市的泛美国际飞行学院（Pan Am International Flight Academy）注册学习。在这所学院里，他开始接受训练，在一架波音747–400模拟飞机上进行飞行学习。指导教师和其他的学院雇员们很快就对这位新学员产生了怀疑。穆萨维用现金支付了高达8 300美元的学费，而且他对驾驶舱门操作的细节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不过，他却一再表示对驾驶真正的飞机是完全不感兴趣的。泛美国际飞行学院的工作人员联系了联邦调查局，并将相关情况进行了汇报。调查局在对穆萨维的背景进行了一次快速的调查以后，于2001年8月16日，在一家汽车旅馆以违反移民法为由将他逮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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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穆萨维进行了审问之后，以哈利·萨米特（Harry Samit）和格雷格·琼斯（Greg Jones）为首的案件调查人员们确信他将作出危及美国安全的行动，并且可能是某一个更大的阴谋组织的成员。之后，联邦调查局为了在明尼苏达分局取得搜查许可证，开始积极地向上级部门进行申请，但却最终无果。8月21日那天，这份搜查许可证的申请被正式否决，因为上级部门认为申请中提及的证据并不充分，只不过又是一个“异想天开”的猜测。在此后的一周里，明尼苏达分局向联邦调查局总部申请对穆萨维的笔记本电脑进行检查，但同样没有成功。格雷格·琼斯曾一度提出警告，他说穆萨维可能会阴谋设计利用一种什么物体撞向世贸大厦。直到“9·11”事件发生后的当天下午，这份搜查许可证才最终得到批准。而这时，事实却以一个惨烈的悲剧来证明格雷格·琼斯曾经的猜测是多么地具有先见之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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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两个关于灵感的故事：肯·威廉姆斯的灵感在于，他认为通过对比分析签证申请记录和在飞行学院注册入学的学员情况，可以监测到一些由各种激进的原教旨主义活动者们策划的阴谋；明尼苏达调查局的办案人员们的灵感在于，他们认为扎卡里亚·穆萨维可能想劫持一架飞机撞向世贸大厦——当然，这一灵感和另一个灵感是有联系的，即泛美国际飞行学院的指导教师们猜测，穆萨维对于自己在模拟飞机上进行飞行训练的真实意图进行了隐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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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来看，这些都是单个猜测，且每一个猜测的依据都并不充分，然而如果把这几个猜测联合起来思考，那么对扎卡里亚·穆萨维的笔记本电脑进行检查可能就是完全必须的了。当然，如果联邦调查局的探员们对扎卡里亚·穆斯塔法·苏布拉的个人物品进行全部查看，那么肯定会发现，他不仅与“9·11”事件的11个劫机人之间都有直接关联，而且通过追踪他的西联（Western Union）汇款账号，可以从他最近的汇款操作中发现其汇款对象就是“9·11”事件关键联络员拉姆齐·比纳尔谢赫（Ramzi bin al-Shib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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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无法确认的一点是，仅有以上的这些信息是否可以确保联邦调查局的探员最终追踪到穆罕默德·阿塔（Mohamed Atta），或者再对扎卡里亚·穆斯塔法·苏布拉进行深度审问，从而最终揭示出“9·11”阴谋的全部细节。当然，这些都是在相邻可能空间之内的。但不容置疑的一点是，在2001年8月下旬，如果要阻止劫机事件的发生，唯一的希望只存在于将上述两个独立的灵感联合起来进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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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灵感在时间的滋养中慢慢成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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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凤凰城备忘录”这一思想火花的起起灭灭，我们明白在城市中和网络上，创意会呈现出超线性的增长。大都市与网络之间存在着一个关键的共同点：两者都是稠密的液态网络；在那里，信息很容易沿着多条不可预知的路径流动。这种交互的连接形式有利于孕育出伟大的创意，因为伟大的创意最初都只是一个半成品——更多的像灵感，而不是启示。真正具有突破性的远见并非是瞬间生成的。设想有恐怖分子会劫持飞机直接撞向建筑物，或是要设计出一台可以编程的电子计算机，这些都具有极大的挑战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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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绝大多数的伟大创意最初都是以一种不完整、不全面的形式出现的。它们隐含着某种深奥的种子，但缺乏一个关键元素，让灵感转变成真正有威力的东西。在通常情况下，这种缺失的元素就存在于世界的某个角落里，在另一个人的大脑中以一个直觉或灵感的形式存在。液态网络塑造了让这些并不完整和成熟的创意可以相互连接的环境，提供了让创意联姻配对的机会。这种网络不仅能使创意更易于传播，而且还有一项更加伟大的功能：帮助创意完整成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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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威廉姆斯的猜测性灵感所存在的问题，并非是它没有预测到“9·11”事件的各条具体细节或是不能预测到问题的紧急性，也并非是这条警告对于真正阻止“9·11”阴谋发生的切实可行性。他真正的问题是环境性的：“凤凰城备忘录”非但没有在一个稠密的信息网络中流动，还因为联邦调查局的自动案件支持系统，被丢入了一个与外界隔绝的“信息黑洞”中。因此，“凤凰城备忘录”不仅没能与其他信息进行连接，还被存放在一个类似于“上锁的文件柜”里。一个没有连接的灵感，注定只能是灵感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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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凤凰城备忘录”与“明尼苏达式猜想”之间存在着一个根本性的差异：时间。飞行学校的老师们在几个小时内就对扎卡里亚·穆萨维的行为和他提出的问题产生了一种怀疑。相反，肯·威廉姆斯在经过几年的调查之后才产生了猜测，认为部分飞行学校的学员对国家安全存着某种威胁。“凤凰城备忘录”的出现并非源于威廉姆斯的直觉，而是一个随着时间慢慢成形的想法，是经过无数个小时的观察与探询后才得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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