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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过针眼：财富、西罗马帝国的衰亡和基督教会的形成，350～550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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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过针眼：财富、西罗马帝国的衰亡和基督教会的形成，350～550年 第二部 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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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西玛库斯：4世纪的罗马贵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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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中最尊贵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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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同时代的基督徒相比，昆图斯·奥勒留·西玛库斯（约340～约402年）总是被看作一个“生活在现代的古人”。他的多神教信仰、他对罗马元老院的忠诚，以及他选择罗马城和传统的坎帕尼亚作为居所，这些使他往往像一个孤立的人物，与志得意满的基督教新世界相隔离。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西玛库斯从来没有与他周围的世界隔绝。他很可能和米兰主教安布罗斯有私人关系；他庇护了年轻的奥古斯丁；无疑他也会了解诺拉的保利努斯年轻时的生涯，而且保利努斯的老师、波尔多的诗人奥索尼乌斯也是他的挚友。西玛库斯并不是过往时代留下的孤零零的古董，相对于基督教理念中所设想的罗马帝国及其城市来说，西玛库斯体现的是另一种颇具存在感和现实性的选项。通过浏览他的书信、演说以及官文中留下的丰富证据，我们能够触及这位4世纪的贵族——“他的城市的挚爱者”——的希望与担忧。西玛库斯提供了我们所需要的参照物，通过他，我们能够评估与他同时代的基督徒们在他们的生活和著作中对于财富及其用途的观念所产生的变化。首先让我们将西玛库斯放置于他自己的世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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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350年前后，一位来自东部行省的旅行者如此描述意大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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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是一个万物丰足的行省，尤其是因为它拥有了以下这种所有物产中最伟大的物产：最伟大、最杰出的帝都……罗马……它有一个由富人们组成的伟大的元老院。如你仔细审视他们，你就会发现他们每个人要么已经是总督，要么不久将成为总督，要么拥有权势却不愿［长期担任官职］，他们宁愿安稳地享受他们的财富。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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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评估这些人，最好能拜访他们的宅邸。这些宅邸坐落在罗马七丘顶上宏大的苑囿深处。所有这些别墅中最宏伟的宅邸——就是阿尼齐家族的别墅——坐落在罗马城西北角的苹丘上，它面朝卡匹托尔山并俯瞰罗马城。这座别墅的著名之处在于，别墅中的道路用绚丽多彩的大理石铺成，围墙同样以这种大理石包裹。[2] 此时，这里是塞克斯图斯·克劳迪乌斯·佩托尼乌斯·普罗布斯在罗马城中的居所。我们已经见过普罗布斯了，他是一个著名的人物，拥有可疑的财富，并且通过频繁获得的高官任命，获取和维护他的这些财富。[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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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尼齐家族宅邸外的院子像是一个小型广场。那里到处是铭刻着颂词的雕像，这些雕像是由来自罗马世界各地、心怀感激的门客塑造的。在这里的遗址上发掘出了意大利北部行省的居民们向普罗布斯表忠心的献词，这篇献词刻在为他建立的一座雕像的基座上。