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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难与信仰：近代潮汕基督徒的宗教经验 第七章 我们与他们：华英学校风潮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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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潮汕基督徒作为一个整体面对外部的世俗社会时，一方面他们要展现自身信仰的独特性，另一方面作为当地社会的一部分他们又要充分融入本土社会，为团体的生存获取社会空间。近代教会在华宣教的一项根本战略是培植本地教会，促成其自立。早在1877年上海传教士大会时，教会经济的自养问题就成为会议的主题。潮惠长老大会成立时就标榜三自原则，追求本地教会的自立，这一追求与近代民族主义的诉求应是相符合的，同时该会所举办的一系列具有现代化色彩的事业如学校、医院等都直接造福本地社会，并非完全局限于教会内部，所有这一切都似乎说明，长老会应有可能获得本地社会的有力支持，但有时实际的情形却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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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通过对20世纪20年代汕头华英中学的反教风潮史实的梳理，试图说明在地方性的政治事件中，教会是怎样被塑造成政治运动的对立面，成为民族主义的敌人，既造成教会与本地社会更加疏远，使得依靠本地社会资源谋求教会自立的路径变得非常艰难，同时也使得教会内部的核心层面和其基础的边缘部分发生剥离，一些原本为教会潜在的支持者在民族主义的感召下转而走到了教会的对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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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短暂的蜜月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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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英国长老会一直非常重视利用本地资源，而医院和学校似乎是直接沟通教会与本地社会的管道和桥梁。宣教医师吴威凛在汕头开办医院后，求医者甚众，治好潮州道台的疾病而在汕头获得该道台赠送的一块土地用来建筑医院时，教会方面是很高兴的(1)，以为一扇大门已经打开。不过，在开办学校方面并没有取得如同医院一样的社会效果，其原因是这些学校开办的目的是为了解决信徒子女的教育问题和培养传道人才，并非真正面向社会，自然引不起社会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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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子事变后，教会进入快速发展时期，同时伴随清末新政的展开，中国社会也开始迅速变化，西式教育尤其是英语教育在中国沿海地区受到普遍欢迎，汕头作为一所开埠较早的商业城市对英语人才的需求自然亦十分迫切。但是，长老会现有教育体制的人才培养范围却局限于教会本身，这自然与社会需求是脱节的，这种以传教为基本目的的教育不可能为广大非信徒所接受，实际上也减少了教会对社会的影响，对教会的发展是不利的。但是，从当时的情况看，差会方面不可能拨出巨款来发展英语教育，因为这将损害直接的布道事业，同时也违背母会教友的捐款意愿。一种既能为长老会接受与支持，又能满足日益增长的社会需要的学校似乎很难开办起来。问题陷入了僵局。但是，一个人的出现打破了这种僵局，此人就是陈雨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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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雨亭（1842—1905），名润泽，字承甲，号雨亭，广东澄海江都蓬州乡人，早年家贫，后经商累致巨富。