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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过针眼：财富、西罗马帝国的衰亡和基督教会的形成，350～550年 [:1701120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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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过针眼：财富、西罗马帝国的衰亡和基督教会的形成，350～550年 第24章 “忆昔帝国繁荣日”：5世纪的西部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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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和泥：内战和“蛮族入侵”，405～43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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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章将关注贯穿5世纪西部帝国的全面危机。我将描述这场危机的开端，危机在一代人的时间内就使帝国徒有其表。我们将关注在日益地区化的世界中，受这次危机深刻影响的各行省富人的自我调整（很多富人也抓住了机遇）。本章末，我们将关注这些地区残存的帝国影响，以及对帝国的忠诚，这种忠诚在帝国彻底在西部消失之前鼓舞着许多人。五百年来头一遭，这些极端的支持者面对着一个分崩离析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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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随这一章的几个章节，我将会着重阐述拉丁教会史上一个时代的终结，而不是帝国的终结。我会向读者介绍在5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残存于帝国掌控中的领土的图景。我将描述普罗旺斯行省的马赛和勒兰岛之间著名而又争议不断的一群人、马赛的萨尔维安的犀利论述、元老院与教宗的罗马，以及意大利南部的乡村。此书的最后两章（自第28章始）将以整体视角审视帝国消失之后的西部地区，简述新型基督教的出现。第28章将描述基督教会实现自我觉醒的途径、巨额的财富，以及他们捍卫和使用这些财富的每一步。最后一章（第29章）将研究6世纪的拉丁基督教世界，还会梳理在“后帝国时代”的新捐赠者手中，财富如何使基督教自身呈现为一个清晰的新形象——与我们两百年前在晦暗不清的350年前后第一次见到的那个宗教大相径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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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4 帝国危机，450年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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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让我们回到危机初生的时刻。我们必须回到高卢。4世纪中叶，一个来自东方的旅行者（可能是一个叙利亚人）这样描述高卢：“这是一个超级大的省份，因此这里总需要一个皇帝。高卢自己也出产皇帝。”[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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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看似朴素的描述一语双关。高卢需要一个强有力的皇帝在特里尔守望莱茵河。当缺少这样一个皇帝时，当地军队立刻就会推举一个篡权者，以填补危险的权力真空。皇位空缺就是篡权和内战的信号。这种情况在4世纪上半叶就已经发生了两次。与此形成对照的是，364～375年，瓦伦提尼安一世统治特里尔的时期是一个和平与繁荣的短暂时期。根据考古资料和我们在第12章讨论过的奥索尼乌斯的作品，稳定流向特里尔的物资和税款，保证了南不列颠、高卢和西班牙的庄园主们的富裕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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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瓦伦提尼安一世去世后，高卢再次对没有皇帝驻跸感到寒心。罗马世界的重心移向了东南方——意大利北部、巴尔干和君士坦丁堡。又一次，高卢出产了皇帝。每一个这样的皇帝都通过投身内战来坚定地捍卫自己的头衔。来自高卢的皇帝们发现他们不得不抽调不列颠和莱茵河的守卫军，以发动在意大利的战争。这样的情况六年之内就发生了两次（马克西穆斯，于388年；尤金尼乌斯，于394年）。这些军队被填进了与罗马同胞们——皇帝狄奥多西一世的东部军队——大战的绞肉机中，帝国西北部边境的正规军只剩一个空架子，各行省的人为此提心吊胆。[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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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人中的一位就是苏尔皮奇乌斯·塞维鲁（他以诺拉的保利努斯的朋友，以及《圣马丁传》作者的身份而为我们所知）。在约400～404年，他在位于图卢兹和纳博纳之间的幽静宅邸内完成了一部世界编年史。他警醒地审视自己所处的时代。他写道，罗马帝国“曾经是所有帝国中最强大的”，但现在是最羸弱的。就像《但以理书》中所描述的巨像，这是一个长着“泥土做的脚”的帝国，它注定要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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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不是被任何唯一的皇帝所统治，而是被许多皇帝，他们之间因为基本利益的冲突和军事上的对抗而分裂……而与此同时，罗马的土地却被域外以及反叛的部族所占据……因此，蛮族部落混杂在我们之中（就像泥土混杂在罗马铁一般的秩序之中），在我们的军队和城市中，遍布我们的行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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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405年，苏尔皮奇乌斯的话应验了。内战伴随着未被同化的蛮族（他们被当作正规军用于罗马皇帝之间的内战）“泥土”，制造了一场大风暴。风暴席卷不列颠、高卢、西班牙和非洲，持续了一代人的时间。苏尔皮奇乌斯自己得以幸存，但是他以及与他境遇类似的人发现，他们身处一个闲适生活（强大的法制和严苛的税收体系的产物）早已远去的世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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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大风暴的故事可以被讲得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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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5年12月31日，一个由汪达尔人、苏维汇人以及起源于多瑙河中游的阿兰人（之前与罗马人极少有联系）组成的大型蛮族联盟在美因茨附近渡过了莱茵河，他们劫掠并寻找雇主（据我们所知）。