这些居民的代表团将他们自己称为普罗布斯的人，“完全归属于他”的人。这些人使用了一长串形容词将4世纪罗马时代能够彰显“尊贵”的元素集合在了一起（就像是在用各种符号组成一面巨大的纹章）。作为一名文化人，普罗布斯是“文字与修辞之光”；作为一位总督，他是“供给和秩序的贤明主宰”；作为一个人，他是“善良品质的楷模”；作为皇帝们的侍奉者，他是真正的“忠诚的高级祭司”。这些特质结合在一起，使普罗布斯成为“贵族的顶点”[4] 。并非只有普罗布斯一个人受到过这种赞誉，在罗马城各处都已经发现了类似的铭文。这些刻有铭文的雕像被安放在贵族别墅的大厅或者前庭里，而铭文则刻在雕像的基座上。[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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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之前的所有时代一样，对于4世纪的罗马人来说，“高贵”是一个富有争议的词，它最初意味着“卓尔不群”“广为人知”。成为这样一位贵族需要同时具备三种卓越的条件：出身、文化以及高级官职。这三种要素一起构成了一位真正的贵族。[6] 在4世纪的时代环境中，贵族的身份中还存在一些难以解释、无法界定的因素。君士坦丁改革涉及的社会整合没有触及罗马人的贵族观念。君士坦丁将元老阶层的头衔——“名人”——扩展到了行省精英中的领袖人物中，这似乎使罗马帝国的贵族们在法律上全部被界定为同一个阶层。然而，这样的界定在罗马城几乎没有用。罗马城中贵族们的“贵族身份”并不完全是法律上的地位，按照克里斯托佛·巴德尔的话来说，这是一种“由贵族授予的贵族头衔”[7] 。贵族并不是一个其他人所设置的等级，它是一种“社会区分”；贵族们自己——而不是皇帝们——在掂量着这种区分；[8] 贵族们决定了哪些人是他们的同类，哪些人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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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贵族身份作为一种社会疆界的观念也主导着他们的婚姻安排。贵族们能够根据他们家族的利益来决定，是将非贵族排除在“婚姻市场”之外，还是允许他们进入。贵族们可以和下层通婚，这样就可以吸收积极上进的行省家族的新财富，他们也可以和上层通婚，与皇室成员成婚，[9] 但通常他们只是谨慎地互相联姻。和近代以及现代的欧洲贵族不同，罗马人并不是依靠长子继承制或限定继承制来累积财富的，他们世世代代维持财富的方式是精心计划的通婚，联姻是他们庞大财富的秘诀。在诸如佩托尼乌斯·普罗布斯等人看来，获取财富的一个重要渠道是担任官职期间的敛财，但这样的收入并不是常有的，真正关键的是贵族小圈子内部远亲之间的联姻所凝聚的财产。[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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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罗马城贵族的财富与其他家族的财富在性质上有所不同。他们并不是因为和君士坦丁合作而刚刚致富的暴发户；相反，他们是更早之前的暴发户。4世纪罗马城中的许多家族最初的发家致富是因为他们曾经支持过一位和君士坦丁完全同样冷酷的领袖——塞普蒂米乌斯·塞维鲁（193～211年在位），他们中的许多人和塞维鲁一样来自非洲。他们平安地度过了3世纪的危机，到了350年，他们稳固地盘踞在非洲、西西里和意大利南部。[11] 他们代表着世家旧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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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些人所值得一提的绝不只是财富，他们是贵族。要被看成“贵族”，他们就必须展现出相应的罗马式的贵族范儿。要达到这样的标准，就需要担任公职。不过与他们的财富和他们的文化不同的是，公职并不是他们的内部圈子能够提供的，官职必须由皇帝来任命。通过授予总督、大区长官、执政官等官职，宫廷能够最终触及贵族们自我身份认同的核心。说白了，贵族需要一个官职（即使任期很短）来使他的贵族身份圆满。因此，罗马城中的贵族并不像他们所希望表现出的那样独立自主，他们既依赖于罗马帝国的体制，也依赖于较低级的行省贵族。[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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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贵族在年轻时最初担任的是行省总督的职位，这种职位中最具名望的是非洲行省总督。在担任过这些较低级别的官职之后，到了中年，他可能会成为罗马大区长官，而一位贵族的最高荣誉则是执政官。在谈到4世纪的执政官职位时，人们一般都认为这似乎是一个被剥夺了所有权威的官职。这一职位通常由皇帝自己担任，有时甚至由蛮族出生的军人担任。然而对于一位罗马贵族来说，执政官的职位仍然没有黯然失色，这是一个神圣的职位，充满了古典式的光辉。