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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殿堂的中国古代科技史（上） [:1701094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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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讲 中国栽培植物的起源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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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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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农业大国，在漫长的岁月中，中华民族充分显示了自己的聪明才智，在生存的这片辽阔的土地上，用勤劳的双手培育出了众多颇具中华文明特色的栽培植物，使我国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栽培植物起源中心之一。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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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农业发端很早，大量的资料表明，我国是世界上最重要的栽培植物起源中心之一。上个世纪30年代，苏联著名遗传学家和植物地理学家瓦维洛夫（如图2.1所示）〔10〕根据苏联和美国收集的有关植物地理学和遗传学的资料，将世界划分为8大栽培植物起源中心〔11〕，中国被认为是最重要的起源中心。他认为，在所有植物起源中心中，中国中心是种类最多的。指出：“在它特产种类的富有上和在它的栽培植物的潜在种属的程度上，中国在所有的植物形式起源中心中特别突出。而且它的各类植物一般由极多的亚类及遗传形式所代表。……我们假如更进一步把除了栽培的植物以外在中国用为食物的野生植物的繁多的数目也考虑进去，我们便更能了解多少亿的人口如何能在中国的大地上生存下来。”〔12〕这位学者所作的研究，在今天看来，有许多不足，但上面那段话却是很有道理的。曾组织过对华作物引种的柑橘育种专家、前美国农业部外国作物引种处的施温高（W.T.Swingle 1871～1952年）（如图2.2所示）也指出，中国作物种类是欧洲的10倍，美国的20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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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成为全球最重要的栽培植物起源中心绝非偶然。主要原因可以归结为两个方面，一个是自然方面，我国地域辽阔，存在多种多样气候条件和复杂多变的地形地貌，为众多的植物种类繁衍生存提供了良好的自然条件。丰富的植物种类为生活在这块大地上的我国先民的作物驯化工作提供了更多的选择。经过长期的观察、利用，我们的先人驯化了适应环境、符合生产生活所需的栽培作物，为自身的农业文明奠定了基础。另一个是人文方面，我国的农业发端很早。众所周知，栽培植物的起源是与古老的农业文明伴生的。人们开始管理、栽培原先野生的植物，促成了植物的驯化。长期的农业实践产生的作物驯化累积效应，很自然就在种类的丰富上体现出来。另外，在长期的民族融合中，各民族驯化作物的累积，也使栽培植物的数量发生累积而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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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古代农业促成栽培植物不断丰富的原因还在于，以农业种植业为主要生产方式的我国古人强调土地利用的效益（通常称为“尽地利”）和防灾思想。为了充分利用土地，他们不断地培育新的作物种类，以便各种土地都能栽培合适的植物，以获得更多的收成。与此同时，我国古人讲究栽培作物多样性，以防止突发的气候灾害和虫灾可能使某种作物绝收或歉收带来的严重后果。战国初期，著名思想家李悝指出种谷“必杂以五种，以备灾害”反映的就是这样一种思想。正因为注意栽培植物种类的多样化，诚如已故著名农史学家石声汉教授指出的那样，我国没有因为农作物种植不当引发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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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农作物种类繁多的原因除强调驯化新种外，还有善于引进吸收的原因。育种创新和引进吸收两种方法的齐头并进促进了我国栽培植物发展的与时俱进和不断丰富。这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以农业种植业为国家基础这样一种文化，长期以来已经深入人心。从统治者到一般民众都非常重视新的高产作物的寻求。这也就很好地诠释了宋真宗寻找占城稻等稻种，明陈振龙等人从南洋带回甘薯，清代康熙推广御稻和清末商人从东南亚引种橡胶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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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我们祖先热衷于引种新作物的热情，很容易让人联想美国第三届总统、独立宣言的主要起草者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公元1743～1826年）说过的这样一句话：“给他的文化增加有用的植物是可以提供给国家的最伟大服务。”他的话也充分强调了植物资源对于一个民族或国家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意义。只不过，我们的先人早就认识到这一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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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国的栽培植物和引种成就，美国著名人类学家劳费尔（B. Laufer, 1874～1934年）在20世纪早期有过这样的评价：“中国供给我们无限的有用材料，使我们能够写出一部细致的关于人工栽培的植物的历史……中国人的经济政策有远大的眼光，采纳许多有用的外国植物以为己用，并把它们并入自己完整的农业系统中去，这是值得我们钦佩的。