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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灵感在时间的滋养中慢慢成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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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凤凰城备忘录”这一思想火花的起起灭灭，我们明白在城市中和网络上，创意会呈现出超线性的增长。大都市与网络之间存在着一个关键的共同点：两者都是稠密的液态网络；在那里，信息很容易沿着多条不可预知的路径流动。这种交互的连接形式有利于孕育出伟大的创意，因为伟大的创意最初都只是一个半成品——更多的像灵感，而不是启示。真正具有突破性的远见并非是瞬间生成的。设想有恐怖分子会劫持飞机直接撞向建筑物，或是要设计出一台可以编程的电子计算机，这些都具有极大的挑战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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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绝大多数的伟大创意最初都是以一种不完整、不全面的形式出现的。它们隐含着某种深奥的种子，但缺乏一个关键元素，让灵感转变成真正有威力的东西。在通常情况下，这种缺失的元素就存在于世界的某个角落里，在另一个人的大脑中以一个直觉或灵感的形式存在。液态网络塑造了让这些并不完整和成熟的创意可以相互连接的环境，提供了让创意联姻配对的机会。这种网络不仅能使创意更易于传播，而且还有一项更加伟大的功能：帮助创意完整成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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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威廉姆斯的猜测性灵感所存在的问题，并非是它没有预测到“9·11”事件的各条具体细节或是不能预测到问题的紧急性，也并非是这条警告对于真正阻止“9·11”阴谋发生的切实可行性。他真正的问题是环境性的：“凤凰城备忘录”非但没有在一个稠密的信息网络中流动，还因为联邦调查局的自动案件支持系统，被丢入了一个与外界隔绝的“信息黑洞”中。因此，“凤凰城备忘录”不仅没能与其他信息进行连接，还被存放在一个类似于“上锁的文件柜”里。一个没有连接的灵感，注定只能是灵感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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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凤凰城备忘录”与“明尼苏达式猜想”之间存在着一个根本性的差异：时间。飞行学校的老师们在几个小时内就对扎卡里亚·穆萨维的行为和他提出的问题产生了一种怀疑。相反，肯·威廉姆斯在经过几年的调查之后才产生了猜测，认为部分飞行学校的学员对国家安全存着某种威胁。“凤凰城备忘录”的出现并非源于威廉姆斯的直觉，而是一个随着时间慢慢成形的想法，是经过无数个小时的观察与探询后才得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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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很流行这种“明尼苏达式猜想”，亦即本能直觉。人的“情绪脑”对某种情况闪现出一个快速的评估，并且这种评估不受缓慢的逻辑推算的验证，但它却是非常准确的。关于这种现象的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当时，安东尼奥·达马西奥（António Damásio）对大脑受损的病人做过一些观察实验，发现他们因为无法作出本能的“瞬间判断”（snap judgments），而会表现出大量异于常人的奇怪举止。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的畅销书《眨眼之间》（Blink）几乎从头至尾都在探讨瞬间直觉的力量以及偶尔出现的危险。书中提到了相关的事例，比如，历史艺术家在几秒内就知道一个古代雕塑是不是赝品；纽约市警察局的警察所作出的毁灭性的瞬间判断——他误以为一个伸手到口袋里拿钱包的人是准备去掏手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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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种依靠直觉作出瞬间判断的功能再强大，也无法改变一个事实，即它们当中能成为改变世界的好创意的情况是极为罕见的。大部分好创意必定是慢慢孕育才最终形成的。最初，对一个问题，感觉会有一种新的解决方法。这种感觉虽然不太清晰，无法用语言来形容，但却真实地存在着。这种感觉在大脑的角落里若隐若现，有时候会持续几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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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过程中，它会慢慢和其他的创意碰撞、连接，慢慢找到让自己成长突变的力量来源。之后的某一天，这种感觉或想法就转变成了更加重要且具有现实可能性的新创意，而导致这种转变的原因，可能是因为发现了一座新的信息宝库，可能是和另一个人大脑中的猜测或想法进行了组合连接，也可能是因为大脑中又出现了另一个创意，并把它们进行了串联整合。因为这类慢慢孕育中的灵感需要很长的时间去成长和发展，其生命力并不强大，甚至相当脆弱，很容易因为每日的琐事而被忽略。但这个漫长的孕育期正是这一类创意的强大力量之源，因为要得到真正独特的见解，必须经过同样的过程，以同样的方式去思考别人从未思考过的问题。一般情况下，瞬间闪现的判断也就只是一种判断。比如，这个人是否值得相信呢？这个雕塑是不是真品？而一个新创意或想法要比这些判断复杂和深刻得多，它是解决一个问题的新思路，或是发掘一个尚不为人所知的新机遇。