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1160798
一口气读完佛教史 [:1701159613]
1701160799
一口气读完佛教史 32．法显的西行求法
1701160800
1701160801
三国时代的朱士行是中土僧人西行求法的第一人。他有感于当时般若经典翻译不完备和对般若义理理解上的困惑，发誓西行求得般若原典。十六国时期，相继有大批僧人西行求法，而其中最为有名的僧人是东晋法显。他发誓西行的目的主要是求取律藏相关典籍。
1701160802
1701160803
法显（339～420年），东晋时僧人，本姓龚，平阳武阳人（今山西临汾西南）。3岁即成沙弥，20岁受具足戒。他慨叹律藏残缺，矢志前往印度寻求。于东晋隆安三年（399年）和慧景、道整、慧应、慧嵬等一起从长安出发西行。渡沙河，过葱岭，在翻越小雪山时失去了慧景。徒行数万里，在路上走了6年，经30余国而到达北天竺，再经迦施国抵中天竺。在摩竭提国的天王寺停留3年，学习梵语，取得《摩诃僧祇阿毗昙》、《摩诃僧祗律》、《萨婆多律抄》、《杂阿毗昙心论》、《方等般泥洹经》等经论及佛像。他遍历北、西、中、东印度，研究佛法和巡礼各地佛教胜迹。后与客商一道至狮子国（今斯里兰卡），这时，同行11人中或半途而废，或死于途中，至狮子国时仅剩法显一人。在狮子国停留两年，取得《弥沙塞律》、《长阿含经》、《杂阿含经》及《杂藏经》梵本。后乘商船东还，途中又遇大风，几经周折，于义熙八年（412年）抵青州长广郡牢山（今山东劳山湾一带），前后共14年，游历所经将近30国，历尽艰险，携回很多梵本经典。
1701160804
1701160805
1701160806
1701160807
1701160808
▲法显
1701160809
1701160810
后法显又南下建康，和佛陀跋陀罗同在道场寺翻译6卷《泥洹经》、《摩诃僧祗律》、《大般涅槃经》和《杂阿毗昙心论》等，但仍有许多带回的梵本没有来得及翻译出来。他还写了一部著名的旅行见闻《佛国记》（又名《高僧法显传》，又称《历游天竺记》），记述了14年间对西域各国的佛迹、宗教、风俗、地理的所见所闻和旅途的艰辛，为后世提供了有关当时中亚细亚及印度的重要史料，颇受近代中外学者的重视。该书还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如在《度沙河》中对沙河情形的描述：“沙河中多有恶国热风，遇则皆死，无一全者。上无飞鸟，下无走兽，遍望极目，欲求度处则莫知所拟，唯以死人之枯骨为标帜耳。”可谓惊心动魄、耸人听闻。法显《佛国记》与玄奘《大唐西域记》和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一起，成为研究中亚古代社会政治概况、中西交通史及文化交流过程的重要史料。《佛国记》还被翻译成英、法等多国文字。法显西行求法的译著，不仅为佛教经论宝库增添了新的篇章，对印度和斯里兰卡等国的文化输出输入做出了巨大贡献，而且增强了中斯两国之间的友谊，时至今日，法显的名字还被看成是中斯两国友好的代名词。
1701160811
1701160812
法显死于荆州（今湖北江陵县）辛寺。自399年从长安出发，至412年返回青州，法显西行历时14年。法显西行给中土佛教带回了梵本律藏和一些小乘经论，为中土佛教律藏的建立做出了贡献。当时西行求法的僧人除法显外，还有智严、宝云、法勇和智猛等人。他们带回的梵本佛典和对之的传译，不同程度地促进了中国与西域、印度的文化交流，推动了中国佛教的进一步完善。
1701160813
1701160814
1701160815
1701160816
1701160817
▲东晋法显西行求法路线图
1701160818
1701160819
法显（339～约422年），是东晋时期前往印度求法的著名历史人物。法显还详述西行求法的经历，留下了《历游天竺记传》1卷，对于后来去印度求法的人起了很大的指导作用。
1701160820
1701160821
1701160822
1701160823
1701160824
一口气读完佛教史 [:1701159614]
1701160825
一口气读完佛教史 33．毗昙和律藏经典的流传
1701160826
1701160827
鸠摩罗什译介了大乘般若经典，对小乘论藏和律藏经典的传译也十分重视。毗昙即阿毗昙，意译为对法，即论藏，但阿毗昙通常特指小乘萨婆多部的论藏。毗昙经典自安世高学说传入中土以来，即在华北一带流行。十六国时期，毗昙经典的传译大致有毗昙和阿含两大类。
1701160828
1701160829
