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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过针眼：财富、西罗马帝国的衰亡和基督教会的形成，350～550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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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章 “穷人所继承的遗产”：6世纪教会中的财富与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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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财产的绝对支配权”：从希波到阿尔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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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5世纪的进程中，西欧的面貌不可逆转地改变了。这一次并没有出现3世纪的混乱之后随即到来的帝国秩序的恢复。拉丁西方成为一个后帝国的世界。地方上的权力集团代替了西部的帝国。由帝国的需求驱动的宏大的致富引擎残酷地解体了，富人们因此遭受损失。这部引擎的一部分仍然留存着，然而，它如今在地方层面上以较小的规模运作着。社会的各个层面（不仅仅是在富人中间）都出现了普遍的贫困，4世纪的黄金时代成为回忆。此外，如果我们相信一些学者的话，西欧开始受到长期的“气候异常”的影响：远至地中海南部边缘的地区迎来了更加寒冷多雨的气候；在格陵兰岛发生的气象学变化，可能不知不觉地加剧了后帝国时代欧洲正中心地区的罗马农业景观的缓慢解体。[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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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拉丁西方虽然在许多层面上有快速的变化，但它和过去的强烈联系仍然维持着。生活在奥古斯丁、哲罗姆、伯拉纠和约翰·卡西安时代的人的孙辈，或许将会经历500～520年法兰克政权在全高卢的建立，甚至可能见证皇帝查士丁尼令人不安的东部舰队在533～535年来到非洲、西西里和意大利南部的海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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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部的基督教会中，一些问题仍然存在。实际上，我们现在将要考虑的（基本上是6世纪）最显著的问题之一，便是在拉丁教会中从一个更加繁荣的时代顽固地延续下来的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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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所要讨论的现象是这一时期特有的。这个时期被赫尔维·安勒贝尔特恰当地称为“一个后罗马时代的古代晚期”[2] 。尽管罗马国家消失了，但4世纪和5世纪早期在基督教会中积累起来的文化资源继续得到利用。时代的危机并没有在这一领域导致断裂，相反，拉丁基督教会的教父在黄金时代（本书开头的安布罗斯、哲罗姆和奥古斯丁的时代）的思想将会被用来满足新的环境。由此，高端思想和实实在在的现实之间的矛盾相结合，成为6世纪的主要特征。这并不仅仅是这些思想资源所带来的意外，这是这个时代的特征的一部分。在一个变化如此之大的时代中，主要关注信仰和组织结构的基督教著作维持了一条没有断裂的弧线，贯穿了看起来急剧变化的4世纪初至6世纪初，将奥古斯丁和哲罗姆的世纪与图尔主教格雷戈里的世界连接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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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问题中最大的问题是对于教会财产性质的持续不确定。主教、修士和神职人员与4世纪和5世纪以来在他们周围积聚起来的财富之间是何种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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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理解这一情形的性质，我们必须暂时回到奥古斯丁时代的希波。当时的一些看起来不太重要的、日常性质的事件揭示了一位基督教主教不得不面对的两难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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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我们之前所见，在411年春天，希波的教会信众试图在希波将虔诚的元老皮尼亚努斯立为司铎，从而获取他的财富，这样便将他的财产和希波这座城市联系在了一起。奥古斯丁被指控参与了这一图谋，据说，他想增加他的教会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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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一说法，奥古斯丁的回应明显是尴尬的。他抱怨说像他这样的主教被看成和地主别无二致。人们认为他们完全控制着他们教会的财富，“就好像地主和领主”[3] 。为了反对这一指控，奥古斯丁竭尽所能地解释说，他只是扮演了希波教会财产的管理者，作为主教，他有“教会财产的绝对支配权”[4] ，但是，他并不拥有这些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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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奥古斯丁在之后的一封信中强调，他所承担的“管理”只是为了穷人：“如果我们拥有什么，那也不是我们的，而是穷人的。对于这些东西，我们所做的，就是以某种方式进行管理者的控制。”[5] 这一陈述也是由一种尴尬的处境引发的。奥古斯丁不得不解释（正是向不幸的非洲军事长官卜尼法斯解释，我们在第23章已经见过他了），为什么大公教会在接手了多纳徒派对手被没收的地产后，其财富大大地增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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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两起事件中，呈现在普通人眼前的是一种矛盾的财富概念。他们地方上的教堂可能是富有的，但是，主教的财富并不应该像地主的财富那样，这种财富并不是“管理财富的人”所拥有的。这些财富是以那些不可能拥有任何财富的人——穷人的名义来管理的。直白地说就是，一位非拥有者管理着没有归属的财富。理论上，主教是一位管理人士。他不是地主，而是一位好管家。他的角色类似于庞大的帝国地产的管理者（许多管理者是奴隶），他并不拥有这些托付给他的财富。总而言之，教会的财富是一种形式奇怪的财富，这是一种存在于远方的财富。所有权和管理权因内在分离而被明显地区分了。[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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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奥古斯丁的毕生追求。如我们此前所见，他所创立的修道院是一种为了实现理想的社群，而这种社群是与引起纷争的私人财产相决裂的。他也在他周围聚集了一个由神职人员组成的内部团体，他们发誓像修士那样生活。