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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过针眼：财富、西罗马帝国的衰亡和基督教会的形成，350～550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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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过针眼：财富、西罗马帝国的衰亡和基督教会的形成，350～550年 第2章 “本分得体”：拉丁教会的社会形象，312～约37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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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渡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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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章的主题是罗马帝国的基督教，时间上大致从312年君士坦丁的皈依到374年安布罗斯当选米兰主教。处理这个时段并非易事，因为这是一个迷人的过渡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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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之相比，我们熟悉的是4世纪晚期和5世纪早期的拉丁基督教。它更耀眼，也更咄咄逼人。它是安布罗斯、哲罗姆、奥古斯丁和诺拉的保利努斯的时代。罗纳德·塞姆爵士贴切地称之为拉丁文学的“三个古典时代”中的最后一个（从很多方面来看也是最丰富的一个）。[1] 在那个时代，拉丁基督教史无前例地被放到了大量文字作品的弧光灯下。单出于这个原因，370～430年这个闪耀时期就将构成本书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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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它之前的时代，则像是从明亮的日光下步出，走进地下墓穴的阴影。我们必须让眼睛适应一种不寻常的昏暗。然而，就像很多貌似昏暗的时代一样，君士坦丁的皈依和安布罗斯当选主教之间的这六十年为之后耀眼的时代做了铺垫。我们有必要返回那个较早的时代，去理解低调而坚韧的基督教。在370年之后，基督教会开始变得武断而过于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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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章将会引出拉丁基督教在基调和发展步伐上一次决定性的转变。它将显示，312～370年显著的时代特征在很大程度上源自一个奇怪的悖论。第一位基督徒皇帝把基督教会的主教和教士作为一个特权团体推了出来。但与此同时，他拒绝让他们牢牢抓住西罗马社会的上层。在审视过君士坦丁的政策之后，本章将会考察4世纪上半叶教会的社会构成。本章的结尾将会简单地勾勒，当富裕阶层的代表开始缓慢但稳步加入其中之时，基督教社团的社会基调是怎样的。开启中古时期高歌猛进的大公基督教的真正标志，并非君士坦丁312年的皈依，而是370年之后富人进入基督教会愈来愈快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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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么是多神教徒，要么是基督徒”：多神教世界中的基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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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理解基督教会在本章限定的这段时间内的境况，我们不得不用一节的篇幅，来处理困扰着所有古代晚期学者的两个极其棘手的问题。我们必须对君士坦丁在312年皈依的性质和含义给出说法。[2] 之后，我们还必须面对一个同样艰巨的任务，即确定基督教在4世纪上半叶拉丁世界的社会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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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主题是彼此关联的。这是因为如何看待君士坦丁的目的和他想让基督教会在罗马社会中扮演的角色，会影响如何看待拉丁基督教社团的社会结构，以及在当时和随后的代际中富人进入基督教会的步伐和产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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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从312年君士坦丁皈依的内在悖论谈起。这个决定的后果对欧洲和中东的历史有如此重大的影响，以至于我们可能会在一开始就大大高估了君士坦丁在皈依时给自己设定的目标。尽管首位基督徒皇帝已经被非常集中地研究过了，但我们依旧很难发现他当时的动机，尤其是很难确定他支持基督教信仰的决心究竟有多大。下面，我会给出一些相关的基本观察以澄清这个问题。不过因为这个领域高度的复杂性和争议性，对这些观点我还不敢完全确定。[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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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士坦丁的决定并非出于政治算计。他没有觉得，基督教未来会在他的帝国的任何区域里成为主流宗教——甚至不会在基督化程度较深的东部地区，更不用提在基督教的发展弱得多的拉丁西方地区。[4] 如果君士坦丁凭直觉认定基督教会是未来的潮流，其根据也不会是观察到了基督教社团的扩张。[5] 事实是，借用詹姆斯·伯里朴素的表达，君士坦丁的皈依是“独裁者置他的绝大多数臣民于不顾，干出的最胆大包天的事情”[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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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君士坦丁确实在算计，他也是在超自然的意义上算计。在他的时代，选择超自然的保护者是件严肃的事情。他皈依基督教是一个极端任性的行为，想来也只有一位有卡里斯马气质的罗马皇帝才干得出来。他把自己放在了基督教上帝的保护之下，他这么做，是特意选择了这样一位和他本人一样又大又新的神祇，选择了一位具有超越性，同时也和过去没有瓜葛的全能神灵。基督教的上帝和那些崇拜他的人不需要其他小神。君士坦丁希望这位上帝保护他本人和他的帝国，能够像在大迫害时代中保护他的教会和他的基督徒教民那样有效。[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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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对这种保护的回馈，君士坦丁用适当的特权奖励基督教神职人员。因为熟谙仪式的只有他们，而非普通的基督徒。他们最知道如何执行“对最高的神的崇拜”[8] 。此外，为了能够从他的新神那里受到持续保护，君士坦丁准备好了付出巨大的努力来确保对这位上帝的崇拜免于错误和分歧。从312年到他337年去世，君士坦丁——以及之后他的儿子君士坦提乌斯二世（337～361年在位）——不间断地巡视基督教各主教区，让这些主教确保他们对上帝的崇拜是正确的，且是让其欢喜的。