1897年“受西教士宣传耶稣道理影响，信仰基督教”(2)，1902年汕头长老会呈禀汕头长老大会，认为“陈雨亭可接其领洗进教，惟其于未信道之先，尝有娶妾，且今不得相离，但察其心实有信主，余无可阻”，因此提请大会裁决，英国传教士汲约翰提议，可以“接之领洗”，得到大会批准(3)。在未信道之前娶妾者可以被接纳进教会，是当时长老会的通常做法，所以陈雨亭进教并非是一种特别的变通，但是，该议案提出后马上得到批准，其间并没有组织专门的调查，则显然考虑了陈雨亭的身份因素，因为当时长老会在潮汕的信徒均来自底层社会，只有陈雨亭是一例外(4)。陈雨亭经商足迹遍及南、北洋，眼界自然开阔，在与西教士接触之后，思想更为开通，对社会公益事业很热心，曾“召石匠，集工人”，花费银洋一千余元，历时数月，在其家乡建石桥一座(5)。不过，作为一个信徒陈雨亭更热衷教会事业，为了改变家乡乡民的迷信观念，陈雨亭决定“从改良风俗入手，以广布福音”，特地聘请陈益廷长老到蓬州施医播道，在其南门外粮坊聚会，其间还演潮剧，劝人弃假归真，改革缠足陋习，而于戏台上高悬布鞋及药水，叫人领去放足。通过一系列的布道活动，蓬州信徒渐众，教会根基始立。由于陈雨亭在蓬州堂会的创建上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因此由教会方面撰写的堂会历史竟然称蓬州堂“为陈雨亭所手植”(6)。这是对一个平信徒的极大肯定。陈雨亭还“邀同志士，广集赀财”，扩建长老会汕头福音医院(7)，将医院分为男、女两部，陈雨亭本人捐资6000元，1903年2月6日医院落成，陈雨亭受邀在会议上讲话，妇女医院的墙上镶嵌着“雨亭医院”的石制匾额(8)。不过陈雨亭最关注的还是开启民智，他曾在蓬州开设阅报所，并发表广告文，从广告文的内容可以看出，陈雨亭不仅视野宽阔，思想开通，而且有着十分强烈的改革意识和爱国情怀，希望通过提供新式报刊阅读来开启民智，使人们摆脱愚昧闭塞的状态。而开启民智除了大众传媒这种方式外，开办新学校也是一种重要途径(9)。可以说强烈的民族主义意识是陈雨亭迫切希望开办一所新式学校的思想动因。当时陈雨亭迫切希望的是在汕头办一所英汉双语学校，与中外各方人士的广泛交往，使他充分认识到英语在中西交流中的作用，同时作为一个商人，他也敏锐地意识到英语的商业价值及其所造成巨大的社会需求。在开办华英学校之前，他在1900年就聘请一位加拿大人开办过一所学校，学校以英文为主，学生中陈姓子弟十余人，异姓学生近百人。两年后，该加拿大人因契约期满回国，学校停办，陈雨亭对此颇感遗憾(10)。在这种情况下，陈雨亭开始考虑由自己出资，协助长老会开办学校问题，双方至迟在1903年初就初步达成了协议，所以《岭东日报》专门登载了这一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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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雨亭封翁乐善不倦，久为潮人所推，近年有志在汕建一英文学堂，曾托福音堂牧师绘图布置，并延洋教习，近已到汕，闻该教习亦教会中人。其购地之费出自封翁独捐，建筑之费则由教会维持。约冬间即可落成，便当开学，吾潮人士咸拭目俟之。(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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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述报道看，计划中所开设的学校也是一所英文学校，由陈雨亭出资购买建校用地，教会则负责学校建筑费用和教学管理工作。学校所延聘的教习就是华河力，他于1903年到汕头，并开始学习本地语言。但是，因为校舍用地等问题一直未能解决，延宕下来，到1905年3月10日才在崎碌购地37亩，3月30日在英国驻汕头领事吴理斯（Robert Willis）的见证下，陈雨亭才与长老会签订了开办华英学校的正式协议。同时，陈雨亭还签了一张“金盛银行”（Jin-seng Bank）的20000元支票，以兑现自己捐资办学的承诺，汕头教士会则为此专门写信表示感谢(12)。总计，陈雨亭购地花费10261.21元，剩余9738.79元用作建筑校舍之用。为了将剩余之数凑成万元整数，陈雨亭自己又捐款261.21元，这样陈雨亭合计捐款20261.21元。