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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过针眼：财富、西罗马帝国的衰亡和基督教会的形成，350～550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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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过针眼：财富、西罗马帝国的衰亡和基督教会的形成，350～550年 第10章 从米兰到希波：奥古斯丁与宗教团体的建立，384～39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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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涎功名”：米兰，384～38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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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4年年末，当奥古斯丁离开罗马前往米兰之时，他似乎正在成功地走向罗马世界的上层。宫廷就在米兰，但我们要记得，这个宫廷只是统治庞大帝国的不同部分的三个宫廷之一。它还是其中最小、最不厉害的那个，它的两边都有强大的、雄心勃勃的统治者。狄奥多西皇帝稳稳地占据了君士坦丁堡，马克西穆斯在特里尔统治着高卢和西班牙。他在不久之前推翻并杀害了格拉提安，后者正是瓦伦提尼安二世同父异母的兄长。和奥古斯丁一样，有许多人赶来了米兰，但很快意识到，自己尽管找到了一份好差事，可地点和时间都不太对头。[1] 必须得加油干了，下一次政权更迭可能就会堵住继续升官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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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垂涎着功名利禄，渴望着有一位妻子……追求高官厚禄是一件多好的事啊！谁还能贪求更好的东西呢？我们已经有了一些身居高位的朋友。要是胃口不太大，我们不妨想想办法，至少也能弄个小省的总督当当。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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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奥古斯丁一生中第一次开始盘算如何真正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他不想继续做一个虽然有面子但局限于书斋之内的修辞学老师，而想进入政府官吏的特权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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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为了做到这一点，奥古斯丁必须得下定决心，处理他的女人。她被抛弃了，“因为她会阻碍我的婚姻”。她回到了北非，“起誓不再接触任何男人”，这有可能是指一种正式的誓愿。要真是如此，说不定就是大公教会接纳了她，她成了一个“贞女”[3] ，也就是修女。这种无情的处置就是奥古斯丁的母亲莫妮卡的安排，她已经跟着奥古斯丁来了米兰。身为寡妇，她要求住在儿子家里。有意思的是，对于这次订婚的意义，莫妮卡和奥古斯丁各有看法。对于莫妮卡，婚姻意味着，奥古斯丁只要和信奉大公教的妻子在一起，就会受洗——给他洗礼的一定是米兰主教安布罗斯。摩尼教在他的灵魂和名声上留下的污点都会被洗刷掉。[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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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莫妮卡不同，奥古斯丁（在事后）所看重的是，婚姻的前景是不是有助于和一群朋友一道继续追寻智慧的计划。他们共有过的对摩尼教的热情已经冷却下来了。这是很正常的事，因为他们已经接近了宫廷，而皇帝把摩尼教当成一种非常讨厌的异端，但他们还没有放弃共同追求智慧的热情，对于奥古斯丁这一小群受拣选的灵魂，这位新妻子是颇有助益的。当然了，她不一定非得是一个富有的女继承人，这位标准颇高的教授“尚不敢”如此想象。但一位来自上流社会的配偶，肯定能为奥古斯丁及其朋友增光添彩并提供保护。她的嫁妆能使奥古斯丁自由自在地享受哲学生活，而不必为教书挣钱而终日操劳。这样看，说得直白些，未来的妻子（当时可能只有12岁）在奥古斯丁眼里就是罗马尼亚努斯的替身。[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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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婚姻计划始终尘埃未定，更迫切、更要紧的是如何设计、建立一个哲学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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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很多朋友反复思考着一个计划，为此讨论过很多次，想要逃离人生的纷扰不安。我们都已拿定主意，脱离人世纷纭，过一种遁世的哲学生活。退隐的方案是这样的：我们要把所有的一切都拿出来，创立共有的产业，这样依靠着共有的友谊，谁也不能说什么归他所有，每个人的贡献都属于共同的产业，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我们觉得，约有十人能够生活在这样一个团体里。其中有几位非常富有，尤其是罗马尼亚努斯……他对这个计划最为热心，在讨论时比其他人更有威望，因为他的财力远超其他人。