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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创意的诞生：创新自然史 [:1701089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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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创意的诞生：创新自然史 结语 第四象限，伟大创意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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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调，重新划分美国社会与政治版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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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格兰街（Grand Street）和摩根大道（Morgan Avenue）交汇处的一个角落里，布鲁克林区的威廉斯堡（Williamsburg）街区显得有些冷清。那里矗立着一栋五层楼的建筑，采用的是一个世纪前备受工业设计师们青睐的罗马式建筑风格。现在，它改头换面，成为20多个年轻人的聚居之地，处在纽约最繁华的一个街区边缘，里面是一些小型企业，大多是信息产业。一个世纪前，这栋建筑只有一个租客：萨基特–威廉姆斯印刷公司（Sackett-Wilhelm Lithography Company）。如果你站在它位于格兰街的前门，或细看一楼窗口的酒吧和装货平台上的涂鸦，没有什么能显示这里的历史意义。但它的确是有历史意义的：萨基特–威廉姆斯印刷公司在此配备了一台新型机器，它对于改变人类居住模式的贡献，可能是20世纪除汽车以外所有发明中最为显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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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2年，萨基特–威廉姆斯印刷公司的彩色出版物打印业务收益颇丰且在持续增长，其中就有广受欢迎的幽默杂志《法官》（Judge）。但是，他们遇到了一个烦人的难题：空气。湿度的微小变化都会使打印过程变得复杂：纸张吸收漂浮在工厂空气中的水分就会胀大，墨水流动速度不一，风干的过程也变得缓慢。潮湿的天气会更加拖慢整个生产过程，萨基特–威廉姆斯的主管们很难向客户承诺可靠的交付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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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发明了火，人类就开始人为地调节空气温度。19世纪见证了机械加热系统的成长趋势。为了降低室内温度，少数来自异国的方案早已在尝试当中，但所有方案都是让大量冰块冷却空气（位于曼哈顿的麦迪逊广场电影院［Madison Square Theater］每晚要使用4吨冰块，他们的顾客才能忍受炎热的夏日夜晚）。但那些方法都不能解决湿度问题。受到1900—1901年连续两年的热浪侵袭之后，萨基特–威廉姆斯的业主们开始联系水牛公司（Buffalo Forge Company）在纽约的办公室，该公司专门为大型产业提供机械加热系统。既然他们是空气升温方面的专家，那么能否让空气的湿度降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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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咨询实在恰逢其时，因为水牛公司的创始人威廉·文特（William F. Wendt），正好听从了一位年仅25岁、却野心勃勃的电气工程师的要求，建立了一项“研究计划”。通过这一计划，这位名叫威利斯·开利（Willis Carrier）的电气工程师就可以开展更多高风险项目。要解决降低湿度这种问题，开利的实验室正是绝佳的研究基地，开利兴致勃勃地投入到了这个项目当中。在同事提出的一些方案失败之后，开利遵循自己的直觉，建立了一个奇妙的装置：让冷水流过加热的环形管道。这种环形管道通常被用来传导蒸汽。通过参照气象局的露点温度表，他建立了一个系统，可以将空气降温至那个会产生55%湿度的露点温度，而这正是萨基特–威廉姆斯公司需要的理想湿度。到了1902年夏末，一套由开利设计的系统，已经在萨基特–威廉姆斯的工厂里进行运作了。它从自流井中取水，并由一台氨冷却系统提供额外的冷却作业。在炎炎夏日，这个系统24小时的降温效果就相当于50吨冰块融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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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几年，开利对他的系统做了进一步完善。为萨基特–威廉姆斯设计的系统已经取得了成功，不过钢铁管道使用一段时间后容易生锈。一天晚上，他在费城等火车，看到浓雾席卷站台时，突然灵光一闪。他可以把空调系统做成一个微型雾化机器：让空气通过装置内部的水雾，将水本身当作冷凝表面。由于分子之间具有牢固的氢键，水雾中的水蒸气分子会将空气中的水分吸引出来，这样既调节了湿度，又解决了生锈的问题。（开利在其自传中写道：“水不会生锈。”）开利于1904年9月为他的“空气调节装置”申请了一项专利。进入1906年的第二天，这项专利正式属于他。不久以后，开利和几名同事从水牛公司辞职，随后创立了开利工程公司（Carrier Engineering Corporation），专门制造空气调节系统，即现代空调的前身。这份买卖让开利成了富豪，同时也让空调实现了由好奇心的产物到奢侈品再到普通家用电器的转变。2007年，开利公司已成为联合技术公司（United Technologies）的子公司，其销售额达到150亿美元。