但凡具有突破性的创意，一般都要花费很长时间才能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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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的科学家约瑟夫·普利斯特里决定做一个极富创意的实验，他把一根薄荷枝隔绝在一个封闭的玻璃瓶中。这个著名的实验最终证明了一点，植物是能生成氧气的。这个发现是现代生态系统科学中最为根本的发现之一，而这个实验源于普利斯特里大脑中的一个孕育了20年的猜测。少年时期的他，非常喜欢把蜘蛛关在玻璃瓶中。当时，他产生了一个想法：生物被放在封闭的容器里就一定会死亡的事实，一定隐含着一些有趣的玄机。这一想法最终被证明触及了一个更重大的生物规律。他将这个想法一直保存在大脑的一个小角落里，直到理解其中奥秘的时间已经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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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非是对一个问题进行长期坚持不懈地调查和研究的过程。在那20年间，普利斯特里涉及了十几个不同的研究领域，进行过数百种不同的实验，与当时世界上学术水平遥遥领先的其他学者和科学家们进行过无数次的交流。他只把极少的一点时间和精力用来思考植物呼吸过程这一问题。普利斯特里所做的，只是在大脑里一直保持这一想法。维持一个灵感的存活更多的只是慢慢地培育它，而并非是一种汗流浃背式的辛苦耕耘。只需要给灵感足够的营养，并且让它生长在能让根须建立新连接的肥沃的土壤里，然后，给它时间，静待开花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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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尔萨斯顿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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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往往给后见之明的镜头涂上了凡士林，让那些缓缓发育中的灵感模糊从而被错看成一个又一个瞬间闪现的顿悟。发明家、科学家、企业家、艺术家们都喜欢把自己取得的重大突破说成是源于某种顿悟，一部分原因是，在描述创意出现的过程时，如果把它归结为一种灵光乍现的结果，能产生叙事快感；另一部分原因是，灵感在慢慢孕育的过程中，其发展变化是极其缓慢和随意的，毫无章法可循，因此很难进行清晰地描述。但是，如果我们细细观察一下人类各科知识发展与积累的过程就会发现：慢慢孕育的灵感是常规而非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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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查尔斯·达尔文自传》中，有一段描述广为流传。当年轻的达尔文努力理解生物的进化过程时，他的真知灼见是如何突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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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8年10月，也就是我开始系统研究 15个月以后，当我读书自娱时恰巧拿起了马尔萨斯的《人口论》。通过长期对动植物习性的观察，我发现在世界的各个角落里，都上演着生存竞争的大戏。于是我突然想到，在这种情形下，有利的变异往往会生存下去，而那些在环境中不具备优势地位的生物体则被毁灭。这一过程的最终结果就是新物种的形成。就在那一刻，我的新理论终于可以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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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牛顿苹果故事的进化论版本：马尔萨斯的观点从苹果树上掉下来，砸在了达尔文的头上。就这样，自然选择理论诞生了。之所以会出现这段顿悟故事的版本，一部分是源于自然选择理论本身的简洁与优雅。与那些在技术层面更加复杂的科学突破理论相比，关于进化论的基本理论就该是在一个灵光闪现的瞬间突然“跳入”达尔文的大脑中的。据说，达尔文最坚定的支持者赫胥黎在第一次听到自然选择理论的相关论断时，曾脱口而出：“我居然没有想到这一点，这是多么的愚蠢啊！”达尔文发现的这一理论在学术史上也有另一个复本，正复本之间同样呈现出一种奇妙的对称之美。因为，在达尔文创立自然选择理论几年以后，当阿尔弗雷德·拉塞尔·华莱士（Alfred Russel Wallace）[1]独立得出自然选择的相关理论时，也曾声称他的理论突破同样是受到了马尔萨斯的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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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约一个世纪的时间里，马尔萨斯的顿悟都是达尔文创立相关理论的来源，并且这一说法一直被当作一个权威版本。但是，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一位名叫霍华德·格鲁伯（Howard Gruber）的心理学家和历史学家决定重新细读达尔文在创立相关理论以前的大量笔记，希望能找到真正的答案。他希望能重建达尔文在1838年秋天创立理论之前，在他大脑里进行的思考推断、信息拼组和脑内辩论的奇妙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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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鲁伯从达尔文的笔记中得出的结论与达尔文在《自传》里讲述的情形截然不同。在笔记中，达尔文清楚地记录着马尔萨斯顿悟的出现时间是1838年9月28日。但是格鲁伯发现，达尔文理论的各个核心要素早在马尔萨斯顿悟出现之前就已经记录在他的笔记里了。