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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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罗马尼亚努斯也在米兰，这不是什么好迹象。他与一个道貌岸然但相当顽固的对手（可能还是同宗）间产生了一场诉讼，为此他被迫背井离乡，离开了非洲。向宫廷上诉，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最主要的庇护人已经卷入了高风险的官司，这对这个计划来说可不是个好兆头。[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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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还不是这个团体里的人要面对的唯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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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们产生了这样的想法：不知道女人们会不会接受这个计划？我们当中的好几个都有妻子，我自己也很想结婚。因此，我们谋划已久的整个计划都在我们手掌心里崩塌了：它碎裂了，被我们放弃了。我们重新回到叹息、呻吟之中，重新踏上了尘世的坦途。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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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们的反对肯定是很大的阻力。这并不是因为女人们被排挤出了哲学团体，众所周知，伟大的毕达哥拉斯（这个计划所仿效的就是他）就欢迎女徒弟。[9] 然而，米兰的那群女人不是妈妈，就是想要生孩子的潜在的妈妈。她们不愿意看到的是，儿子们的家产（在守寡之后，她们自己也要靠这些家产生活）消融在共有的产业中，去支持那些教授好高骛远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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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亮明澈的善人们”：从加西齐亚根到塔加斯特，386～38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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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这些，追求哲学团体的计划在385年失败了。十余年后，奥古斯丁在写作《忏悔录》的时候回顾过去，仅以一段话将这个计划一笔带过。回过头来看，这似乎是因为当他写作《忏悔录》并反观过去的时候，上帝的意图在下一年中迅速展开，这就使得这个计划的成败显得不太重要了，但事实并不完全是这样的，每个读过奥古斯丁的故事的人都知道，在386年夏天，他疾风暴雨式地经历了一场与新柏拉图派哲学文选（主要是普罗提诺的）的相遇。在这次相遇之后，他就决定过独身生活，并接受大公教的洗礼。到386年秋天，在奥古斯丁身上，一切均已改变——所谓的“一切”有一个例外，因为他身处的社会环境并未改变，而他正是在这种环境中规划自己的新生活的。[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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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6年8月底，奥古斯丁在阿尔卑斯山下的加西齐亚根（可能就是瓦雷泽附近的卡夏戈，在米兰西北方55公里）退隐了。追随着他的这群人，在很多方面都和他在385年所设计的那种灵魂相通的团体颇为相似。[11] 在加西齐亚根的退隐，并不是一个全然相异的新起点，这也是对前一年的期盼的回归。我们觉得它很特别，只不过是因为我们第一次得以直接了解聚集在奥古斯丁身边的这群人——我们靠的就是他在当时创作的著述，即鼎鼎大名的加西齐亚根《对话录》。[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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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这个团体是如何看待其中的成员的。十年后，罗马尼亚努斯的儿子里森提乌斯（当时16岁左右）用一首小诗描绘了他在加西齐亚根度过的时光。就在雄伟的阿尔卑斯山下，这群朋友共度光阴，“与您共享闲暇的自由，消受鲜亮明澈的善人们”[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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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时是什么纽带将这群“鲜亮明澈的善人们”结合在一起的呢？在外人看来，加西齐亚根的退隐生活是一件很古板的事。后来，奥古斯丁把这个时期说成“献身于基督教生命的赋闲”。[14] “赋闲”是一个意味深长的词，它绝对包含着一种贵族气。在罗马城外或坎帕尼亚的乡村里，西玛库斯和他的朋友们一起消受着长久的“赋闲”。“厌倦了城里的烦心事”，他们愿意在自己的庄园里，“在幽静中平复伟大的心灵”。“赋闲”的元老们就像“退隐”的大公教徒，他们在自己的庄园里，在精心浇灌的花园里，“一起翻阅老人们有学问的著作”，他们重温自己认同的文化，相信那种文化能够使他们真正变得高贵。[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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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闲”不只是闲暇的意思，它暗示着投身于思想性的追求。