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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过针眼：财富、西罗马帝国的衰亡和基督教会的形成，350～550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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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过针眼：财富、西罗马帝国的衰亡和基督教会的形成，350～550年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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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书中，我希望考察在罗马帝国的最后几个世纪以及后帝制时代的第一个世纪里，财富对拉丁西方基督教会的影响。时间上大致是从4世纪中叶开始，直至后罗马时代的蛮族国家定型为止，也就是习惯上被称为“罗马帝国衰亡”的这一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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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将在开篇四章中交代背景。第1章描述4世纪的罗马社会。第2章考察从312年君士坦丁的皈依至4世纪70年代有钱人愈加大规模入教的这一时期内，基督教会的社会地位。随后的两章意在并置两种理念，即把财富贡献给城市的传统理念，以及通过给教会和穷人的捐赠而实现的、置财宝于天堂的新兴的基督教理念。这两种理念的对比所引发的各种问题会在本书余下的部分里始终伴随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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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之后的十三个章节将为读者引介一系列著名人物。每位人物都身处特定的历史图景之中。在财富的使用和财富观的形成问题上，他们各有不同。我们会在当时的罗马和意大利南部遇见伟大的多神教徒昆图斯·奥勒留·西玛库斯。之后我们会向北转，前往和他同时代的基督徒米兰的安布罗斯所在的米兰城和意大利北部。之后的三章里，我们将跟随青年奥古斯丁——这位与前两位相当不同，就出身而言他是更为平凡的人物——从非洲[1] 前往意大利，而后返回非洲。他具有独特的人生和思想轨迹，参加过一系列的宗教社团，而其中每一个社团的成员在财富使用问题上都有鲜明的立场。我们会在397年，即奥古斯丁刚刚就职希波主教并出任一个修道院的领导时，与他暂别，继而向北移动，前往波尔多的奥索尼乌斯所在的高卢。我们会在高卢及其毗邻行省中领略有钱的地主和廷臣们的财富，他们的庄园遗迹至今令人感叹。这么做是为了感受财富的神话，以及在这些人中间流行的对于自然界的态度。而诺拉的保利努斯在394年正式摒弃的就是这样一种财富。我们将会看到保利努斯如何做到这种摒弃，如何看待自己主动选择的贫困，又如何最终把自己的财富用于建设工程。这项工程是位于意大利南部诺拉市镇中的圣菲利克斯的圣陵，他本人对于这整个过程的叙述使他成了一位因摒弃财富而赢得天上宝藏的诗人。在这之后我们将返回罗马，只不过这次是基督教会的罗马。我们会考察君士坦丁时代以来，罗马的教会是在何种环境中获得财富和地位的。这种缓慢的积累所造成的局势解释了一种紧张感。这种紧张感伴随着哲罗姆于382年来到罗马，又在385年突然离开，也伴随着由他而起的有关财富、贫困和庇护关系的争议。这些争议多半因他在4世纪末和5世纪初的激烈文字而为我们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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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节奏在哲罗姆之后有所变化。我们已然进入一个危机不断升级的时代。一对年轻贵族夫妇（皮尼亚努斯和小梅兰尼娅）对财富惹人眼球的摒弃，恰逢西哥特人挺进罗马之时。罗马在410年的失陷迫使另一位激进的基督徒伯拉纠，连同他的罗马庇护人作为难民来到非洲海岸。还在意大利时，伯拉纠的追随者们就曾进行过对财富的激烈批判。他们坚持要求对财富的完全摒弃。随后奥古斯丁和伯拉纠之间的神学论争堪称意大利和非洲之间一场思想上的布匿战争。但它又并不只是理念之争。对奥古斯丁来说，此事关乎整个基督教世界固有的虔敬方式。因此，我们需要后退一个世纪去体察那种强烈的自主意识：正是这种意识使非洲教会能够借助信徒的赠礼，为自身在非洲社会中找到一个位置。我们将进而关注奥古斯丁于5世纪在非洲诸城进行的布道中所体现出的对财富和宗教的立场。奥古斯丁就是凭借这些立场，来阻击伯拉纠支持者所持的摒弃财富的激进诉求。