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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逻辑实证主义科学哲学思想的历史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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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哲学中的逻辑主义学派，包括罗素本人，后来都逐渐认识到了逻辑主义的代表性著作《数学原理》中仍然存在不少缺陷和困难，同样，维也纳学派的研究规划在实施过程中也暴露出了不少问题，更有不少学者从各个不同角度对逻辑实证主义（乃至一般意义上的经验主义）的基本立场提出了直接批评。这在某种意义上标志着科学哲学的研究已经逐步摆脱逻辑实证主义的框架，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人们往往将这种以维也纳学派作为直接批判对象，或是以此作为直接基础的科学哲学研究，称为“后实证的科学哲学研究”），对此我们将在下面作具体介绍。这里首先围绕卡尔纳普在这方面的工作对逻辑实证主义科学哲学思想的历史演变作简要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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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总体上说，逻辑实证主义科学哲学思想的历史演变有两个主要特征：第一，经验主义立场的不断软化（或者说，“经验主义的自由化”［the liberalization of empiricism］）；第二，科学哲学的不同定位，包括究竟什么应成为科学哲学研究的主要目标。应当指出的是，这事实上也可以看作哲学乃至一般学术研究的一个普遍特征，即随着研究工作的展开必然有一个逐步明朗、不断充实和不断调整的过程。例如，如果以科学活动作为直接的对象，就直接涉及到了科学发展的模式，事实上这也正是“后实证的科学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详见第五讲第二节和第六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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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纳普在其《自传》中说：“我一生对语言现象感兴趣……不过我的兴趣主要不在于用语言描述事实方面，而在于对语言进行理论的构造和使之系统化。”（《卡尔纳普思想自述》，第108页）这体现了其全部研究工作的一个重要特点。美国著名哲学家奎因的评论则可以让我们清楚地了解卡尔纳普在这方面的特殊重要性，事实上这也是我之所以选择以卡尔纳普为代表来对逻辑实证主义科学哲学思想的历史演变作简要介绍的主要原因：“他［卡尔纳普］是不满足于仅仅断定科学可以还原为直接经验的词语，而是对于实行这种还原采取了认真的步骤的第一个经验论者。”（奎因，《从逻辑的观点看》，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第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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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纳普在《世界的逻辑构造》（1928）一书中为自己所设立的任务，就是要发展这样一种语言，其中只包含最狭窄意义上的感觉材料，并具体指明如何在这样一种语言中把全部（至少是大部分）科学命题重建出来，也即把有意义的科学陈述逐句地翻译成感觉材料的语言。对此奎因也曾评价道：“卡尔纳普在一系列的构造中十分巧妙地利用现代逻辑的一切手段，成功地给一大批重要的附加的感觉概念下了定义，要是没有他的构造，人们做梦也不会想到这些概念是可能在如此薄弱的基础上下定义的。”（同前，第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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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我们不可能也不需要对卡尔纳普的工作作全面介绍，而只是集中于其基本立场与研究思想的发展或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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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经验主义立场的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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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卡尔纳普或是整个维也纳学派，都曾对于“科学的逻辑重建”这样一个目标的实现充满了信心，当然，他们也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一工作的艰巨性和长期性。例如，卡尔纳普本人就曾明确地强调了《世界的逻辑构造》的尝试性质：“在该书中我强调，我在构造体系方面的所有细节设想都是尝试性的。我相信，构造体系的建议将很快地促使其他人对整个体系或某些个别观点作出新的尝试或改进。而倘若我本人的著作很快地被更好的体系以这种方式所代替，我一定非常高兴。”（《卡尔纳普思想自述》，第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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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随着研究工作的深入，一些更为深刻的变化还是不可避免地发生了。例如，卡尔纳普写道：“几年之后，我发现在建立一切科学概念的体系方面，一种物理主义的基础较之一种现象主义的基础更为合适。因此，我开始对《世界的逻辑结构》一书中关于建立体系的那些特殊问题失去了兴趣。”（同前，第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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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就从五个方面对卡尔纳普在科学哲学思想与基本哲学立场方面的重要变化作简要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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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由“现象主义”到“物理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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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卡尔纳普在“科学的逻辑重建”这一方向上所发生的一个重要变化，即认为物理主义的基础较之现象主义的基础是更为合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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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主义”认为，我们应当以感觉材料作为世界构造的直接出发点或最终基础；但是，直接经验显然从属于各个个人，从而也就与科学的客观性构成了直接冲突，或者说，这不可能成为整个科学的可靠基础。正因为此，卡尔纳普后来就更加倾向于“物理主义”，在他看来，“物理主义语言的最重要优点之一”是：“这种语言具有主体间的交流性，也就是说，它原则上能够使所有使用这种语言的人都观察到为这种语言所描述的事件。”