毗昙类：僧伽跋澄于前秦建元十九年（383年）译成《毗婆沙论》，次年译出《婆须密集经》和《僧伽罗刹集经》。僧伽提婆于建元十九年（383年）译出《阿毗昙八犍度论》，次年译成《阿毗昙心论》。《八犍度论》因缺少“因缘品”，390年由昙摩卑增补。后来，僧伽提婆南下庐山，太元十六年（391年）为慧远译出《阿毗昙心论》和《三法度论》。昙摩耶舍（法明）在弘始九年至十六年间（407～414年），和昙摩掘多合译《舍利弗阿毗昙论》。
1701160830
1701160831
阿含类：竺佛念于建元二十年至二十一年间（384～385年），由昙摩难提口诵梵本，译出《增一阿含经》和《中阿含经》；僧伽提婆在隆安元年至二年间（397～398年），也曾和僧伽罗叉合译《中阿含经》；佛陀耶舍于410至412年译出《长阿含经》，至此，《四阿含经》除《杂阿含经》外全部译成汉文。昙摩耶舍的弟子法度专习小乘，禁读方等（般若）经典，由此可见当时小乘毗昙学的流行。
1701160832
1701160833
律藏即佛教戒律典籍。自三国魏时中印度昙柯迦罗来洛阳译出《僧祇戒心》以来，佛教的戒律和受戒仪式陆续传入中国。比较完备地传入律藏典籍，是在东晋十六国时期。竺佛念于建元七年至八年间（371～372年）与昙摩持合译《十诵比丘戒本》；和昙摩持、慧常合译《比丘尼大戒》。弗若多罗精通《十诵律》，弘始六年（404年）由弗若多罗口诵，鸠摩罗什翻译。译事未完，弗若多罗去世，后由昙摩流支（法东）帮助译完。卑摩罗叉（无垢眼）于弘始八年（406年）来到长安，鸠摩罗什死后，他在江陵辛寺开讲《十诵律》，又分鸠摩罗什所译《十诵律》58卷为61卷。《高僧传·卑摩罗叉传》称“律藏大弘，叉之力也”。佛陀耶舍（觉明）于弘始十二年至十五年间（410～412年）译出《四分律》、《四分戒律》；东晋佛陀跋陀罗译出《摩诃僧祇律》；刘宋佛陀什译出《五分律》。至此，律藏典籍基本上齐备了。
1701160834
1701160835
《四分律》在律藏典籍中传播最为广泛。此律译出60多年后，先有法聪律师及其弟子道覆进行讲解、注疏；继有慧光律师及其弟子们对之研习弘通，《四分律》逐渐盛行，并奠定了律宗成宗的理论基础。慧光的三传弟子智首，撰《四分律疏》若干卷，弘扬律学30余年，产生了重大影响。弟子道宣继承智首大师的律学遗风，继续弘传律学，作有《四分律删繁补缺行事钞》、《四分律比丘含注戒本疏》、《四分律删补随机羯磨疏》、《四分律拾毗尼义钞》、《四分比丘尼钞》等，合称五大部。道宣又在终南山创设戒坛，制订佛教受戒仪式，正式建立宗派。律宗将佛教所制诸戒归纳为“止持”、“作持”二类。“止持”即“诸恶莫作”之意，指比丘、比丘尼二众制止身口不作诸恶的“别解脱戒”；“作持”即“众善奉行之意，包括安居、说戒、悔过等行持的种种规则。南山五大部的内容不能超出这两大类的范围。律宗在唐代天宝十三年（754年），由扬州大明寺鉴真和尚传到日本，日本的律宗由此开始。
1701160836
1701160837
1701160838
1701160839
1701160840
一口气读完佛教史 [:1701159615]
1701160841
一口气读完佛教史 34．江南“贵族佛教”
1701160842
1701160843
东晋开国皇帝司马睿即位后任命的军政首脑大都为北方大族，山东琅琊士族王导任丞相，王导从兄王敦都督六州军事，时人称“王与马，共天下”。整个东晋士族在政治上占有极高的地位，士族影响了整个社会的思想和文化风气。
1701160844
1701160845
士族崇尚“清谈”，名士与名僧互相往来，承袭了魏晋以来佛玄交融的风尚。东晋不少大臣都崇尚“清谈”。丞相王导“过江左，止道《声无哀乐》、《养生》、《言尽意》三理而已”，王导作为士族的代表，他的这种爱好具有代表性。其他如王敦“雅尚清谈，口不言财色”，庾亮“善谈论，性好《庄》、《老》”等等，皆为一时风气，玄学清谈与佛教般若学交融的思潮一直延续下来。
1701160846
1701160847
襄阳名士习凿齿在《释道安书》中概括明帝时佛教之盛况说“道业之隆，莫盛于今”。元帝司马睿、明帝司马绍、孝武帝司马曜与权臣司马道子皆崇信佛教，以致僧尼入朝，干预政事。成、康二帝时的大臣何充、穆帝时任中军将军的殷浩也都对佛教情有独钟。其他如谢安、许询、王恭、孙绰和郗超等人，对佛教尤其是般若经典，都颇有研究。其中孙绰、郗超二人分别在《喻道论》和《奉法要》中提出“儒佛同一”、“调和佛儒”的思想，代表了当时名士对佛教的理解。著名画家戴逵也是一个虔诚的佛教信奉者。帛尸梨密多罗、康僧渊、康法畅、竺道潜、支遁、竺法义、于法兰、于法开、于道邃和慧远等都是著名的僧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