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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殿堂的中国古代科技史（上） [:1701094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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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民之本——中国古代的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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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人培根（Francis Bacon, 1561～1626）有言：“历史使人明智”，但历史也有犯错的时候，昆虫学家法布尔（Fabre, 1823～1915）说：“历史赞美把人们引向死亡的战场，却不屑于讲述使人们赖以生存的农田；历史清楚知道皇帝私生子的名字，却不能告诉我们麦子是从哪里来的。这就是人类的愚蠢之处！”翻开历史，几乎世界各国、历朝列代都将农业放在优先发展的位置，可是当人们填饱肚子之后，似乎就把农业给忘记了。然而，历史并不只存在于史书之中，在文字的背后，农业对于历史的影响清晰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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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农业看中国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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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自古以农立国。蒙读课本《千字文》中有这样的话：“治本于农，务兹稼穑，俶载南亩，我艺黍稷，税熟贡新，劝赏黜陟。”农业是历代统治的出发点，它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进程。中国历史上的一些重要阶段和重要转折点都能看到农业的影子。如果说中国文明在世界各大文明中，是历经数千年唯一没有中断、至今仍然在蓬勃发展着的灿烂文明，那么，农业在其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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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黄被视为中华的人文始祖，但对于一些自称炎黄子孙的人来说，他或许不知，“炎”指的是炎帝（如图1所示），有一说炎帝又称神农氏，乃农业始祖，故又称为“先农”；“黄”指的是“黄帝”，相传黄帝元妃西陵氏“嫘祖”（如图2所示）为蚕桑始祖，故又称为“先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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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都熟悉大禹治水的故事，感念大禹（如图3所示）为了治水在外十三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大公无私的精神，也赞赏大禹一改其先人壅堵的治水策略，改以疏导的方式，但最能体现古人聪明才智的措施往往被人们所忽视，这就是大禹在治水的过程中，把治水与农业生产结合起来，因势利导，因地制宜，发展生产，他曾“令益予众庶稻，可种卑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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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直接有文字记载的王朝，是当时世界上最发达的文明古国之一，是信史的开始。而这一切都得益于在河南安阳殷墟所发现的甲骨文。殷墟曾是商朝的首都，它的第一任国王是盘庚。在盘庚迁殷前商朝的国都曾经多次迁移，有历史学家认为，这跟商朝撂荒耕作的农业经营方式有关。因为在原始的耕作条件下，土地在连续耕种二三年后，就会出现地力衰落，必须开辟新地，而在一定的范围内难觅到新的可供开垦的土地的时候，就必须迁徙到新的地方重新垦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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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朝的“周”字，在甲骨文和金文中都跟农田有关（如图4所示）。周武王死后，周成王即位，相传成王年少无知，由周公姬旦摄政。周公告诫成王，不要贪玩，要“先知稼穑之艰难，乃逸，则知小人之依”，此后，“知稼穑之艰难”成为历代统治者的座右铭。周朝以后，国家与农业的关系越来越紧密了，汉语中社稷是国家的代名词，就是从周朝开始的。其中“社”为土地之神，而“稷”则是五谷之神。土地和庄稼构成一个国家的基础。当它们面临外来侵略的时候，战争也就不可避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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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的目的之一在于保护和发展农业生产，而农业也就成为战争工具之一。春秋时，地处长江下游的越国因饥荒向邻国吴国借粮，第二年，越国粮食丰收，他们精选了一些稻子还给吴国，并在稻子上做了手脚，使其看上去更加饱满，吴国被越国归还的稻子所吸引，第二年用作种子，结果颗粒无收，原来越国偿还的稻子是经过蒸煮处理过的，早已没有了生命的活力。