非洲方面给出的信息是坚定的：财富不应当通过轻率的摒弃被抛在一边；它应当被用于教会。尤为重要的是，它应当被用于赎罪。在随后的所有世纪里，奥古斯丁有关罪和宗教赠予之间亲密关联的观念给拉丁教会的赠予实践抹上了阴郁的色调。在奥古斯丁的晚年，他的观点已经传布到整个拉丁西方世界。此时已是大一统帝国的最后岁月了。如第24章所示，到430年时，一切争论都被席卷进了西部帝国的普遍危机之中。这场危机骤然终止了前一个世纪的富足，并为这场风暴的幸存者的财富设置了全然不同的评价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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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此时面对的是一个暴力性失序后的贫穷社会。罗马世界的不同地区已经分崩离析。各个地区际遇悬殊，一些地区比另一些要好上不少。因此就有了依旧繁荣的普罗旺斯飞地所孕育的活力惊人的智识生活，这种生活催生了约翰·卡西安有关修道贫困的纲领性论述，这可以被看作对勒兰岛上诸位让人惊叹的卡里斯马式领袖的承继；马赛的萨尔维安对最后岁月里西部帝国痼疾的那令人难忘的诊断也因此产生了。在意大利，旧世界的很多东西似乎得到了延续，但这种延续掩盖了深层的变动。罗马的教宗们在5世纪末已经取代了元老院，成为罗马城中低下阶层的庇护者，罗马教会的财产第一次足以匹敌世俗贵族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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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后两章里，我们将把西欧作为一个整体去看待。我们会关注基督教会以何种方式管理和处置其财富。最后，我们会看到用于宗教目的的财富所造成的具体压力（既对主教们也对平信徒捐赠者们而言）如何改变了基督教自身的性质。我们也随之站到了另一个世界的门槛上，它完全不同于我们故事开头里的那个古代世界。到600年时，教会的结构以及平信徒的期望已推动了时代的缓慢转变。终于，在漫长的三个世纪之后——也只有到了这个时候，欧洲的基督徒们才开始面对西方中世纪的大公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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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本书何以采用目前这种面貌进行说明，可能会有助于读者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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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地理范围。本书并非关于整个罗马世界，而是只涉及拉丁西方：从西巴尔干到不列颠，从特里尔到撒哈拉的边缘。我如此选择主要是考虑到两点：一是著名的拉丁作者们所提供的丰富材料，二是本人对罗马西部世界特有的社会结构和历史进程的固有兴趣。不过，我如此选择同样是因为晚期罗马研究整体学科的良好发展允许我专注于一个区域，并同时相信，无论是现在还是未来，都会有很多别的学者有能力处理好帝国东部省份中教会、财富和社会之间的关系这样一个具有同等吸引力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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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年代跨度的问题。正如本书标题所明示的，我选择专注于350年到550年这个时段。从许多角度来说，这都是一个随心所欲的选择，而我本人其实也并未严格遵守这个时限。但我如此选择是为了提醒自己，同时也是为了提醒我的读者一个重要的事实：很多有关罗马帝国晚期的基本日期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重要。如果我们的叙述自君士坦丁312年的皈依而始，以476年西罗马帝国的正式终结或是603年教宗格雷戈里一世的去世为终点，这似乎看起来能够直截了当地与传统叙事时期一致。然而，使用这些日期会夹带一种欺骗性的目的论，这种目的论会怂恿我们按下快进按钮，做出如下假定：君士坦丁的皈依几乎是作为一种先定的结论，预判了罗马帝国的消逝和教宗格雷戈里一世时代终成正果的教会在西方社会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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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无论如何都需要避免此种简化历史的诱惑。教会财富的增长过程并非如传统叙述所暗示的那样一蹴而就。