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谬传，还是正传？[1]——评赵敦华教授报告“基督教哲学何以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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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知道赵敦华教授写过一本专著，名为《基督教哲学1500年》。这是1949年之后，大陆第一部以比较客观、积极的态度去介绍和评论教父时期与整个中世纪时期的哲学，并把这两个延续一千多年的欧洲哲学发展阶段都归到“基督教哲学”这一概念之下。在这之后，“基督教哲学”这一概念在大陆学界被赞同者（包括我自己）广为使用，也被反对者斥为谬种流传——这个“谬种”就是从赵老师这里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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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赵老师这篇文章叫“基督教哲学何以可能？”。最初的题目叫“‘基督教哲学’概念辨析”，这是一个中立性的标题，辨析的结果可能是肯定“基督教哲学”，也可能是否定了“基督教哲学”。但现在这个题目则是肯定性的：它首先已肯定基督教哲学是存在的，至少是可设想它是存在的。现在只是要追问：它是凭什么而成为可能的？使基督教哲学成为可能的根据或理由是什么？找到使基督教哲学成为可能的理由，也就确立起“基督教哲学”这一概念的合法性，当然也就确立了基督教哲学作为一种特殊哲学形态的合法性。所以，这篇文章实际上既是为“基督教哲学”这一概念辩护，也是为基督教哲学的存在事实辩护。换言之，也是作者为自己的“基督教哲学”不是谬种而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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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如果“基督教哲学”是谬种，那么，“基督教哲学1500年”岂不就成了“谬种1500年”？所以，作者在这篇文章里力图通过对“基督教哲学”这一概念进行更宽泛的解释来进行辩护，以证明“基督教哲学1500年”不是“谬传”，而是“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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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首先要分析对“基督教哲学”这一概念的各种看法。不过，从是否为之辩护的角度看，其实只有两种看法，那就是反对这一概念与支持这一概念。从文章所涉及的各种意见来看，显然是反对的意见要多于赞成的意见。而反对意见的核心理由就在于认定了理性与信仰、哲学与宗教（启示）之间是分离的关系，而没有内在的关系。既然如此，那么，所谓“基督教哲学”就不过是基督教与哲学一种外在的概念拼凑，而绝非有什么事实上的基督教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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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意味着，捍卫基督教哲学概念的关键，就在于确立并论证理性与信仰、哲学与宗教有内在的关系。换言之，只有在理性与信仰、哲学与宗教有内在关系这一前提下，才能论证基督教哲学是何以可能的。所以，捍卫基督教哲学最有力的吉尔松极力主张理性与信仰、哲学与宗教（启示）之间有内在的必然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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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不管是对赞同“基督教哲学”的意见，还是对所有反对“基督教哲学”的意见，作者都给出了一个概括性的评论：认为它们在论证上“犯了一个共同错误，那就是‘范畴错误’，即把‘启示’、‘信仰’和‘神学’当做同一范畴；而把‘理性’、‘理解’和‘哲学’当做另一范畴，因此才产生了两者有没有关系、是什么关系等问题，陷入诸如内在关系、外在关系或超越关系之类的文字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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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作者自己如何解决“基督教哲学何以可能”这一问题呢？针对前人的范畴错误，作者认为，可以把第一组概念的意义归结为“《圣经》启示”，而把第二组概念归结为“哲学解释”；这样一来，基督教与哲学的结合就是顺理成章的事，基督教哲学是对《圣经》启示的哲学解释。于是，“基督教哲学何以可能”，实际上也就成了《圣经》启示（通过哲学解释）何以可能的问题。换言之，通过对《圣经》启示何以可能进行哲学解释，也就产生了基督教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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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基督教哲学的这一解释是文章最核心的内容，也是文章最有创意的地方，也可以说是很巧妙的：从概念上看，的确避免了纠缠于理性与信仰、哲学与启示的关系这样的问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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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里有几点是值得进一步讨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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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一点是，如果基督教哲学就是对《圣经》启示的哲学解释，那么，对于基督教哲学来说，它首先要承认存在“《圣经》启示”，也就是承认整部《圣经》的文本就是上帝对人的启示，否则就无须对它进行哲学解释；其次对《圣经》启示何以可能的哲学解释，必定要涉及我们接受启示的模式与方式的问题，当然也就要涉及作为接受启示的能力之一的理性能力本身。而这也就意味着，依然要面对、处理作为信仰之内容的启示与理性之间的关系问题。所以，把基督教哲学处理为“对《圣经》启示的哲学解释”，并不能回避理性与启示信仰之间的关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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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要质疑的是作者对从伯里哀到吉尔松关于“基督教哲学”的观点的评论，认为他们都犯了前面提到的“范畴错误”，由此才导致诸如理性与信仰或启示、哲学与宗教或神学之间有无内在或外在的关系这种文字游戏式的问题。但是，作者在批评前人把启示、信仰和神学当做同一范畴的同时，却又主张可以把第一组范畴的意义归结为“《圣经》启示”。这显然是一个更大的“范畴错误”。如果说基督教启示与基督教信仰可以归结为《圣经》启示的话，那么，基督教神学如何能够归结为《圣经》启示？