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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口气读完佛教史 19．支娄迦谶的般若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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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和安世高同时期来到洛阳的佛经翻译家中最有名的是支娄迦谶。据《出三藏记集》卷三十《支谶传》记载，他本是月氏国人，简称支谶，东汉桓帝建和元年（147年）来到洛阳，至灵帝中平（184～189年）年为止，译出佛经14部27卷（或作十五部三十卷）。主要有《道行般若经》、《首楞严三昧经》、《般舟三昧经》等，全系大乘佛教经典，其中以《道行般若经》最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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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行般若经》亦称《般若道行品》，与三国吴支谦译《大明度无极经》、姚秦鸠摩罗什译《小品般若波罗蜜经》属同本异译；宣扬“诸法（一切事物和现象）悉空”、“诸法如幻”的大乘佛教般若学理论。此经是大乘般若学介绍进中国内地之始。大乘般若学在魏晋时曾依附玄学而盛极一时，并对整个中国佛教的理论产生过巨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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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楞严三昧经》和《般舟三昧经》都是讲大乘禅法的。“首楞严”意译“健相”、“勇伏”等，“三昧”即是禅定的另一种梵音。所谓“般舟”，意为“佛现前”、“佛立”。修此“三昧”可使“十方诸佛”在虚幻想象中出现于行者面前。《般舟三昧经》还将阿弥陀佛介绍到中国，给中国佛教以很大影响。净土经典《无量清净平等觉经》也被疑为支娄迦谶所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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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有《宝积经》1卷、《兜沙经》1卷等10部经，道安认为“似支谶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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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谶经常和天竺沙门竺佛朔合作译经。经常是竺佛朔宣读梵文，支谶译为汉语，汉人孟元士笔录成文。有时是汉人孟元士、张莲笔录成文。东汉末年，外国僧人来华译经还得到了汉族地主阶级及知识分子早期信徒的支持，如孙和、周提立等“劝助者”就是提供译经资金、场所和各种生活用品的施主。可见，民间地主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对译经事业的赞助，是译经事业顺利开展的重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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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汉灵帝、献帝之间于洛阳从事译经的还有支曜、康巨、康孟详等人。支曜，疑为大月氏人，所译《成具光明经》1卷，与支谶所译《光明三昧经》是同本异译，也是大乘禅经。康巨，当是康居人，译《问地狱事经》1卷，已佚。康孟详，也许是康居人，与昙果合译了《中本起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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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东汉末年的译经者主要是外来僧，他们或是单译，或是合译，虽有汉地僧人或居士参加，但只是从事辅助工作。他们所译经典，包括了大、小乘佛经。这一时期以译经为主，著述和注释极为少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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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娄迦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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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口气读完佛教史 20．东汉佛教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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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流传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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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佛教在中国流布的区域还不普遍，其重心大略有三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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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洛阳。因为洛阳是东汉的首都，是西域人聚集之所。安世高和支谶等人是从安息国和大月氏国来中国的。由西域来中国，凉州（今甘肃张家川一带）和长安是必经之地。但因为没有文献资料可考，当时凉州和长安的佛教情况不明，洛阳乃成为我们所知的东汉唯一译经场所。安世高和支谶均在洛阳活动，严佛调也在洛阳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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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江淮之间。西域交通开辟后，洛阳最先成为佛教中心。东汉末年爆发了黄巾农民大起义，不少佛教徒因逃避战乱，从洛阳、关中汇集到丹阳（今安徽宣城）、彭城（今江苏徐州）、广陵（今江苏扬州市）等地，即江淮流域。江淮流域古代盛行黄老之学，相信方术和仙道的人很多，这种情况有利于佛教在该地区的流传。东汉初楚王刘英受封的楚国就在此处，其领地以彭城为中心，涉及淮河南北。据《出三藏记集》卷五载慧毅《喻疑》说：“汉末魏初，广陵、彭城二相出家（广陵相是赵昱，彭城相是薛礼），并能任持大照，寻味之贤，始有讲次。”就是说，他们都信奉佛教，并且召有学问的佛僧宣讲佛经。再者，从丹阳人笮融在彭城和广陵之间建造浮屠寺等事看来，当时在徐州、扬州等地佛教已经很流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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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交趾。交趾是中国与印度水陆交通的枢纽，也是中国早期佛教最发达的地区之一。东汉建安八年（203年）改称交州。交州刺史统辖七郡，即：南海郡（今广东东部），治在番禺（今广州）；苍梧郡（今广西壮族自治区东部），治在广信（今梧州）；郁林郡（今广西壮族自治区中、西部），治在布山（今桂平西）；合浦郡（今广东广西南部，包括海南岛），治在合浦（今广西合浦东北）；交趾郡（今越南北部），治在龙编（今河内东北）；九真郡（今越南中北部），治在胥浦（今清化）；日南郡（今越南中南部），治在西卷（今广治）。汉末，士燮（137～226年）任交趾太守（同时领有广州），任职40余年，社会相对稳定，一些中原士人避难在此。《三国志·吴志·士燮传》载：“燮体器宽厚，谦虚下士，中国士人往依避难者以百数。”佛教和道教方面的“异人”也集中了不少。据说，牟子避乱至交趾，在此著《理惑论》。三国时，吴国名僧康僧会即在交趾出家为僧，后入建业传教。此外，三国时在交趾译经的还有西域僧人支疆梁、耆域等人；南朝齐梁之际，有释慧胜、道禅等人在交趾传播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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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从考古发掘看，东汉年间四川地区也有佛教的流传。在四川乐山县麻浩享堂梁上刻有一个端坐佛像，高37公分，宽30公分，面部已残，绕头有佛光，身上好像披着通肩袈裟，右手上举，伸五指，掌心向外，似作“施无畏相”，左手似有所执。在其附近与其风格相同的有纪年铭的崖墓里，有顺帝“永和”（136～141年）和桓帝“延熹”（158～167年）等年号。可见，乐山崖墓所雕佛像应是东汉末年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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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标准的施无畏印中，右手举起，掌心向前，舒五指。这一手势代表了无畏、平安以及抚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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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在四川彭山崖墓内，发掘出一个陶制佛座，高20.4公分，上塑有一个端坐佛像，左右各立一侍者。墓内虽无纪年文字，但与陶制佛座同时出土的陶俑、陶动物以及陶制屋宇等等，都具有明显的东汉器物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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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四川的佛教，在东晋之前缺乏文献记载。四川佛像的发现，给佛教史学界提出了一个问题：四川佛教是从什么途径输入的呢？史书不能给我们满意的答复，但从这些考古发现中，至少可以证明在三国以前，四川已传入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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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寺、造像及佛教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