执政官是古代罗马诸王的短期化身，他们披着镶有金边的庄严的长袍，即将到来的一年将以他们的名字——具有与岁首庆典涉及的各种繁荣昌盛相关的魔力——命名。[13] 担任执政官就是成为罗马悠久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于4世纪70年代和4世纪80年代被任命的执政官们可以认为，他们所拥有的这一荣誉能够追溯到870年前罗马共和国初创之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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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考虑到4世纪的环境时，值得注意的是，罗马城的贵族们认为他们获得荣誉是理所当然的，或者至少他们声称他们可以这么认为。在这方面，他们和行省中由于皇帝的支持而出现的新贵族有所不同，我们只要看一下传统上和狄奥多西一世（379～395年在位）联系起来的著名的银盘，就可以鉴别出这种不同。这块巨大的银盘表明了罗马城外的人们是如何看待他们被授予的高级官职的。银盘上的皇帝展现出无与伦比的身姿，悬停在可以说是纯银色的天空中；皇帝的头部被光环围绕；在宫殿的拱门所组建起来的框架中，他高高在上，端坐在王座上注视着远处，并将一份任命状下赐到王座下一个渺小身影的手中。这块银盘可能不是宫廷制作的，而是荣誉的接受者制作的。制作者可以将之放在家族的银器中，以特别提醒这一地区的贵族们，贵族身份只能够由宫廷赐予。[14] 对于行省居民来说，贵族身份并不是一种“由贵族授予的贵族身份”，这一身份来自上层。波尔多的奥索尼乌斯只是一位行省贵族，他的家族是阿奎塔尼地区的市议员阶层，当他在379年获得执政官时，他说这不亚于一个奇迹，和上帝的恩典一样，这是“难以言说的意志”施加在他身上的行为：“我何德何能？我一无所知。”[15] 后来的某位基督教主教在思索预定论和上帝的恩典时也可能会这么说，但这并不是罗马城的贵族们对他们自己的看法。正如昆图斯·奥勒留·西玛库斯那样（本章余下的部分里我们将关注他），他们将自己看成“人类中最尊贵的人”[16] ，他们认为高级官职是他们应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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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中风景：西玛库斯在元老院、罗马城和乡村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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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们来说，4世纪罗马城中的大多数贵族是具有两面性的人物。我们只能从外部，通过赞颂性的铭文和同时代人们偶尔的提及来了解他们。不过有一位贵族，我们对他的了解的确要详细得多。他就是昆图斯·奥勒留·西玛库斯，他出生在340年前后，在402年以后的某一时间去世，他为后人留下了900多封信、一系列公函以及一些演说词。众所周知，西玛库斯的书信缺乏感情，它们都是公文，是写给无数的同僚和朋友以处理各项事务的——保持友谊、巩固同盟、获取支持、提携被庇护人的事业。每封信都平淡无奇，更确切地说，那些生硬晦涩的段落就像中国人名片上华丽的字符，为的是让收信人能够按照写信者的意愿把事情办成。[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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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正是这些文献对我们而言的价值所在。它们是准备发表的，部分由西玛库斯本人整理，部分可能由他的儿子门密乌斯整理。[18] 这些文献中到处都不断重复着醒目的段落，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西玛库斯为自己竖立的纪功碑。它们所展现的并不是西玛库斯的个性（就像我们希望现代的书信作者所展现的那样），而是西玛库斯希望同时代的人看到的他的形象。这是一座罗马贵族的雕像，它不是用石头建造的，而是用文字建造的。这些书信展现了西玛库斯的所作所为，这种事其他任何贵族也都做过，只不过他们的书信没有被保存下来。这些书信展现出西玛库斯屹立于友谊和权力交织而成的网络的中心，这一网络从罗马世界的一头延展到另一头。不过这些书信也展现了他的根基所在。他明显是一位“热爱故乡的人”，但他所热爱的并不是普通的故乡，因为他的故乡就是罗马城本身。本章和下一章将要关注的正是他在这方面的生活。西玛库斯的书信使我们有机会考察4世纪罗马城中的贵族们对“热爱故乡”之情的各种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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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玛库斯的确要比许多更狠心的同僚更为接近他的家乡。在他的政治生涯中，他从未离开过自己家族财产世代囤积的地区。在365年，他二十五六岁时，他是卢卡尼亚和布鲁提乌姆（今巴斯利卡塔和卡拉布里亚）总督。