如果神学属于启示，那么它就不是什么“学”，就“不成其为学问”（als Wissenscha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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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更为重要的是，如果说理性与信仰、哲学与启示之间的关系只是由范畴错误导致的文字游戏式的问题，那么，也就是说，实际上并不存在理性与信仰、哲学与启示之间的关系问题。换言之，理性与信仰、哲学与启示之间的关系问题实际上是“范畴错误”导致的假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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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基督教哲学”这一概念本身实际上就已隐含着理性与信仰、哲学与启示之间的关系问题。甚至我们可以说，“基督教哲学”这一概念能够成立，全然建立在对理性与信仰、哲学与启示之关系问题的某种程度的解答上。不对理性与信仰之间的关系作出某种回答，就难以真正为“基督教哲学”进行有效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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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基督教哲学”这一概念，我们可以暂且换一个角度来讨论。如果说对这一概念有质疑，那么“宗教哲学”这一概念则被较为普遍地接受。不过，“宗教哲学”被精细地区分为die Philosophie der Religion与die religiöse Philosophie，我们权且可以把前者称为“关于宗教的哲学”，它的出发点是哲学，重在对一般宗教现象或具体的宗教内容进行哲学反思，是哲学的一个分支，黑格尔的宗教哲学是其代表；同时，可以把后者称为“宗教的哲学”，它的出发点是宗教本身，为了面对世俗思想的质疑与满足世俗大众的需要，它从宗教教义出发对各种哲学问题作出自己的回答，或者反过来说，它是以哲学的方式去理解与阐释宗教教义，使宗教教义在理性上成为可以理解与接受的，以便排除信仰的理性障碍。虽然成为理性上可理解与可接受的，并不一定就成为可信仰的，这样的宗教哲学实际上接近于神学，甚至就是神学的组成部分，如在奥古斯丁与托马斯·阿奎那那里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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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这两种意义上的“宗教哲学”在历史上都存在过，并且依然还存在着。而我们这里所说的“基督教哲学”，显然属于后一种宗教哲学，即“宗教的哲学”。作为这种宗教哲学，不管它是从教义出发去回答各种哲学问题，还是以哲学的方式对所信仰的教义进行阐释，都已经在处理与实践着理性与信仰、哲学与宗教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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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对于“基督教哲学”来说，正如对于任何其他可能的“宗教的哲学”来说一样，理性与信仰、哲学与宗教的关系问题并不是什么由于“范畴错误”带来的文字游戏，而是它不可避免要面对与处理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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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对于“基督教哲学”来说，它何以可能的问题的解决，必须面对两个层面的问题：一个是一般性问题，即理性与信仰、哲学与宗教的关系问题——如果它们有内在的关系，那么，基督教作为一种宗教与信仰，它就能够借助于理性与哲学来理解自己，而哲学与理性也能够对它的教义作出某种阐释。另一个是特殊性问题，即相对于其他宗教，基督教与哲学有无什么特殊的关系？按黑格尔的观点，基督教是所有宗教最高的一个环节，它最接近哲学。一些神学家则认为基督教作为一神教，它是一种启蒙的宗教。也就是说，基督教是最高的宗教，因而它也就最接近理性。因此，当然也就最有理由借助哲学来理解与阐释自己。所以，基督教哲学也就成了最有可能的“宗教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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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作者实际上并不否认理性与信仰、哲学与宗教之间存在的内在关系。在批评反对基督教哲学概念最有力的伯里哀时，作者非常明确地亮明了自己的观点，“认为伯里哀所设想的理性完全自主的哲学是不存在的，完全与理性分离的信仰体系也是不存在的”。这也就等于说，没有独立于信仰的哲学，也没有独立于理性的信仰。因此，理性、哲学与信仰有不可分离的关系。有趣的是，作者并不着力于对理性与信仰、哲学与宗教的不可分离的关系进行论证，因为他并不把这种关系作为论证“基督教哲学何以可能”的根据，反倒要把这种关系排除在对“基督教哲学何以可能”的论证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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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虽然作者与吉尔松是同道——主张理性与信仰、哲学与宗教之间有内在的联系，但是，他并不认同吉尔松的论证。因为在作者看来，理性与信仰之间有内在关系只是为基督教与哲学的结合提供了一种可能性，而这种可能性在历史中的实现却要受各种外在、偶然的条件的限制，这使基督教与哲学的结合无法免受伯里哀关于它们之间的关系总是外在性的质疑。但是，如果有这种内在联系并作出论证，那么，这种内在联系在历史中的体现尽管可能由于各种外在偶然条件的不同而呈现不同的形态，但并不能改变这种内在联系的精神与实质。也就是说，如果信仰与理性之间存在内在联系能得到论证，那么，基督教与哲学的结合就是必然的，因而就会有一种“基督教哲学”，尽管它体现在历史里的形态会因各种外在因素而不同，但并不会因为历史的外在因素的变化而消失。在这个意义上，伯里哀关于基督教与哲学的关系是外在与偶然的结合的质疑恰恰是无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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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括地说，论证“基督教哲学何以可能”的问题，或者说，为“基督教哲学”这一概念辩护的问题，其关键在于回答两个问题：一个是理性与信仰、哲学与宗教有何种关系？一个是基督教作为一种宗教，它与理性和哲学有什么样的特殊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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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意义上，吉尔松与赵敦华教授的辩护，在我看来都还是不够的。不过，仍然赞同赵老师对教父时期与中世纪哲学的解释。也就是说，我不认为把教父时期与中世纪哲学解释为基督教哲学是一种谬传，倒是认为这样解释才是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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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未来的立场上 维护传统的出路[2]——普遍主义还是特殊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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