君士坦丁在312年的皈依并没有直接致使基督教会变得富有，变化是随后在4世纪的最后二十五年里发生的。格雷戈里一世出任教宗也并非标志着凯旋中的教会已到达了巅峰状态，并能够随时接管对后罗马时代的西方的统治。还要等上足足半个世纪，欧洲的教会才会略感意外地开始感受到其财富的沉重分量。这种重量感发生在这样一个世界中：主教们已经变成了大人物的合作伙伴，但还远没有成为他们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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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涉及本书面貌的第三个方面。自始至终，我所关心的都是如何平衡地处理历史进程的节奏和多样性。这些进程与多样性无法被简单地纳入政治史和教会史的传统叙事里。在很大程度上，我尝试着专注于身处其独特的历史图景中的一系列著名人物。在每一个图景中，历史都在以一种独特的节奏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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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故事的展开，我们会按照大致的时间顺序遇见这些人物。（只是在基督教罗马和基督教非洲，我们需要回到一整个世纪以前，来为诸如哲罗姆和奥古斯丁这样的人物铺陈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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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么做是因为我对教会财富研究得越深入，就越相信罗马帝国各具特色的区域构成。每个区域里的基督教会——复数的而非单数的教会，尽管它们之间有频繁的联系，而且理论上也都属于一个统一的建制，即大写的教会（the Church）——除了具有罗马世界的其他特征之外，也在同等程度上是地方传统的产物。一部有关拉丁基督教的真正的历史要求一种坚定的地方性意识。每个基督教地区都有属于自身的图景，在描绘它独有的特征时，越是详尽具体越好：对原址的考古、有关硬币和陶器流通的证据、题献和墓碑上的铭文的风格以及地方作家的作品——总而言之，历史学家能够找到的一切——都必须被纳入我们对一个特定图景的勾画之中。每个西部世界的地方教会都有自己的发展节奏，它们并不是沿着唯一的大道、朝着一个清晰的目标胜利进军。它们常常并不了解毗邻教会发生的事情。所有的教会也都对它们自己的未来一无所知。我深深地觉得，只有对这些教会一一单独处理，并以代际为单位逐步分析，才能更好地表述罗马晚期西部世界基督教会的多样性，以及它们在罗马社会最终崛起的不可预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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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选择在我自己的叙事中把每个图景与一个或一群人物建立关联。读者需要知道，专注于个体作者（西玛库斯、安布罗斯、奥古斯丁、保利努斯等）实在是我不得已的选择，我只是在已逝的过去留给我们的有限材料中尽力而为。如此多的证据都未能留存下来；而保存下来的证据的分布虽然反映了这些证据所体现的地区本身的重要性，但也同等程度上反映了史料留存的随机性。作为教会教父的那些作者——如安布罗斯、奥古斯丁以及哲罗姆——在后世的赫赫声名确保了他们大量而且事无巨细的作品得以流传下来，照亮了米兰、非洲和罗马的基督教世界。对于这一点，我们无论如何感激都不为过，尤其是这些作者的作品照亮了晚期罗马世界的核心区域。但是，那终究是个辽阔的世界。我们必须意识到，在其他地区（甚至在我们所依靠的主要作者所处的地区）曾有过很多别的作者——包括基督徒和多神教徒，他们的作品只是没能留存到今天罢了；我们也需要意识到，有很多地区至今依旧出奇地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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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设想一部别样的西罗马教会的历史要容易得多。我常常自问：这部历史会是什么模样？比方说，一个拥有希波的奥古斯丁那样的能力和丰富经历的作者，在西班牙南部或者多瑙河沿岸出现过；或是特里尔的主教们成为类似于《教宗名录》（Liber Pontificials ）里的主角们；或者，如果不列颠南部的圣奥尔班（今圣奥尔班城的维鲁拉米恩）产生过一位圣徒传作者，而他充满鲜活地方性资料的奇迹编年作品又恰巧从后罗马时代的不列颠幸存至今，从而能够与图尔的格雷戈里的作品相互参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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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假想，这既非闲来无聊，也不必然就仅供人扼腕。