373年，他是非洲行省总督，这一职位设立在元老阶层拥有庞大财产的地区。在任期结束时，他对遥远的毛里塔尼亚进行了一次私人访问，以维护他在那里的地产，这是他唯一一次访问地中海南部。384年，他担任过5个月的罗马大区长官；391年，他成为执政官。总而言之，西玛库斯只不过是重复了他父亲的政治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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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玛库斯后来被称为“中等富裕”的元老。[19] 这指的是，在他这种地位的贵族中他是“中等”的。实际上，他十分富有。不过他的政治抱负并没有特别强烈。他被称为“演说家西玛库斯”，他最主要的成功并不在于他作为一名管理者和一位廷臣取得的成就，而在于他作为协调者取得的成就——他既能够放低姿态，又是非同寻常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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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们日益认识到西玛库斯远不是一个落后于时代的人。根据克里斯蒂娜·琮尼奥的悉心研究，西玛库斯的书信表明，他是一位老练的元老政治家。阿兰·卡麦隆渊博而条理清晰的修正性研究也证实了这一认识。[20] 不过我们必须要记住，我们的这一发现并非基于对西玛库斯表面上的判断，而是基于耐心的、不断积累的工作。西玛库斯在他所出版的书信中留给我们的是一幅优雅的自画像，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的工作就是探究这幅自画像背后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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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端详一会儿这幅自画像。西玛库斯在自己心中勾画出美景，并将自己展现为其中一个光芒四射的人物，这一技能令人称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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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幅风景的地标之一是罗马元老院。376年，作为一位年轻人，西玛库斯高兴地报告说他在元老院的演说受到了好评，“人类中的精英”支持他，[21] 这是一段令人记忆深刻的话。不过我们要记住，当元老院集会时，并不是这一类人中的所有成员都会出现在卡匹托尔山脚下、罗马城广场前那座屋顶尖耸的建筑的大厅中。西玛库斯的演说的听众通常只有50多人，不过他的话是真心的。对他来说，聚集在罗马城元老院中的“大议会”是他贵族生活的活动中心。正如一位法国学者的恰当评价，西玛库斯定期前往元老院，“就好像一位身体力行的大公教徒定期参加弥撒”。[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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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玛库斯将大议会看成一个亲密的贵族团体。罗马城的元老院和作为一个整体的元老阶层之间的联系是非常淡漠的。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君士坦丁的改革将元老阶层扩大到了2000人。在西玛库斯及其父亲看来，这些名义上的元老中只有大约80位算得上是真正的贵族，[23] 余下的是“新”人。和他这样的少数家族所代表的熠熠生辉的高贵性相比，这些“新”人不过是一些苍白的角色。[24] 他很直率地表达过他对这些新同僚的看法（至少他跟同侪们这样说过）：“孩子们离这帮新人越远，他们就越接近真正的贵族。”[25] 无论西玛库斯所撒下的庇护关系网有多么巨大，他的所作所为显示，他无可置疑地处于一个高高在上的位置，他和一小群自我认同清晰的贵族同伴占据了“真正的贵族的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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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玛库斯以同样的方式展现出他自己生活在一个由罗马城及其邻近地区构成的狭小世界中。他定居在他熟悉的罗马城的山丘上。在西莲山上发现的宅邸可能是他的，那是一座庞大的复合型建筑，带着一个怡人的庭院，装饰着古典式的廊柱，其年代可以追溯到马尔库斯·奥勒留时代的末期。[26] 他在紧邻着罗马城的一个又一个庄园中移居，这些庄园都位于台伯河沿岸，有的甚至远至南面坎帕尼亚地区的那不勒斯湾。他将上述的整片地区看成他自己挚爱的故乡，这片地区的中心是罗马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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