那些“赋闲”回来的人，必须对此有所证明。奥古斯丁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还和庇护人保持着关系，继续教导着他十几岁的孩子们。为了这些庇护人，他发展出了一套高深的思想性训练项目，这在一系列的对话录中被展现了出来。对话录《驳学园派》批判了新学园派的怀疑主义（西塞罗曾经持有的观点）。在该书中，奥古斯丁证明，人的理智能够追求终极的、彼岸的真理。但这就需要对思维进行训练，于是，接下来就有了下一篇对话录《论秩序》。它提出了一套思想性的项目，旨在锻炼心智，使它向更高的真理升腾。最后是《论幸福生活》，它说明，有可能通过凝思而享受生活在上帝面前的最高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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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对话都是速记员写下来的，不过奥古斯丁随后还会重新校订。拥有速记员是很奢侈的条件，[16] 他们的在场暗示着一种乡间的贵族休闲，身边簇拥着殷勤的抄写员，但这只是一种趣味盎然的布景罢了。那些参与对话录的人都不是什么贵族，而是一群很有特点的闲人，其中包括奥古斯丁的母亲莫妮卡，她凭着与生俱来的智慧受到了过分的恭维；[17] 还有奥古斯丁的两个堂兄弟，他们俩是完全没文化的。这两兄弟给了我们一个难得的机会，让我们看到了普通市议员的文化水平有多低——如果他们的老爹不肯为他们的教育花足够的钱，达不到帕特利西乌斯为奥古斯丁所做的地步。但奥古斯丁也强调了，诸如两位堂兄弟之类缺乏教育的人士，在他的思想调理项目中也有一席之地：“他们就连（小学里的）语法也没有接触过……但他们在常识上的天赋是很强的，我觉得也可以参加讨论。”[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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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奥古斯丁特意表示，将参与“赋闲”的人联系在一起的东西，并非一种共有的上流社会的文化。对话录的目的是宣示一种新的基督教文化，要对各种文化程度、两种性别的人说话。按照秘传的传统，多神教哲学家们将真理隐藏起来，不让群众窥见；但基督已经来到世上了，真理现已昭示于众，“靠一种慈爱的善举让所有人看见”[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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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虚饰的古典表象背后，加西齐亚根《对话录》的写作旨在表达一个宗教团体的热忱。在对话录《论幸福生活》的结尾，莫妮卡吟唱了安布罗斯创作的一首诗。[20] 它就是386年春天，正当安布罗斯与宫廷针锋相对之时，他曾经在他的大教堂里使用过的圣诗之一。可以说，奥古斯丁的对话录是一次普及知识的大胆尝试。依靠基督教会的宣讲，过去只有少数大哲学家才能获得的真理，如今被认为已经成了人人可以获得的东西。这样，对话录就回应了安布罗斯在这一年早些时候的尝试，其目的都是将高层次的神学传达给大众。因此，他才通过圣诗和布道，在米兰的大教堂里聚集了激动的群众。[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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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关于奥古斯丁转变的阶段以及影响其思想发展的资源的研究已经很多了。因此，很容易忘记的是，那时候奥古斯丁最根本的转变就是皈依了全能的上帝。这位上帝被理解为一种“至高之美”，具有高级的柏拉图传统的色彩。普罗提诺（3世纪中叶的希腊哲学家）以神秘的情怀向他的追随者们解释了这种传统。普罗提诺的著作点燃了奥古斯丁的激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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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知道这些。但强调得还不够的是，奥古斯丁看待上帝的新方式深刻影响了他对宗教友谊的态度，正是这种友谊将他的团体结合在一起。一位新的上帝，就为这个团体提供了一个新的基础。奥古斯丁和他的朋友们不再自居为“慧明之子”，靠一种几乎纯物质的方式，靠对光明粒子的分享结合在一起。与此不同，他们变成了与柏拉图主义相亲相爱的人。他们看见了同一个被爱的对象，即“至高之美”，因此结合在一起。这种至高的美，既距离他们极其遥远，也萦绕在他们身边。他们不再是摩尼教徒了，因此他们放弃了一种横向性的紧密结合的形式（它被想象为相似心灵的混合，是一个教派的特征），转向了一种更严格的金字塔模型。每一个人都要努力追求一种美，它带来的超然欢乐将会使每个人忘却自我。所有人都被带动起来，共享一种高度的欢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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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古斯丁坚持说，只要“至高之美”的确存在，那么一起追寻这种美的人的友谊也就是确实的。[22] 那就是天国里的友谊，其基础就是共享上帝之爱的震颤，这就是奥古斯丁在对话录《驳学园派》里面企图说服罗马尼亚努斯的观点。奥古斯丁认为，他们共有的对上帝（即“至高之美”）的爱是如此热烈、如此确定，定能达到目标；哪怕是罗马尼亚努斯的对手（和罗马尼亚努斯自己一样，也是高雅而有教养的尊贵人士），也会放弃官司，与罗马尼亚努斯一道“激情荡漾地”冲过去，和他一起品味上帝的美。[23] 这是一种共享的激情，能够消除一般意义上区别“你”“我”的门户之见。指望靠对美的共同追求来引导两位罗马的士绅放弃官司，这期望确实太高了。但奥古斯丁就是这么想的，欢欣的笔调跃然纸上，说明他已经把道路想清楚了。那是一种形式更紧密的精神纽带，要超过在他身为摩尼教徒时的体验。[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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