(13)有了陈雨亭的巨额捐款作保障，长老会开始全面启动华英学校的建设工作，并由传教士汲约翰在《岭东日报》上发表《倡设华英学堂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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汕头英国长老会，兹议于本埠开设华英学堂一座，教授英汉文字，并各种科学。倡斯举者，原系一华友，蒿目时艰，热心协助，深知学非参考中西，无足以济当世之用，于是慨然捐钜资一款，以襄购地庀材之费。惟大厦非一木能成，尚望诸君蹶然仗义，力解橐囊，共襄盛举，异日人文蔚出，不仅为鄙人之幸也。现经英国长老会聘到苏格兰大书院超等举人任掌总教席，此君抵汕两载，学习华文华语，为受授之方，其心殷教育，于此已见一斑矣。窃思汕地为商务冲区，以形势论则控导内地城厢，实为适中之处，来游既免跋涉，而从学必多，若不经营缔造，宏敞规模，恐来学有向隅之叹。以是由英国画来图式一张，计臻妥善，其长宽各一百三十六英尺，上耸层楼，四围房舍，中开大院，其间书房、卧室厅、事饭厅、体操所，以及总分教习房屋均备。至于仪图器具，艺学精舍，以便教授生徒。泰西各科，如格物化学，亦为当务之急，自当逐渐以图。但事之完备与否，不能不视款项之裕绌耳。学堂之旁，又须匀出田空地一段，以备生徒操练步伐之场。夫建盖房屋，购置家私，非四万余元。将来学堂经理筹费，皆系教会鼎任，以期永久。尝见深谋远识诸君子，抱爱国之心，知机之明，有志倡立心学，以为天下率，吾知斯土殷实好义之人士，亦必具有同心，慨然解囊，以赞成此美举者，不禁企予望之。英国长老会领袖教士汲约翰苏格兰进士谨启。(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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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分明显，汲约翰的启事仍是以爱国和开通为基调，希望以此来拨动本地绅、商的心弦，从而踊跃捐款。可以说，华英学校从创立伊始就是以民族主义的旗帜相号召的，在这一点上，无论是捐资者陈雨亭本人还是英国长老会都是一致的。事实上，汲约翰等人对20世纪初中国民族意识的觉醒是十分清楚的，他认为，在整个中华帝国，“不论教会内外，中国的民族精神觉醒已经达到一个令人惊异的程度”，这种觉醒是未来中国的全部希望所在，“但在目前它并非不包含危险”，特征之一就是越来越不能忍受外国的控制与影响，因为这种影响与控制使教会感到自己是外来的，汲约翰希望教会调整政策，使其更多地具有本土色彩(15)。可以说，华英学校的开办正是这种调整的一个表现，它打破了长老会原先的学校主要为教会自身培养人才的惯例。启事非常明确地告诉我们，这所学校的开办主要是为了满足潮汕乃至整个岭东地区人们学习英语与西学的需要，而且从后来招生的情况看，其生源也主要来自非基督徒家庭。在陈雨亭的带动下，本地人捐资共计37850元，英国长老会捐资6000元，总计43850元(16)，学校于1906年正式开学。短短的时间内居然募集数万巨款，这笔款项在当时相当于汕头大会全体教友整整三年的捐款还有余，这说明在本地区社会资源并不稀缺，关键是教会方面能否加以利用。现在华英的开办是一个成功的尝试，不仅得到了经费，而且得到了在当时颇有影响的富商的皈依，一举数得，前景似非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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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英学校，在中文里称“江华英学堂”，或称“江华英学校”，在英语中则称“华英学院”（The Anglo-Chinese College），显然是一所戴帽子学院，其发展的目标应是逐步达到高等教育程度，这是当时许多教会大学初期发展的共同特征。所以，从一开始华英学校就被定位在一个较高的起点上，它实施的是一种相对世俗化的教育，从而有别于一般意义上的传教教育和神学教育。可以说，华英学校在整个长老会的教育体系中是一个异数，是游离于长老会传统的教育体制的，对于该校的创办者而言，他们显然是希望通过此举来探索一种新的办学模式，通过提供一种“真正的基督教教育”，进而改变人们对教会学校“利用西方学术”引人进教的既定看法(17)。从这个意义上说，华英学校的创办是长老会教育政策的一个重大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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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英国长老会而言，华英学校既然是一种新的实验，自然对其发展充满希望，努力予以扶持。