中国人是熟思、通达事理、心胸开豁的民族，向来乐于接受外人所能提供的好事物。在植物经济方面，他们是世界上最前列的权威。中国有一独特之处：宇宙间一切有用的植物，在那里都有栽培。当然这些植物的采纳和吸收的过程是一步步进行的。”他的评价无疑是颇为中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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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我国先秦的重要栽培植物及起源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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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黄河流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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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发掘的史实表明，农业在我国有非常悠久的历史，由此形成的栽培作物也带有明显的地区文化特色。黄河流域是我国耐旱作物和温带栽培作物的发源和分化中心，其中最重要的谷类作物当属稷（粟）。这是一种适于黄土高原及其附近地区粗放栽培、耐旱的粮食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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稷是古代黄河流域最重要的粮食作物之一，它也叫粟，又称谷子，《说文解字》中称之为“五谷之长”。从距今约8000年左右的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出土的粟遗存和河北武安磁山等地新石器遗址出土的遗存来看，黄河中下游栽培粟至少有8000年的历史。发源于那一带的周人把稷直接当作远古祖先的名称，传说中他曾任尧舜时代的农官，后来逐渐演化为五谷神。稷见于史籍的记载也很早，无论在殷墟出土的甲骨文，抑或孔子删定的《诗》中都多有相关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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稷曾是我国先秦很长一段时间最重要的粮食作物。《左传》中只要粟麦歉收，书中都会当作国家大事记载，说明它在当时依然在粮食生产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正因为如此，由“谷”后来又发展出“五谷”和“谷物”这两个作为粮食作物总称的集合名词。春秋以后，国家的代名词社稷就是土地神“社”和五谷神“稷”的合称。不难看出稷在古代人们心目中的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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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稷外，经中亚传来的小麦是一种重要粮食作物。战国末年，这种粮食作物的栽培已经很普遍。不过在此前，它的重要性还未能和粟相比。后来小麦的重要性日益突出，是与生产工具的改良，水利事业的发展和耕作水平的提高相适应的。当时豆类的重要性也很突出。早期大麻也曾作为收获种子的粮食作物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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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蔬菜作物中，由考古资料和《诗经》等文献来看，先秦时期黄河流域的种类已经不少，其中包括芜菁、萝卜、葵、芥、苋、韭菜、萱草（真金菜）、葱、蒜、薤、木耳，和用来调味的花椒（秦椒）及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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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粮食作物中的粟类似，当时黄河流域的蔬菜以耐粗放栽培的葵菜（如图2.3所示）（现在叫冬寒菜）和芜菁为多。葵是先秦时期黄河流域中下游地区的重要蔬菜，不仅见于先秦各种文献，《周礼》还记载葵制品用于祭祀，足见葵在蔬菜生产中的地位。另外，葵菜含有黏液质，煮后鲜嫩滑腻，口感不错。汉民族煮菜喜欢滑腻，很可能与早期葵的食用有关。芜菁既可当作蔬菜，又可在粮食不足的时候当主食。西安半坡的新石器遗址曾出土过芜菁籽，在早期的农业社会中具有异乎寻常的重要性，即使在秦以后，仍常被当作救荒植物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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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有关史实来看，我国黄河流域的人们很早就开发了以蔷薇科为主的一批温带果树。其中有桃、李、梨、杏、樱桃等蔷薇科的果树；此外还有板栗、枣、核桃等也起源于这里。其中桃、李、梨这类果树在人们日常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它们逐渐被用作文化方面的表征物。以桃为例，它在古代社会常作为美好事物出现，如桃符、桃剑、寿桃、桃花源、桃花坞，甚至桃花运等等。板栗、枣是我国北方重要的木本粮食（如图2.4所示），在春秋战国时期曾有重要地位。《战国策·燕策》记载：“燕……北有枣栗之利，民虽不田作，枣栗之食足食矣”。到了汉代这种情况继续存在。《史记·货殖列传》记载，“燕秦千树栗，其人与千户侯等”。足见那时该地区对栽培这种果树之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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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是很有中华文明特色的作物之一（如图2.5所示），栽培种有白桑和黑桑等不同类型。早期它可能作为一种果树被人们所注意，后来因为在其上发现野蚕才被人们作为饲料植物栽培，进而被我国各地广泛栽培。除养蚕外，在封建社会还经常将桑树作为备荒的植物大量栽培，原因是桑椹可以食用或晾干当干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