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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口气读完佛教史 [:1701159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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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口气读完佛教史 37．隐居庐山的慧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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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晋高僧慧远（334～416年），本姓贾，雁门楼烦（今山西宁武县附近）人。慧远是继道安之后中国佛教的领袖。慧远出生于官宦之家，13岁游学许昌、洛阳，大量阅读儒家、道家经典，深受儒学和玄学的熏陶。21岁在太行恒山与弟弟慧持一同拜道安为师，听道安讲解《般若经》以后，豁然而悟，认为“儒道九流，皆糠秕耳”。在道安门下，慧远精进敏捷，颇受器重。道安夸赞道：“使道流东国，其在远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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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安在佛教思想方面属于般若学“六家七宗”之“本无宗”，慧远跟随道安，也主张“本无义”。他24岁便开始讲解《般若经》。由于当时听众对般若“实相”很难理解，慧远就援引流行的《庄子》作类比来解释般若实相，听众心有所悟。在随道安南下襄阳以后，慧远还与主张“心无义”的道恒有过辩论。377年，前秦苻丕攻陷襄阳，道安后为苻丕带往长安，遂吩咐弟子往各地传教。临行前，道安对弟子一一加以诲勉，唯独对慧远不发一言，慧远乃跪拜曰：“‘独无训勖，惧非人例？’安曰：‘如公者岂复相忧。’”充分表明了道安对慧远的刮目相看。慧远与道安分别后，同慧持及弟子数十人南下，进荆州上明寺，后欲南下罗浮山，途经浔阳（今江西九江），来到龙泉寺，眺望庐山清净，足以息心，遂生住此修炼之心，由同学慧永迎入庐山西林寺，后住于东林寺。慧远在庐山讲经论道，培养僧徒，撰写文章，组织译经，广泛结交，使庐山成为当时南方佛教的中心，自己成为东晋佛教的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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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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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远学兼内外，重视以儒、道典籍来会通佛教义理，吸引文人学士接近和信仰佛教。当时名士殷浩、刘遗民、雷次宗、周续之、宗炳等皆服膺慧远的学问，执弟子礼，扩大了佛教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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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远与上层统治者的关系也十分密切。刺史桓伊为他建寺，司徒王谧、护军王默对他深表钦慕，甚至安帝也致书问候，远在北方的后秦主姚兴致书赠礼以示尊崇。尤其是东晋时期的权臣桓玄也为慧远的学识和声望所折服，在准备令沙门拜俗和沙汰沙门时，特别说明“唯庐山道德所居，不在搜简之例”。慧远还在庐山会见当时农民起义军首领卢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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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远是精明而富于政治头脑的高僧，鉴于佛教徒直接参与政治，引起世俗统治者攻难的教训，竭力在表面上保持佛教徒的“清净”与“出世”，住庐山30余年，迹不入俗，送客不过庐山虎溪，连安帝过庐山他也不前往迎候。这种超脱的态度，博得了统治者的尊重，达到了维护佛教相对独立性的目的，为佛教的发展赢得了广泛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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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晋安帝元兴元年（402年），慧远及其弟子刘遗民、周续之等123人，在无量寿佛像前立誓往生西方佛国极乐世界。慧远发愿往生净土，奉行念佛三昧，对于“净土”法门在南方的流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后来净土宗推慧远为初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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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溪三笑图。傅抱石作。虎溪在庐山东林寺前，相传晋时慧远法师居东林寺，并在此组织莲社，名士宗炳与诗人陶渊明均曾参与。慧远平日送客不过虎溪，然而在与宗、陶二人告别时，交谈甚契，不觉送出虎溪，守山虎大声吼叫，三人不觉相视而笑。这就是“虎溪三笑”的典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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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远还组织译经和开展对佛教经典的研究与弘扬。慧远到庐山后，派遣弟子远寻众经，或延请僧人译经，或自己作序加以宣扬。庐山弟子法净、法领等人从西域取得《方等》新经200余部，得以传译，鸠摩罗什就曾经用过这些本子。慧远还继承师业，兼弘一切有部《毗昙》。晋孝武帝太元十六年（391年），毗昙学大师僧伽提婆南下庐山，慧远请他译出《阿毗昙心论》和《三法度论》，慧远为这两部译文写了序言。