华河力自华英开办后，就将全部精力投入学校的教学与管理之中，差会方面不再将其作为神职人员来计算(18)，但一所高水平的中学仅仅依靠一个人是不可能办好的，为此教士会一面要求宣道本部再派遣一位能够胜任所有学科的教师来华英任教，一面高薪聘请本地教师担任教学，其中两名教师的年薪分别为320元和340元，一名英语教师的月薪45元，外加每年60元的旅行费用(19)。既然要高薪聘请教师，那么就必然要收取高额的学费，当时的学费标准是每学期大洋50元，在华英读书的教徒子女教会每学期补助30元(20)。到1910年时，华英学校有6名本地教师，校长为华河力，华河力同时担任英语、科学、算学、历史等课程的教学，这些课程均用英语讲授，在校学生62名(21)。1913年学生82名，其中预备班18名，中学57名，学院一年级（按：实际水平相当于大学预科）7名，中学部分又分为三个年级(22)。华英面向社会招生，何以学生如此之少，主要原因是学校因受多方面条件的制约，为了保证质量，不得不限制入学人数(23)。同时，为了保障学校的基督教性质，学校必须招收一定数量的神职人员及教友的子女，如1913年学院级学生6名，其中2名为神职人员子女，1名为教友子女，共有4名学生参加了青年会活动(24)。1920年，在聿怀中学校长白威廉（William Paton）回国的情况下，汕头教士会讨论将聿怀中学暂时归入华英，但同时认为聿怀是一所真正面向教会的学校，与施行英语教育的华英是性质不同的完全学校，应当继续存在下去(25)。由于英语教育越来越受欢迎，学校必须扩大规模，以适应社会需要，汕头教士会多次向宣道本部要求增加拨款，为教职员修建宿舍(26)，要求拨款高达27500元，(27)但这个计划因为时局的变化没有付诸实施。尽管华英学校一直到结束都没有能成为它在英语里标榜的学院（College），但到20世纪20年代却已经成为岭东地区最有影响力的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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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拜孔风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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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英学校建立的前后，正是近代中国民族主义蓬勃发展的时期。1905年因美国苛禁华工问题而引发抵制美货运动，潮汕虽处粤东一隅，但系著名侨乡，自然有切肤之痛，很快也参加到运动中来。6月6日《岭东日报》发表社论，指出“自我驻美梁使与美政府商改禁约不成，其事传布于海内外，全国人咸切齿痛心于美人之无理。旬月以来，上海各省绅商，首先倡议，不用美货，不上美物，以示抵制。于是汉口、香港、福建、广东各商埠，先后起而应之，开会演说，讨论实行抵制之事，万众激昂，交口赞成”，且自运动商界发动后，“学界更逼进一层，议不入美学堂读书，各学堂不购用美物，以为各地居民倡，并劝各省人不受美人佣雇，入教者退出美国教会”，“人心愤涌，势不可遏”，但是潮汕的商界和学界却“杳然无声息”，“不议不论”，论者乃愤而提出了“吾甚为潮汕人耻之”的论断(28)。在报纸舆论的宣传敦促下，汕头商界和学界均准备开始采取行动，而岭东同文学堂的教习学生则认为，“此等有关中国名誉之事，学界宜先筹备抵制之法”，“以为全潮人倡”，所以赶在汕头商界开会之前先开会演说，并函告各处会馆绅董“协力以争”，与此同时惠潮嘉三属20余所学堂也准备派人到各乡去演说“争约之利害”(29)。在潮州20所学校的80余名代表在养正学堂开会(30)。在这场抵制运动中学界显然跑到了商界的前面，从而也拉开了岭东近代学潮的帷幕。潮汕学界在民族主义运动的激进表现，以及从一开始就以外来事物为目标，强调“爱国力之强弱，亦即视抵外风潮之高下以为差等”(31)，似乎都在某种意义上兆示了华英学校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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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英学校建立后不久便爆发风潮。最初的风潮发生在1908年，因对学校一下层职员处置不当而引起，很快平息下去。尽管该风潮本身不带有任何政治色彩，但是开了一个先例。1911年10月武昌起义，汕头各界发起响应。各方面的领袖人物连日在汕头总商会开会演讲，人心空前兴奋。当时华河力已休假回英国，学校由副总理冀文代行管理。