[4] 不列颠的军队推举了一位皇帝——君士坦丁三世——来对抗他们。君士坦丁将蛮族牢牢控制在高卢北部。但是君士坦丁最关心的，是让自己成为西部的正统皇帝。407年，他迅速南下（如皇帝马克西穆斯二十年前出于同样目的所做的那样），入侵意大利。第二年，嗜杀的蛮族盟友渡过莱茵河，再次出现在了高卢最为富庶的阿奎丹地区，这里是奥索尼乌斯、诺拉的保利努斯以及苏尔皮奇乌斯·塞维鲁的家乡。一场暴力的海啸扫荡了高卢南部。蛮族们发现了他们通往“罗马帝国腹地”[5] 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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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些蛮族不是以武力打开了通往南方的道路，他们是因受到君士坦丁三世的邀请而来的。君士坦丁谨慎地在高卢从南到北地安置他们，是为了在内战中使用他们的武力。如同其他在内战中不顾一切的军队（包括罗马军队），支付他们军饷的是劫掠的许可证。[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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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9年10月，同样是这群人，他们越过比利牛斯山的关口，进入了西班牙。同样，他们也不是自发向南迁徙，他们是受到另一个在萨拉戈萨城的篡夺者的邀请。汪达尔人、阿兰人和苏维汇人散布在伊比利亚半岛广阔的土地上，他们攻城略地。这些破坏通常被戏剧性地称为“蛮族入侵”，但并非如此，这些是内战中的皇帝们在行省带来的“附带伤害”。是内战中的异常行为而非轻率的“入侵”攻势，导致了当时蛮族部族的迁徙行为。[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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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蛮族”与入室抢劫犯和拦路的强盗没什么区别，这样的事情经常在混乱时期在罗马各行省发生。他们和同一时期袭击希波山区的奴隶贩子团伙很类似。一个事例就是，在塔拉戈纳城外，一个蛮族团伙抢劫了一个带着一箱书的司铎，然后把书带到最近的城镇莱利达，看是否能找到买主！[8] 这些随意游荡的团伙是大问题，但很难将他们同我们提及“蛮族入侵”时所设想的嗜血军队的形象联系起来。塔拉戈纳城附近区域的考古遗存显示，在整个巨变时代，附近的乡村依旧人丁兴旺、丰饶多产。[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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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有更多的帝位争夺者，就会有更多的蛮族联盟的军事力量聚集起来为他们效力。汪达尔人、阿兰人和苏维汇人组成的盟友自北而下，很快就遇上了另一个北上的蛮族群体。在410年洗劫罗马后，哥特人离开意大利，进入高卢南部，他们同样宣称是为皇帝效力；他们支持一个自己的帝位争夺者已有数年；他们与拉文纳的“正统”皇帝结盟；进入西班牙后，他们占据数量上的优势，足以扫平大部分阿兰人和整个汪达尔人的小部族；418年，他们获得了在阿奎丹定居的回报。从各方面说，这都是一次官方许可的土地占领。直接获得土地（一些学者推测，有可能是通过税收）是所有劫掠许可中最能被接受的方式，这种方式被竞争中的皇帝们用来代替蛮族军队的军饷。[10] 西哥特人在阿奎丹的定居，是他们在长达十年内战中站在正确一方所得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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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内战一触即发的国家也正好为这一时期这种特殊的劫掠行为提供了背景。429年，汪达尔人在国王盖塞里克的率领下从西班牙南部进入北非。（这是奥古斯丁生命的最后一年。）非洲军事长官卜尼法斯（该行省唯一一支罗马军队的指挥官）与奥古斯丁有过书信往来。429年，他正跨海在意大利参加一场内战。他回到非洲内地时，完全被突然从西方出现的汪达尔人震惊了。439年9月，在对迦太基的援军还由于拉文纳宫廷的分裂而耽搁之时，盖塞里克将其夺取。[11] 总而言之，是内战——而不是他们自身嗜血欲望的驱使——使蛮族武装在一代人的时间内，从西罗马帝国疆域的一端迁徙到另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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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去非洲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以新形式发动的内战——使用蛮族武装——已经动摇了不列颠、西班牙和高卢行省。但汪达尔人征服迦太基造成的影响更大。这折断了西部帝国的“税收脊柱”[12] 。用基尔·哈里斯的话来说，“在高卢的（并且还要加上在不列颠和西班牙的）战争已经在非洲输掉了”[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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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5世纪30年代，时人就已经清楚地知道他们是生活在“黄金时代”已经结束的一代人。431年，瓦伦提尼安三世皇帝纪念一位在394年去世的罗马人尼科马库斯·弗拉维亚努斯——他拥有伟大的多神教徒西玛库斯时代的精神。皇帝以这种方式向元老院示好。位于图拉真广场上的弗拉维亚努斯雕像基座上的长篇铭文，镌刻着他身为高官时用来保护和增长“忆昔（迄今）帝国（国家）繁荣日的财富”的各种手段。[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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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431年，帝国的税收可能下降了近50%。在迦太基陷落之后，下降更为严重。此时的帝国只留有瓦伦提尼安一世时期四分之一的税源。帝国承受着巨大的税收流失。更严重的是，这削弱了强大的政府高层的行动能力。在4世纪黄金时代的光荣岁月里，富人能够借助这种行动能力，将通过税收积累的财富转化成看似不可挑战的社会等级制度。使富人如此富裕的“大机器”就此熄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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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正当且怀有恶意”：党派主义与贫困化（佩拉的保利努斯，376～45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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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这一灾难如何上演，远比讲述在这残酷的三十年间罗马西部社会究竟发生了什么要容易。原始资料在这里不能帮助我们。当有影响力的罗马作家从这个世纪中叶回望的时候，他们倾向于将一切问题都归咎于蛮族。452年，地中海城市马赛的一位编年史学家写道，在405～406年以后，“敌对民族的疯狂将整个高卢撕成了碎片”[15] 。考虑到所有受教育的罗马人继承的对蛮族的偏见，又考虑到那些被交战中的皇帝授予劫掠罗马国民的许可的武装集团的行为，这种戏剧性的观点不足为奇。很轻易就能搜集到一系列这一时期描述罗马人民疾苦的作家所做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引证，来证明这一观点。[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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