（同前，第81页）由此可见，卡尔纳普的这一转变主要也就是试图以“主体间性”为科学结论的可靠性提供必要的保证：这时判断命题真伪的基础已不再是个体的直接经验，而是共同的观察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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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由“证实”（verification）到“确证”（confi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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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转变所涉及的主要是这样一个问题：经验事实是否足以证实经验法则？这还直接关系到了所谓的“归纳问题”。事实上，早在18世纪，英国著名哲学家休谟就已对归纳法的有效性提出了直接的质疑（正因为此，人们往往就将归纳问题称为“休谟问题”）。因为，即使我们在先前已经找到了众多的“正例”，显然也不足以保证经由归纳得出的普遍性结论的真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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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素就曾举过一个关于“归纳主义者火鸡”的有趣故事：在火鸡饲养场的第一天，一只火鸡发现，上午9点给它喂食；作为一个卓越的归纳主义者，这只火鸡并不急于作出结论，而是等着收集有关上午9点给它喂食这一事实的大量观察。而且，它是在各种情况下进行这些观察的：在星期三和星期四，在热天和冷天，在雨天和晴天。它每天都在它的记录表中加进一个新的观察陈述。最后，它的归纳主义的良心感到满意，从而通过归纳得出了结论：“总是在上午9点给我喂食。”然而，在圣诞节前夕，人们却没有给它喂食，而是把它宰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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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是否可以依据归纳法在先前总是获得成功这样一个事实来为归纳法作出辩护呢？休谟指出，这事实上已陷入了循环论证，因为，以上的论证事实上就是归纳法的一种应用。[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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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由于在归纳法有效性问题上所面临的困难，维也纳学派在自己的科学哲学研究中出现了由“证实”到“确证”的重要转变，而这事实上可以看作其经验主义立场“软化”的一种表现。正如卡尔纳普所指出的：“如果证实的意思是决定性地、最终地确定为真，那么我们将会看到，从来没有（综合）语句是可证实的。我们只能够越来越确实地验证一个语句。因此我们谈的将是确证问题而不是证实问题。”（卡尔纳普，“检验性和意义”，载洪谦主编，《论逻辑经验主义》，商务印书馆，1982，第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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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纳普曾希望建立归纳的概率解释，对此可以大致描述如下：正例的发现虽然不足以保证相应的普遍性结论必然为真，但其为真的可能性因此增大了。也就是说，“同每一个陈述或每一个综合陈述相关联的都有这样独特的一类可能的感觉事件，其中任何一个的发生都会增加这个陈述为真的可能性，也另有独特的一类可能的感觉事件，它们的发生会减损那个可能性。”（奎因，《从逻辑的观点看》，第38页）但是，对于这种“归纳的概率解释”，后来也有人提出了直接的批评（详见第三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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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由完全的还原到间接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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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转变主要关系到了这样一个问题：维也纳学派原来所主张的每一科学概念与命题向直接经验的化归是否可能？这也就是所谓的“彻底的（完全的）还原（或化归）”。因为，按照维也纳学派原先的立场，如果一个词项不可能借助于直接经验得到建构，所有包含这一词项的命题就都应当被看作无意义的，从而也就应当被排除出科学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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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实践体现，这种彻底的还原主义立场也是行不通的，因为，各门学科都有一些特有的抽象概念与命题无法用物理语言来描述，从而我们就必须由彻底的还原主义转变到较弱的、间接的还原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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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强调的是，上述的转变事实上也就意味着已将分析的着眼点由各别的具体概念和命题转变到了整体性的科学语言的建构。按照卡尔纳普等人的观点，这正是所谓的“经验主义语言”的一个主要特征，即其同时包括有两种不同的语言：观察语言和理论语言。卡尔纳普写道：“我比较喜欢这样一种构造形式，在这种形式中，整个语言由下述两部分组成：其一是被人们假定为可以完全理解的观察语言；其二是这个网络体的理论语言，而对理论语言的部分解释是由符合［对应］规则所提供的，这些规则使我们能够从一个语言的语句中引申出另一种语言的语句来。这些规则仅仅包含理论语言词语和语句的一个特殊的类，认识到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卡尔纳普思想自述》，第1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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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地说，除去逻辑常项外，观察语言的基本词汇即是所谓的“观察词语”，这些词语标示可观察的对象或过程，以及这些对象的可观察属性或关系。因此，观察词语的意义就是十分清楚和明白的。与此相对照，那些不能用观察词语明显地加以定义的基本词汇就是理论语言中的常项，其意义完全取决于相应的公设和对应法则，也就是说，理论词语正是通过对应法则与观察词语发生联系从而“间接地”得到了解释，特别是，如果从相应的公设能够演绎出纯观察的定理，就有可能通过观察来对这个理论进行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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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纳普的以下论述可以让我们更好理解上面所说的“间接的解释”的涵义：“如果有一个包含给定［理论词语］T的假设A，我们可能从A和附加的含有另外一些已被确认有意义的理论词语的假设中，借助于公设和对应规则，推出一个离开假设A就无法推出的观察语句，那么，这个理论词语就是有意义的。”（同前，第1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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