学生举出代表向冀文请假参加开会、听演讲，第一日冀文准许学生请假，第二日冀文不准。学生代表向冀文痛陈参加意义重大，然屡请不准。学生爱国心切，于是自行列队前往参加。翌日学生议决罢课，暂时回家，或往参加革命工作，且以全体名义发出报告家长。学期将终时，华河力由英归来，才发信通告学生来校上课(32)。这是华英学校第一次带有政治色彩的风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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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这场全国性的爱国风潮很快波及汕头，6月11日（阴历五月十四）由汕头商业学校发起，在华英学校召开了岭东学生联合会成立大会(33)。选择华英学校作为会议场所是深有意味的，一方面此举实际上承认了华英学校作为岭东地区最高学府的地位(34)，另一方面也颇有向外国势力示威的意味，会议的主办者当然十分清楚华英的背景。对于华英的学生领袖而言他们似乎理所应当地负有领导整个岭东地区学生运动的使命，炽热的爱国主义的烈火在他们的心中燃烧，他们高唱“匹夫有责兮天下存亡，死生不辞兮汤火何妨”(35)，号召国人“与学生一致奋起”，为恢复中国的“国权”而斗争(36)，为了使“国人富爱国心”，他们认为文字宣传的方式固然也有效果，但收效太慢，认为只有直接对公众进行演说，才能起到激励人心的作用(37)。岭东学生联合会成立后，华英学生与汕市其他中学学生一起演说、请愿，调查日货，取缔奸商，其间三次集中焚烧日货，甚至因此与某些商铺发生冲突(38)。有的学生团体还对地方政务进行批评，以至引起当事者的反感，导致争论发生(39)。以学生为主体的爱国主义运动如火如荼在潮汕各地开展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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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东学生联合会的成立会议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华英内部的学生自治会因此获得了与校方相抗衡的某种权力与政治资本。应当说，华英校方在整个运动中还是比较开明的，他们赞赏学生的爱国热情，但不认同学生长期参加政治运动，从而荒废学业的做法，不过他们认为如果硬性禁止所有学生参加，其结果“必归无效”，所以允许学生自愿参加，这样可以使那些留下来的学生“有时间追求学问”(40)。但校方的这种变通做法对于那些一直在校外进行各种爱国活动的少数学生领袖来说，不啻是一种分而治之的阴谋。显然对他们来说，爱国运动的烈火要持续地燃烧下去，不仅既有的参加者不能退出，而且还必须有源源不断的新追随者不断加入，必须有新的燃烧点吸引众人的目光，激发人们的情感，否则人心日久生厌，运动亦必然逐渐消沉下去，而这对于富有政治热情的学生领袖而言是难以被接受的。为了爱国这一崇高事业，他们在寻找新的时机和突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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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0日，华英学校的学生领袖们终于藉拜孔问题掀起了学校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风潮，从而将华英学校学生已趋冷淡的爱国热情重新点燃。1919年的公历10月20日即阴历八月廿七日，也就是传统的孔子诞生纪念日。华英学校作为一所教会学校，对于孔诞纪念活动一直比较开通，不仅在孔诞日放假，且允许师生在学校举行开会纪念活动，而这在当时许多教会学校都是不被允许的。参加纪念活动的师生一般也尊重教会方面不准拜偶像的规定，只开会纪念，而不向孔子像鞠躬行礼。但是本届孔诞日，学生一反常态，在没有告知校方的情况下，在准备开会的学校礼堂黑板上所列的会议程序里加入了“向孔圣像行三鞠躬礼”的议程。会议定于晚7时半开始，学生邀请了马育航、宋涤尘和张煊等潮汕名流以及各校学生代表出席(41)，其中马育航曾任汕头筹饷局总办(42)。正式开会前，校长华河力发现了拜孔议程，当即“嘱将该条删去”，华河力指出，“此是教会学校，我又兼牧师职责，而听学生在校中拜偶像，人其谓我何？”(43)他态度强硬地表示如不删除此条则禁止开会，学生反复与之争辩，华河力不为所动，华河力的态度令学生十分愤怒，本来打算马上与校方决裂，“行严厉之谈判”，但学生考虑到“来宾满座，体面攸关，不得已含垢忍辱”，勉强同意将该条删除(44)。