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吴种越粟”的故事。战国时，黄河下游的东周想开发水田，发展稻作农业，但地处上游的西周却把水源控制起来，不让东周发展水稻生产。这就是记载在《战国策》中“东周欲为稻，西周不下水”的故事。历史上秦国商鞅变法，“奖励耕战”；三国时，曹操许下屯田、割发代刑；北宋初年，何承矩在宋辽边界蓄水种稻等，都是农战结合的重要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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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统一六国也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农业。“秦，伯益之后所封国，地宜禾。从禾，舂省。”伯益正是大禹时期主管农业的官员，以他对于农业的理解，加上秦所在的关中地区所拥有的得天独厚的发展农业的自然条件，使秦国的农业得到领先的发展。秦国所实行的商鞅变法，也是从农业开始的，“决裂阡陌，教民耕战”。秦国在农业技术方面也走在了其他国家的前面，“秦以牛（耕）田，水通粮”，积累了相当的实力，奠定了统一六国的基础。其最高统治者也深切体认到农业的重要性，因此，秦始皇在实行“焚书坑儒”时，也对农业科技进行一定程度的保护：“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横亘在中国北方的万里长城原本在于防止北方游牧民族的骑兵南下，同时它又正好和中国400毫米等降雨线及农牧分界线重合。修筑长城（如图5所示）的目的就在于保护内地的农业生产和人民的生命财产免受匈奴骑兵的侵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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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秦朝而起的汉朝，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强大的帝国之一，凭借着汉初几代帝王休养生息所积累起来的实力，汉武帝发动了全面的征伐战争，一度使国力空虚，直到晚年方才省悟过来，要发展农业重振国力，于是任命农学家赵过为搜粟都尉。当时的思想家们也在为发展农业献计献策，董仲舒（如图6所示）发现在孔子所修订的史书《春秋》中“他谷不书，至于麦禾不成，则书之。以此见圣人于五谷，最重麦与禾也”。因此，发展小麦和小粟等的粮食生产，也就成为汉代发展农业的重点。赵过为此发明了代田法及相关配套的农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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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的故事借助《三国演义》而家喻户晓。曹操“屯田许下”，奠定了统一北方的基础；可是当他挥兵南下，准备包举宇内时，却遭到了孙吴、刘汉的强劲抵抗，终成三国鼎立。从农业地理来看，孙刘联合抗曹，实际上也是两个水稻农业政权和一个旱地农业政权之间的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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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朝开凿的大运河沟通了南北的交通，促进了国家的统一，但更大的作用在于将南方生产的粮食漕运到北方，以维持国家机器和军队的日常所需。从唐代开始，就出现了“仰江淮以为国命”的事实，唐代古文大家韩愈说：“当今赋出于天下，江南居十九。”有数字表明，唐时每年从江南经运河运往京师的粮食为400万石，宋时则为600～800万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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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灭亡后，国家陷入四分五裂的局面，几番分合之后，在1126年再次出现南北分裂的局面。宋金对峙——以秦岭、淮河为界，这也是中国地理上800毫米年等降水量线，也是中国水旱农业的交界线。这条线以北，以旱地农业为主，以南则以水田农业为主。农业对于中国历史的影响于此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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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的南北分裂随着蒙元的崛起而结束。元朝虽然是个游牧民族建立的国家，但在体认到农业的重要性之后，元朝政府对农业的重视程度，和中国历史上的任何王朝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在不到100年的时间里，元王朝采取了许多重农措施，以修补农业民族和游牧民族的裂痕，仅著名农书在元代就出现了三部，这在历史上都是很少见的。但元朝的这些举措，仍然无法克服两大民族之间的矛盾，元后期，繁重的赋税徭役，加重了农民的负担，破坏农业生产的基础，从而导致了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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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徐光启（如图7所示）被誉为是中国近代科技的先驱。但他从事科学研究的目的在于“广其术而以之治水治田之为利巨、为务急也”。也就是为农业服务。门人陈子龙在总结徐光启科学研究的旨趣时说：“其（指徐光启）生平所学，博究天人，而皆主于实用。至于农事，尤所用心。盖以为民生率育之源，国家富强之本。”于此可见，农业在一个士人心目中的分量，它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中国科学的方向，也就是强调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