由于开利的奇思妙想，20世纪下半叶，美国民众掀起了迁往阳光地带和南方腹地的宏大移民潮。在空调普及前，这些地方的气候是让人难以忍受的。毫不夸张地说，开利的创意重新划分了美国社会与政治版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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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个象限最能产生优秀的创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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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利的故事是现代创新的典范。一个富有智慧的个体工作于一个私人实验室，受到远大抱负和财富梦想的激励，突发奇想，然后改变世界。没错，真正的故事稍微复杂一些。他本来是想调节湿度的，而非要对温度进行研究；最终的解决方案也花费了数年时间，才得以确立；他的一些技术方案也是建立在前人的创意上。但是，这未免吹毛求疵。开利的故事符合天才企业家的经典模型。我们在前面章节提到的模式，它几乎都没有：没有液态网络（如果水雾排除不计）；没有咖啡馆的功能变异；也没有显著的错误。最后还成功地取得了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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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都不可避免地指向一个问题：威利斯·开利是不是特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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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确实存在着政治和社会风险，因为市场资本主义视为无与伦比的创新引擎，长期以来一直依靠像威利斯·开利创造的冷却装置这样传奇的故事，作为其信念的基石。[1]计划经济本质上体现的是层次而非网络，这意味着新型创意必须先得到当局的认可，才能在社会上传播。相比之下，市场经济则会允许创意遍地开花，任意播撒。用现代的科技术语来说，市场促使创新在网络边缘蓬勃发展。计划经济则更像互联网出现前的大型计算机系统，每个参与者都必须从中央主机处获得授权，才能开展新工作。20世纪90年代，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von Hayek）发表了具有重大影响的论证，内容是关于市场经济价格信号的重要性。当时，他观察到一个相关的现象：市场的分散定价机制让企业家可以自行评估其创新的相对价值。如果你设计出一个有趣的新型装置，你不需要苦苦说服某个政府委员会去相信它的价值。你只需找买家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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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着开利的创新模式，整个制度和法律框架已然建成，更不必说传统智慧早已根深蒂固。但是，如果他是例外而非常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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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这样一个复杂的问题主要有两种方法。你可以深入研究一个故事，设法说服听众，让他们相信它代表着广泛的社会现实（这就是我在之前两本书中，叙述约翰·斯诺和约瑟夫·普利斯特里的故事，以及塑造他们工作的创新环境所采用的策略）。这种方法的优势在于，你可以非常详尽地考查一个案例。劣势是受众必须相信你选择的案例确实具有广泛的代表性。第二种方法我在本书前面的章节使用过，即围绕许多轶闻建立论点，轶闻可以取自不同背景、不同历史时期。这种轶闻式的方法牺牲深度以换取广度。而且，也难免有择优挑选之嫌。如果相对1个蒂姆·伯纳斯–李，存在着100个威利斯·开利，那么将蒂姆·伯纳斯–李的故事串联起来根本不能证明什么（事实上，这样做很可能是误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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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避免案例研究和趣闻分析的潜在扭曲，你需要透过单一的镜头看整个创新领域。不能只通过研究其自传的亮点，就认定威利斯·开利异乎寻常，而是需要一个更广阔的视角。因此，我们不妨利用创新历史的可用数据，开展一项实验。选取过去600年间，大约200项最重要的创新作为研究对象，从古腾堡的印刷技术开始，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到空调的发明，再到万维网的问世，将每项成就都划分到图1的四个象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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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创新的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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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组织内部的某个协作型小团队，或者更高级的独立发明人负责的创新划分为“个体”型。通过集体化、分布式的流程发展，由众多团队共同完成的创新划分为“网络”型。发明人计划直接从销售和专利授权中获利的划分为“市场”型；希望其创意免费流入信息域的属于“非市场”型。