但是，在会议进入来宾发言的程序后不久，一名已经毕业的前华英学生登台演说，力陈学生拜孔像的重要性，并指责校长不应当禁止此种行动，而台下学生皆“大鼓掌”。从会议进程以及发言者的身份看，该生发言显然是经过精心策划的，目的是以突然袭击的方式迫使华河力承认既成的事实，同时又避免事后受到学校的追究。华河力见事态如此，知学生此时无法理喻，乃“怫然而退”，而与会学生则“咸举足顿地板如擂鼓状以逐之”(45)。会议草草收场。散会后学生即派代表向华河力质问禁止拜孔理由，华河力以该举违背基督教宗旨回答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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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到此并没有结束。次日早晨，学生再派代表到华河力住所质问校方禁止拜孔的理由，而华河力提出到礼堂答复学生，于是全校学生齐集礼堂等候，华河力的答复一仍其旧，学生很不满意，“一哄而散”。此时华河力开始觉得事态的严重，乃召集教员磋商解决办法，正在开会之际，忽然有学生代表前来，提出四项要求：（1）再请来宾开会，补行谒孔礼；（2）此后年年孔诞日，得在校中悬圣像行三鞠躬礼；（3）此后学生开会自由，校长不得干涉；（4）此后学生有事与校长交涉，校长不得拒绝。从学生提出的要求看，除包含有挽回脸面的意味外，不仅希望获得不受校方约束的行动自由，而且还希望获得与校长平等交涉的权力，实际上是希望凌驾学校管理之上。显然在炽烈的爱国热情的烘烤下，部分学生尤其是操纵整个事件的学生领袖已经大大膨胀了对世俗权力的欲望。尤其重要的是，作为教会学校的学生他们显然非常清楚，基于宗教信仰的考虑，校方绝对不可能答应其拜孔的要求。既然清楚校方的立场，又提出其根本不可能同意的条件，则主导其事的学生领袖的出发点根本不是想解决问题，而是想藉此一步步扩大事态，使之成为一场声势浩大的社会性的爱国运动。从这个意义上说，华英拜孔风潮是一场被刻意制造出来的爱国风潮。在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中，教会学校的学生一直处于一种十分尴尬和矛盾的地位，一方面他们享有一般公私立学校所不具备的各种优越条件，这些优越条件使他们在学业上具有明显的优越感，并因此而获得学界和社会的尊重；另一方面，所有这些优越条件都是教会给予的，而近代教会又与外国势力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使他们在政治上蒙受很大的屈辱。所以，在近代中国一直存在着一种矛盾现象，一方面为数众多的青年学子希望进入教会学校学习，另一方面已经进入教会学校的学生中不少人对学校有很深的疏离感，一旦遇到重大事件，教会学校的学生唯恐落于人后，甚至不惜与学校决裂，因为他们必须只有显得比别人更爱国、更激进，才不会被视为洋奴，才能为社会所接纳。这是近代教会学校风潮不断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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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不仅提出四项条件，而且要求校方必须一一承认，且屡次催迫，在这种情况下，华河力“知万无商量之余地，乃决意下令解散”，实际是开除全体学生，关闭学校，并要求学生在次日中午12点前“一律出校”，学生得此消息后，即涌进校长室索要学费和膳费等，华河力连夜将费用摊还学生。学生受此打击，愤怒异常，“是夜在宿舍喧嚷至天明”。12日上午，学生先齐集礼堂，悬挂孔子像，并向之补行三鞠躬（或说九鞠躬），“且有放声向像哭诉者”。然后学生就络绎出校(46)。从学生的行为看，他们确实是将尊孔拜孔作为一种爱国的行为，激昂的爱国热情在神圣的拜孔仪式上达到了最高点。对于学生来说，在爱国与学业之间，他们作出了义无反顾的选择。对于校方而言，虽然学生提出了不能接受的条件，但在没有尝试做细致的说服工作前就采取如此断然的措施，一下子使全体学生失学，固然展现了学校的坚定立场，但总体看是失策的，表明了学校实际无力通过常规的教学管理方式来处理学校风潮，实际已经放弃了原来相对宽容的政策。这就开了一个不好的先例，学生与校方一旦发生矛盾就成为对立的两极，就只能决裂。