这些修士-教士被认为已经放弃了所有个人与财产之间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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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即425年年末，很显然，并不是每个人都是以奥古斯丁本人那种极端的方式，来理解这种对财产的放弃。一位奥古斯丁手下的修士-教士——亚努阿里乌斯司铎——最近去世了。有迹象表明，他藏了一笔钱。他特意在遗嘱中指明了他的儿子和女儿没有继承权，而将所有的钱遗赠给了希波教会。[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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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事件往往被看成奥古斯丁晚年的一个悲剧性时刻，“带有一种长期的统治迎来了终结的暮年气氛”[8] 。然而，情况并非如此。这一事件源于一种对于“什么财富应该属于教会”的基本误解。亚努阿里乌斯并非一个偷偷摸摸的守财奴，他也不一定会想到他破坏了奥古斯丁对贫穷的规定。对亚努阿里乌斯来说，问题不在于他拥有财产，而在于他所拥有的财产不是“世俗的”。他完完全全是在教会中持有他的财产，他没有将它给予俗人。他的两个孩子已经是教会供养的：他的女儿是一位修女，他的儿子是一位修士。珍贵的银币流入了希波教会，一位教会人士的钱财留给了教会。奥古斯丁团体中的许多人认为，没有发生什么特别不幸的事情，奥古斯丁应该接受亚努阿里乌斯的遗产。[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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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古斯丁以实际行动十分严厉地指责了这种观点。他有关亚努阿里乌斯的伟大的布道词（《布道词355》和《布道词356》）成了经典。修士们参考它们，将它们当作完全自治的修道院的纲领。他们得出的结论是，修道院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团体，修士们以他们上交给公共基金的财产为生，并且只能够以这些财产为生。因此，他们宣称他们没有依靠当地教会的财富。525年，一群迦太基南部拜扎凯纳的修士以这种方式使用了奥古斯丁的布道词，来表明他们的修道院是独立于主教的，因为修道院在经济上独立于当地教会。[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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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奥古斯丁所考虑的并不只是修士的问题。他强调的是为他效力的神职人员应该像修士一样弃绝。与约翰·卡西安设想中的理想修士相比，这些修士-教士生活在一个更加模糊的处境中。他们并没有与尘世隔绝，他们也没有来到一个被真正的或者想象中的沙漠隔绝的社群，相反，他们被财富的强烈阴影包围着。这些被剥夺财富的人与他们所服务的教会中的集体财富有什么关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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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关这一事件的最后的布道词中（《布道词356》），奥古斯丁说明了这一处境意味着什么。他特别公开了一位司铎——雷堡里乌斯的安排。对奥古斯丁来说，雷堡里乌斯是模范的修士-司铎，他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他从未远离财富，但是在他经手的财富中，他从未拥有过一分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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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堡里乌斯来自饱经战乱的高卢北部。[11] 他类似于萨尔维安——一位不是来到马赛，而是来到遥远的地中海南岸的非洲的难民。在奥古斯丁认识他以前，他已经放弃了他自己的私人财产。严格来说，他是作为“穷人”来到希波的——他没有任何能够声称是他自己所有的东西。在那里，他定居了下来，作为一位有事业心的经营房地产的商人。他没有受到私人财富的侵蚀，并证明了自己是一位有才能的资金筹集者。通过这样筹集资金，他在奥古斯丁的命令下建造了一所修道院、一个救济所和一座殉道者的小教堂。他甚至还购买了一处房产，这处房产被租了出去，为教会进一步带来了收入。然而，这些财产没有一丁点儿是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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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罗列了雷堡里乌斯使用他所筹集到的钱财的诸多方式以后，奥古斯丁转向了教团，表明他们甚至不应该抱有那种想法，即任何显然为雷堡里乌斯所拥有的东西并不是作为整体的教会的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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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再让任何人说，“在司铎的房子里”“在司铎的房子前面”……这是司铎的房子。这（神职人员的修道院）是我的房子。除了上帝，他没有其他房子，而上帝的居所无处不在。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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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晚期，在将个人财富的痕迹从教会财产中抹去的做法中，很少有比奥古斯丁和希波的修士-教士之间这种最终的解决方法更加彻底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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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后的世代中，奥古斯丁的话语继续引起思考。500～510年，朱里亚努斯·波美里乌斯——他本人是一位来自非洲的难民，是奥古斯丁的虔诚信徒——在阿尔勒撰写了《论默观生活》。在主教凯撒里乌斯时期（502～542年），阿尔勒是高卢最富裕和最有活力的主教教区。波美里乌斯的写作是为了劝说向往成为修士的人，成为修士的同时也可能成为像凯撒里乌斯那样活跃的主教。[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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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6世纪早期的高卢，重新向修士们保证他们可以成为主教，意味着劝服他们教会的财富是可以保留的。这些财富就在那里，唯一的问题就是如何处理这些财富。波美里乌斯竭尽所能地证明，经手教会的财富并不会玷污他们或者损害他们的灵修生活，既过着沉思的生活又作为管理者是可能的。教会的财产以及它的所有者在名义上刻意地不拥有财产，这两者之间富有意味的分离是波美里乌斯论述的中心。波美里乌斯强调，按照老年奥古斯丁对财富与“管理者”之间的严格区分，教会的财产可以被个人管理——实际上，甚至可以在个人手上有所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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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美里乌斯回顾了前一个世纪的主教。他赞扬阿尔勒的希拉里大大地增加了他主教教区的财富，[14] 他也赞扬了诺拉的保利努斯。在波美里乌斯的论述中，我们看到的保利努斯其实是一个非常不同的保利努斯——一位6世纪的保利努斯：精明的诺拉主教保利努斯，他“没有鄙视他教会中的财富，而是用极大的责任心管理着它”[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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