甚至对于像奥古斯丁这样似乎早就被我们熟识的人物，对之前不为人知的布道词和书信的新发现，以及他一度涉身其中的摩尼教运动的新文件的问世，都告诉我们有多少材料还有待被发现。通过进一步的文本发现以及对其他形式的证据的调用，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整个基督教西方的图景。[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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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问题依然存在。我所关注的这些作家在何种程度上算是具有代表性呢？人们尽可以争辩说，他们并没有什么代表性：他们的作品代表的是某个神经过敏的智识精英群体，与财富和贫困等贴近现实的问题相去甚远。这种论证无法说服我。就宗教而论——尤其是在对重要的宗教运动（如基督教会的形成）的研究中——“精英”这个词可能会构成误导。它诱使我们假定，居于领导地位的思想与围绕着这些思想的、更为广泛的意见和信众之间缺乏联系。这是一个错误的假定。我倾向于接受路易·热尔内的判断。他在论及希腊古典宗教时说：“精英群体并不发明什么，他们只是将其他很多人的想法明确地表达出来。”[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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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选择关注基督教会的财富这一主题也有鉴于此。财富作为一个主题在每个人的头脑里都是有分量的。仿佛一条辫状河流过，有关财富的问题涉及诸多教会和整个罗马社会。财富不只关于预算和租金簿，这条巨大而多变的河流分出的溪流拍打了很多河岸，而当我们想到罗马帝国的经济时，我们并不是立刻就想到了所有这些河岸。仅举几例：每年一度的丰收奇迹触及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上帝抑或诸神和自然的丰沛之间的关系等问题；相较而言没那么受欢迎的一项“奇迹”，则是把帝国的征税者和收租人带到遍及整个罗马世界的商铺和村舍的行政措施。这就涉及财富自身的合法性以及榨取财富的帝国的合法性问题。每至岁末，几乎没有哪个与财富相关的议题——无论是社会的还是个人的，世俗的还是宗教的——不被人谈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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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财富问题在基督教会中受到关注是件很自然的事。部分原因比较明显。对晚期帝国的基督教共同体而言，《新约》提到了耶稣对年轻的富人的挑战，以及他对于那位年轻人没能成功应战而给出的同样令人不安的评论：“我又告诉你们，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马太福音》19：24）一旦真正的有钱人在四五世纪之交进入教会，这些话就骤然有了新的现实意义。我忍不住把这个时期称作“骆驼的时代”。具有苦行气质的基督徒们满怀期待地观望着，在他们所处的时代，是哪些庞大的骆驼准备通过摒弃自己的财富来穿过针眼。那些真的这么做了的骆驼立刻就得到了喝彩，并旋即欣然被人研究学习。与这些摒弃财富的男女英雄相比，选择保留财富的基督徒属于沉默的大多数。他们寂寂无闻。我们向来倾向于假定，他们对于自己没能做到“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马太福音》19：21）而心安理得。但是这些后进分子有待我们研究。我们接下来会用一种多少有些反讽的语气，描述那些很有世俗智慧的主教如何为有钱的普通基督徒提供一系列妥协方案，包括施舍、教堂建设和遗赠。对那些没能通过“穿过针眼”的基本测试的人来说，有那么多安慰奖存在。我们大概还会进一步指出，恰恰就是这些对“世界”——也就是罗马的社会规范——的不光彩的妥协，催生了教会财富异常成功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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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写作本书的部分原因就在于我对这种解释问题的方式不甚满意。把财富的摒弃者们看作有“真正”基督教精神的英雄，而把其他形式的宗教赠予都或多或少地视为对基督教运动激进本质的背叛，这种思路不过是苦行运动的高尚话语在现代的回响罢了。很多当代学者讨论教会财富增长的问题时，用的都是哲罗姆用过的语调。