达尔文在创立理论前，就已经掌握了生物变异的重要性；自然选择与人工选择两者之间的区别；不同物种之间为了生存而进行的竞争；不同物种之间存在的具体生理联系；生物进化需要漫长的时间等基本知识点。这些内容自1837年开始就在达尔文的笔记中详细地论述过。达尔文并非无法将已经齐全的拼图碎片放在正确的位置上。因为，从达尔文的笔记中可以发现一点，在马尔萨斯顿悟出现的几个月前，达尔文曾经写了几个小节近乎完整地对自然选择理论进行了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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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好在达尔文阅读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前一年，他就在笔记中做了如下的速记：“在漫长的时间里，每一种动物都会繁殖出上万种不同的变体（各种变体的产生可能是因为环境的关系），然而，只有那些更加适应所处环境的变体才能得以生存下来。情况是不是这样的呢？”如果想要对达尔文的这种推论做一些完善和加强，并得出一条正确的自然选择理论，只需要对他的理论公式做一些细微的调整就行了。适应良好的物种之所以存活下来，是因为这类物种在繁殖优秀后代方面占据了绝对优势。但是，因为某种原因，达尔文并不知道他已经接近了问题的答案，而后又继续研究了一年，才认为“我的新理论终于可以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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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在著名的马尔萨斯顿悟之后，达尔文似乎还是不能完全掌握由自己所创立的自然选择理论。9月28日的一节日记显得特别兴奋，而且似乎正在思考衡量这项理论的基本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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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在远比25年短的时间里以几何级数增加……这种嵌入式增长的根本原因可能是为了产生一种适当的人口结构，从而可以适应环境的各种变化。在形式上，马尔萨斯展示的是人口密度对人类能量的最终效应（凭借意志力）。我们也许可以说，因为自然环境的要求，有一种类似于十万根楔木的力量，试图将每种适应的结构嵌入自然经济的空隙中，或者将那些弱者挤出去，形成新的结构“空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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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随后的几天、几周里，达尔文并没有在笔记里记录下自己在这一研究问题上已经取得的分水岭式的新突破。格鲁伯注意到，就在第二天，达尔文写了一篇长日记，论述灵长类动物的性好奇问题。这一论述显然与他的新发现没有半点关系。一个多月之后，达尔文才最终找到了自然选择理论的关键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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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一切意味着，我们不能确切地认为，达尔文恰好就是在1838年9月28日那天，突然想出了自然选择理论。我们最多可以这样认为，在1837年的夏天，达尔文开始做研究时，他的大脑里还没有完全抓住这个想法；而在1838年11月，这个想法在他的大脑中终于形成了。这并不是说历史记录中存在着缺憾。而是说，要明确无误地指定达尔文想到自然选择论的具体时间是相当不容易的，或者说是不可行的，因为这一想法并非是瞬间出现在他的大脑中的，而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像波浪一样，渐渐地流进他的思维意识里。在达尔文阅读马尔萨斯的著作之前的几个月里，我们也许可以认为，他的大脑里已经出现了自然选择理论的相关思考，只是他还无法对这一个问题作出完整的回答。这就是灵感慢慢地孕育和成熟的过程：灵感偷偷地出现，一小步一小步地前进，直到完全出现在人们的视野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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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达尔文为了科学研究而进行的另一个旅行故事中，这种灵感孕育的过程再次出现了。在达尔文乘坐“小猎犬号”的航行中，他在加拉帕戈斯群岛（Galapagos Islands）进行了大量的观察和调查，积累了很多的研究素材。有一点可以肯定，达尔文在加拉帕戈斯群岛发现的相关物种之间的差异性，如达尔文雀（Darwin’s finch）或加拉巴哥雀，是他在探索自然选择理论时的主要依据。但是，在1835年10月，在达尔文的航行笔记里，没有一个章节提到过与后来将要令世界得到新改变的自然选择理论相关的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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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在达尔文所记录的大量航行日记中，绝大多数都是从地质研究的视角切入的，侧重于研究地质学家莱伊尔（C. Lyell，1797—1876）提出的均变论（uniformitarianism），而不是研究加拉帕戈斯群岛的那些鸟类和爬行动物（在对达尔文日记内容做的一次统计中发现，其中关于地质学的记录有1 383页，而关于生态学的记录却只有368页）。他确实以一个博物学家的视角写过不少考察日记，但是，所有与“小猎犬号”航行相关的分析与思考都是出于地质学研究的需要。对于作为生物学家的达尔文来说，他的加拉帕戈斯群岛之行只是起到了积累研究材料的作用。但是，作为地质学家的达尔文，则有意识地对自己收集的研究材料进行了处理、分析和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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