自五四运动起，学生俨然已经成为爱国的象征，将学生赶出校门，势必增加整个社会对该教会学校的疏离感，从而孕育更大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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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毕竟是学生，他们中绝大多数人肯定没有料到校方会采取如此强硬的手段，所以出校后非本埠学生就近寄居各处，谋求解决的办法。与此同时，一份以华英全体学生名义拟定的态度强硬的“告父老书”印送各铺户与团体。学生在公开信中鼓吹“孔子之道，不思不勉，弥高弥坚，包罗万象，为诸子百家之宗”，所以中国历代尊奉，民国成立后“以孔子为教育之大本，日月经天，普照古今中外，称为百世之师，不亦宜乎！孔诞之日，全国学界休课敬拜，华英学校岂容独异？”学生抨击校方禁止拜孔的做法是“侮我国体，辱我圣人”，这样就一下子将拜孔这一行为提高到爱国的高度，值得注意的是公开信并没有要求校方收回成命，而是希望由社会“主持公论，争回该校，勿使教育权旁落外人之手，致有宗教亡国之隐忧惨祸”，从而正式提出了收回教育权的主张。公开信援引华英学校章程，认为该校虽然由英国长老会发起，但“创办由陈雨亭封翁暨汕头及各处绅商捐资盖建”，所以“主权完全在我”，而英国长老会则“毫无权力”，且该校是“以完足普通教育造成健全国民为宗旨”，其中“并无丝毫宗教之性质”，本来“应遵守民国之教育宗旨”，但现在校方却以违背教会信仰为借口开除学生，关闭学校，所以社会各界应当齐心协力收回该校，“恢复教育主权，以尽公共之责任，维持孔道于不敝”，学生还表示“如果有人自甘放弃”，他们绝不会同意与附和，而且还会将此类人“视为媚外之汉奸”，从而表现出与校方决不妥协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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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公开信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与华英学生激越的爱国言论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社会的冷漠回应。除当地报纸在报道该风潮时对学生有所同情和偏向外，并没有人出面采取任何实质性行动，民众也没有起而声援。自华英发生风潮后将近一个月时间，“潮汕人士绝不评判曲直”(47)，显然，对于汕头市民而言，他们并不愿意参加这场刻意被制造出来的爱国运动，从而影响其正常的生活。不仅如此，比学生本人有着更实际考量的学生家长从学生的学业和前途方面着想，“多不以子弟之举动为然”，认为既为学生就应当遵守学校不拜偶像的规定，专心求学，而不应“龂龂与彼争此末节”，有人则奔走调停，要求学校收回成命。学生在校园里所点燃的爱国烈火不仅很难蔓延到校园之外，且在众人的冷眼旁观中有渐至熄灭之势。在这种情况下，有人站了出来，在汕头《公言日报》上发表署名“白华”的文章，猛烈攻击教会，公开支持华英学生的行动，从而引起教会的激烈回应，演变成公开的论战。白华，原名吴白华，广东丰顺人，时为汕头某中学的国文教员，当时所谓的国文教员，实际上就是教授四书五经，是典型的儒学信徒，其立场自然是不言而喻的。白华在文章中首先将华英学生与校方的争执确定为爱国与嫉妒、压制爱国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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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自青岛交涉失败，民心愤激，杯葛风行，全国一致。倡之者谁？京津学生。继之者谁？全国学生也。学生在求学时代，从事救国，是今日责任所在，诚不得已……潮州学生救国热诚，较之京津各省，未遑多让。自组织全潮联合会以来，团体日固，众志成城，淬砺精神，不可一世。其见爱于人者在兹，其见嫉于人者亦在兹。究之嫉之者之多，未若爱之者之众。今观华英学生，受其校长解散者，因嫉妒而发也。恶乎嫉之，嫉其救国也。（我孔圣鲁人也，过陈城而不式，恶其亡国也。其大公无私若此，在异教反嫉人救国而喜人之亡，我国青年期注意。）今日救国之学生，内则见嫉于卖国之官吏，亡国之奸商，外则见嫉于野心之强国，党恶之邻邦。故学生出任救国以来，无日不在嫉妒人之心目中，人欲解散之久也矣。然事出无因，尚隐忍不敢猝发，迨至八月廿七日华英学生有在校庆祝圣诞事，遂藉为解散之好机会，逐来客，斥学生，禁开会，蔑弃我国教而不顾。是而可忍，孰不可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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