[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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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乎就是君士坦丁的全部计划。帝国的非基督徒臣民基本上未被皇帝的皈依波及；罗马帝国西部地区还是一个多神教主导的世界。围绕着君士坦丁堡城——君士坦丁的个人建筑——建立的帝国的东部省份成了一个实验室。在那里，基督教狂热分子策动君士坦丁和他的继任者去开展一个彻底的基督教帝国的宏大试验。但是，这种让君士坦丁堡和黎凡特地区的基督徒们逐渐开始感受到的可能性，在罗马和西部行省依旧处于人们的想象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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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理解君士坦丁的长远计划为何看起来有如此大的缺陷，我们必须搞清楚，在4世纪早期的西部地区，基督徒们对自身的预期是怎样的。君士坦丁无疑认为自己是一个基督徒。但他不是中古基督徒，甚至也不是4世纪晚期的基督徒。对他来说，能够实现以下三项就够了：基督教的上帝受到认可；基督徒们不再被迫害；尤其是基督教的神职人员应该被赋予特权并受到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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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士坦丁时代的基督徒看上去欣然接受这种对未来的有限估计。当他们展望未来时，他们不曾设想基督教能够成为一种主流宗教。他们总是声称基督教是一种“普世”宗教，但他们所说的“普世”，指的是任何人在任何地方都能够成为一名基督徒。对于基督徒遍布世界各地这个事实，他们深感自豪。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指望所有地方的所有人都成为基督徒。就像克莱尔·索提奈尔说的：当时的基督徒能够想象的是“一个存在于（社会）世界各个角落的基督教，但并不是一个完全基督教化的社会世界”[10] 。后一种意识是在后来才出现的，然而，它的的确确出现了。君士坦丁皈依之后九十年，基督教的拉丁布道者们发现，他们能够为基督教打出“多数主义”的，而不仅仅是普世的牌子。奥古斯丁404年在非洲小镇柏塞特布道时宣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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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人都惊讶地看到，全人类都在向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聚拢，上至皇帝，下至衣衫褴褛的乞丐……不分等级、收入档次和财富形态，各种人都在走向基督教信仰。现在是时候让所有人都进入教会了。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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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是新时代稳固之时的声音。在君士坦丁的时代，这种声音是听不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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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这一章处理的世界最近被保罗·维尼称为“两级社会”[12] 。罗马帝国不是一个基督教帝国，新兴的基督教信仰只是出人意料地在帝国里变得突出起来。在这个帝国里，基督徒也只是期望（其他人也如此期待他们）仅仅作为一个享有特权的少数派而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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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不列颠的生动证据展示了生活在这样一个两级社会是怎样一种光景。在不列颠4世纪的某一天，玛图提娜的儿子安尼亚努斯被偷了一个装着6块银子的钱包。他在位于巴斯的苏利斯·密涅瓦的圣泉奉献了一个用于诅咒的铅板，为的是让女神注意到那个作奸犯科的家伙。这块铅板上有一个用来枚举各种成对范畴的列表，目的是穷尽对所有嫌疑人的描述，包括“男人或是女人，男孩或是女孩，奴隶或是自由人”。这么一个传统的列表却是以一个新的对立项开始的：多神教徒或是基督徒。正如铅板的细心编者罗杰·汤姆林的观察：“我禁不住认为，一对新的范畴‘多神教徒或是基督徒’被加了进来，作为对苏利斯无限权能的颂扬。”[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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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4世纪巴斯苏利斯·密涅瓦的神龛，“基督教化”仅仅意味着认可另一个广泛的人群范畴。新范畴的人的所作所为都逃不过后君士坦丁时代一个灵验的女神的法眼。这个案例让我们瞥见，当时的基督徒所处的社会依旧挤满了其他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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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公共服务和体力劳作，我们的国家更要靠宗教维持”：基督教和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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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局面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至少在4世纪70年代之前，拉丁基督教的社会形象处于不确定的状况。它的确是一种享有特权的宗教，但其领袖在社会上并不居于统治地位。他们缺乏实打实的财富和从祖辈继承下来的身份。而晚期罗马帝国社会中的传统领袖之所以能与其他人形成区别，正是靠这两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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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皇帝通常会给那些推进罗马社会的文化事业和宗教事业的人发放特权。313年以降，君士坦丁也把这样一种特权赋予了主教和教士们。基督教神职人员只是加入了特权享有者的长长的名单。这个单子还包括多神教司铎（君士坦丁依然让他们免税）、教师、医生，还有犹太会堂的领袖。[14] 他们享有的特权是免除多种公共服务，甚至还有（但更加勉强）免除特定形式的个人税赋。[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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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特权之所以重要不单是因为经济上的好处；特权还意味着一种珍贵品：闲暇。就像我们已经看到的，罗马帝国一直是一个“小政府”。它的运转是靠把尽量多的管理任务下放给地方——尤其是市议员和城市中的贸易行会（collegia和corpora）。[16] 他们的职责范围很广：从修建道路和城墙，到为公共浴场收集柴火和为罗马骑兵驱策、运送马群。帝国对劳力的索求侵蚀了市议员的时间——对于需要服劳役的普通市民来说，这甚至侵蚀了他们的身体。其程度之深，堪比帝国税收对他们的钱袋的侵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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