对哲罗姆这位苦修出世的坚定推崇者来说，基督教会的历史是一部衰落的历史，从最初属于使徒们的英雄时代降格为“属于我们的余渣般的时代”，教会“增长了权力和财富，却在精神力量上萎缩了”。[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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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纳这样一种不满的态度，意味着对一个重要事实的忽略。在我们面对的那个社会里，无论对于多神教徒、犹太人还是基督徒来说，宗教赠予都被认为是一种宗教交易。对财富的摒弃并非唯一被上帝护佑的行为。向穷人的施舍、给教会的捐赠、每周的奉献、为实现誓言的奉献——这其中每一项都连接了天堂和尘世。正是因为这些关联方式更深地嵌在基督教信徒的意识中，它们反而没有被透彻地分析。对于基督教信众来说，这样一种戏剧性不足的虔敬赠予所实现的财富，从地上达至天堂，和偶尔在少数人之中发生的财富摒弃行为一样重要。那些规避或者没有严格遵守耶稣对年轻的富人的训诫的基督徒并不只是后进分子。实际上，不同于激进的“摒弃财富”的鼓吹者，他们赋予财富的使用一种富有想象力的职责。这种职责赋予他们日常的善举和慷慨以权利。正是在这片肥沃的、对富人和穷人一样适用的思想土壤上，教会的财富猛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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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重构宗教赠予的思想内容（也就是财富从尘世到天堂的转移）与关注财富在尘世的流通（通过确定由摒弃的壮举、捐赠和教会里每日的奉献，而募集到的财富各自的相对价值），对我来说有同等的重要性。这个问题我会求教于做犹太研究的朋友们。因为他们也在研究中关注一种低调但持久的赠予习俗，这一赠予习俗贯穿整个罗马时代，赠予的焦点从以希腊风格的巨型庙宇（即耶路撒冷圣殿）为中心，转向散布整个罗马世界的会堂和犹太社区。这一宗教赠予上的变故对应着一种颇为可观的认识转变。基督教会的财富增长的方式与犹太教的这种认识的转变似乎正好相反。对基督教而言，开始时宗教赠予只有很小的规模——就像我们将在4世纪的阿奎利亚和几代人之后的意大利北部的教堂地面上所看到的。最终，我们会在6世纪的高卢和意大利看到围绕圣所进行的庙宇式的宏大建设工程。对于犹太教和基督教二者而言，一部有关宗教赠予的认知背景的历史依然有待被书写。当前的这本书能够提供这部认知史的一部分，限于宏大而绵延的基督教“星云”中的一个特定的时期和一个特定区域。这片“星云”从不列颠直到中亚，而且几乎在每个区域里都有犹太社区在旁伴随。某种同源的、和前者之间具有比较性的想象模式推动了后者的宗教赠予。[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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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还不是故事的全部。笼统说来，财富问题触及罗马帝国及其之后的西欧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财富问题可被用作一种诊断工具。如此看待财富有助于我们深入罗马社会内部，去研究4世纪时财富的创造与分配，去追述——在多神教和基督教两方面的史料中——财富积累在4世纪和5世纪的罗马晚期社会中造成的焦虑和争端，去感受一度凝聚统治阶级——由多神教徒和基督徒共同构成——的财富神话，去探索5世纪和6世纪蛮族入侵、内战以及区域性政治权力的建设过程中财富的消散与重构：从事以上工作不只是为了再写一部晚期帝国的社会和经济史，而是像医生使用听诊器那样使用财富这个主题。通过关注财富问题，我们能够窃听到在西罗马帝国的最后一个世纪，以及帝国消失后的第一个世纪里的整个西欧的声音，这么做就仿佛是在听一艘被困在外海风暴里的大船发出的吱呀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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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意味着，这本书是我所完成的作品中最为困难的一部。因为只有通过搜集这段时间内的多神教和基督教文献中有关财富的丰富话语，配以对罗马和后罗马社会中财富现实的感知，我才能够把财富问题用作一种诊断工具，来测量我称之为“基督教在西罗马帝国的形成”这一历史过程的脉动。我明确地拒绝把晚期帝国的宗教和文化史与其社会史相分离。对这一时期社会和经济的研究正处在一个井喷阶段；对罗马世界具体情境的研究正发生戏剧性的转折，这个转折已经改变了我们对晚期罗马社会整体的认知，以及对基督教在这个社会中所发挥作用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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