四个象限归类结果是：第一象限表示私企或个人创业家；第二象限表示多家私企相互影响的市场；第三象限表示免费分享创意的业余科学家或爱好者；最后，第四象限表示资源共享或学术性的环境，可以通过大型、协作式网络建立或改造创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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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长远的角度能帮助我们回答前面的问题：威利斯·开利的创新模式有多普遍？[2]哪个象限产生好创意的记录最为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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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象限的代表人物是开利，他独力推动空调的发明，并且有明确的商业企图（古腾堡也属此列）。第二象限的一个例子是真空管，它的发明牵涉一个分散化的网络，其中有数十个关键参与者，包括李·德福雷斯特。他们几乎都是在大型企业任职的专利企业家或科研人员。蒂姆·伯纳斯–李发明的万维网属于第三象限。而万维网本身则属于第四象限，因为这一工程的建造涉及公共领域广泛的个人和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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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注意的是，这些分类并不反映发明的累积特性。伯纳斯–李需要网络的开放平台，以使他的超文本系统风行于世，因此参与建立阿帕网（ARPANET）和TCP/IP的众多个体，都应被视为万维网的重要贡献者。假如那些平台为少数人专有——例如，通过设置平台开发特权，收取专利费，伯纳斯–李也许就不会创建万联网，或者它只是一个额外项目，他的上级对此一无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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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创意建立在前人的基础上。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每一项重大的发明本质上都是集体成果。不过，为了明确界定，不可在此处过多纠缠，以免模糊了“个体”和“网络”之间的界线。不错，古腾堡从葡萄酒制造者身上借鉴了螺旋压榨技术，但是印刷术作为集体成果，却显然与万维网有很大的区别，所以古腾堡和伯纳斯–李被划分在“个体”这个范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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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些分类，并不存在切实可行的数学公式。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它们都牵涉主观性的因素。但是我认为，就整体而言，它们也揭示了一个有趣的模式。它让我们可以从数据中得到启发。我们习惯于以这种浓缩、延时的方式，看待特定的历史进程，通常着眼的是人口发展的进程。我们观察图表揭露出来的城市、市场，或国家的人口增长情况，图表以一个世纪为一个时间段。通过这些延时的视角，发现了一些隐藏的真相，而这却是现时的调查或者个别的叙述所不能办到的（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对达尔文和华莱士都有极大的启发作用，为世人提供了对那种特殊影响的早期解读）。不过，我们很少以这种方式衡量文化变革。历史上众多的观念一如达尔文发表《物种起源》之前的漫长岁月：分析单一物种，描述其关键特征，再将它放入适宜的类别。通过这种途径，我们可以很好地理解某个创意在某个时刻形成的原因。但是，如果你想要解决这一链条上延伸的问题，比如好创意如何产生，就需要从不同的角度思考了。趋近以计算藤壶的数量是可以的，不过有时却要把镜头拉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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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运用这个方法时，其实是借用了文史学家弗朗哥·莫雷蒂称为“远读”（distant reading）的一种技术。在过去10年出版的一系列具有影响力的书籍与文章中，莫雷蒂打破了传统的英语专业采用“细读”（close reading）的方式，对个人文学作品进行详尽地分析。是否带着疑问去细读是无关紧要的，这是针对艺术家非凡的天赋或政治化解构的一种老派的称颂——你可以仔细阅读文字，以发现作者的才干，或揭露他潜藏的同性恋倾向。但在每次细读时，你所分析的每一句话都是一个潜在的数据点。（“实际上，”莫雷蒂写道，“这是一场神学运动——十分认真、庄严地对待极少数的著作。”）远读采用全局预览文学景观的方式，寻找口口相传的历史故事中影响更为深远的典范。在一则典型的、具有创造性的分析中，莫雷蒂跟踪1740—1915年间，英国流行小说的风格演变，针对叙事形式的广博分类——间谍小说、流浪汉小说、志异小说、航海故事、推理小说以及许多其他的独特形式，绘制了英国文学生态系统中优势种类的生命周期，如图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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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远读的方式能够领会在段落和页面、甚至整本书的范围内都完全见不到的典范。即使你阅读过许多银叉小说和教养小说，也看不出莫雷蒂的图表中所揭示的最惊人的事实：不寻常的、相似的生命周期，使得形式的多样化达到惊人的平衡，莫雷蒂将此归因于潜在的更新换代。每25~30年，新的流派占据了优势地位，新一代的读者会搜寻新的文学惯例。如果你想要理解单一作品的含义，务必要进行细读；但如果你对文学系统的整体特性感兴趣，如其本身的创新模式，有时你必须远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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