慧远还注重对小乘禅经的传译。慧远请精通小乘说一切有部禅学的印度僧人佛陀跋陀罗（觉贤）译出《达磨多罗禅经》，并为之作《庐山出修行方便禅统经序》。慧远对佛教戒律也很重视。弗若多罗曾在关中翻译《十诵律》，未译完就去世了，慧远派弟子昙邕致书恳求昙摩流支译完。慧远还研究了新译的《大智度论》，写成《大智度论抄》。他对新传来的大乘经典提出疑问，鸠摩罗什作了解答，后来集为《大乘大义章》，其中反映出慧远与鸠摩罗什对大乘空宗教义理解上的不同，折射出中印两种文化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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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远在佛教理论上的贡献也非常突出，表现在以下方面：一、宣扬“法性”本体论，即论述佛教所谓宇宙本体（最高精神实体）和成佛的关系；二、深化佛教的因果报应理论。慧远将中国原有的善恶报应思想与印度佛教的轮回说相结合，把因果报应的显现由现在一生，推及到过去、现在、未来三世，把因果报应的承受者由子孙后代转变为行为者自身，增强了因果报应说的说服力与威吓力，使因果报应说成为中国佛教最具影响力的学说；他又改造了“薪火之喻”中唯物主义思想家提倡的“形尽神灭”的观点，得出了“火之传于薪，犹神之传于形；火之传异薪，犹神之传异形”，即“形尽神不灭”的结论。三、调和儒佛关系，提出“佛儒合明论”。东晋时期佛教的发展，已经形成佛教与儒家名教的矛盾与冲突，出现了“沙门敬不敬王者之争”的局面。慧远指出佛儒虽有出发点和作用范围的不同，最后的目的和归宿却是一致的，即“内外之道可合而明”。这种思想不仅为佛教界所接受，而且也博得了统治者的认同。后来的佛儒关系基本以此为定位，即使在发生激烈冲突时，儒佛关系在理论上也没有超出慧远所规定的范围。慧远的这一理论加深了佛教的中国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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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远在庐山归慕者甚众，最著名的有道生、僧叡、慧观、慧严等人。这四人也曾到长安就教于鸠摩罗什。其中道生是涅槃学的大家，僧叡精于般若学研究，慧观提出“五时教判”。他们在中国佛教史上都有过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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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虎丘点头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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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生，也称竺道生。河北平乡人。家世仕族，父为县令。397年公去庐山问学于慧远，从僧伽提婆学习小乘说一切有部教义。404年去长安从鸠摩罗什学习大乘中观理论。407年南返，后住建康青园寺，大弘涅槃学。道生著述甚丰，惜大多佚失，现存仅《妙法莲华经疏》、《达王卫军书》以及在僧肇《注维摩诘经》和《大般涅槃经集解》中保留的若干片断。道生倡导“一阐提人（断了善根的人）皆得成佛”和“顿悟成佛说”以及“善不受报说”。道生在读法显所译六卷本的《大般涅槃经》时，认为该经义有问题，于是孤明先发提出了一阐提人皆得成佛的主张，即认为断了善根的人也能成佛。当时被佛教界斥为不合经义的异端邪说，受到开除僧籍的处分。道生还是坚持自己的观点。据传，道生在苏州虎丘对石头说法，顽石为之点头。不久，昙无谶所译四十卷本《大般涅槃经》传至京师，经中果然称一阐提人也有佛性，也能成佛。道生遂成为僧俗两界的崇拜对象。道生还进一步主张“顿悟成佛说”，由于道生的倡导，产生了顿悟与渐悟之争的热烈场面。道生的顿悟说还影响了后来的禅宗和华严宗，尤其对澄观的思想的形成起了很大的作用。“善不受报”的意思是只有远离望报之心才有善，也是道生独创性的思想。魏晋以来佛教的主流思潮是般若学，随后为日益兴盛的涅槃学所取代。涅槃学主要阐发佛性学说，“涅槃佛性”是南朝佛教理论的中心问题。道生是这一重大转折时期的关键人物。道生对涅槃学独有所悟，被后世誉为“涅槃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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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叡，河北冀县人，18岁拜僧贤为师，听泰山僧朗讲《放光般若经》，24岁拜鸠摩罗什为师，为新译的诸大乘经论作序，并为《中论》和《十二门论》各品写出提要。现保存在《出三藏记集》中的《大品经序》、《小品经序》和《毗摩罗诘提经义疏序》等论文是研究魏晋时期佛教般若学发展的重要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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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观通《十诵律》，著有《辨宗论》、《论顿悟渐悟义》、《十喻序赞》和《修行地不净观经序》。慧观的佛学成就主要是重新订正《涅槃经》，创立了顿、渐（三乘别教、三乘通教、抑扬教、同归教、常住教）二教五时教判，南方的教判就是以慧观的教判为基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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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口气读完佛教史 38．《涅槃经》和《华严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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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涅槃经》和《华严经》都是大乘佛教的重要经典。《涅槃经》亦称《大本涅槃经》或《大涅槃经》，《华严经》全称《大方广佛华严经》，另称《杂华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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