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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喀巴著作的汉文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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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喀巴的两部著作是藏传佛教格鲁派的必读之书，现在都有汉文译本，是法尊法师译的。他是汉地的出家人，在康定开始学习藏文，然后沿甘孜、昌都一路学习，后来到拉萨哲蚌寺学法。太虚大师在四川弘法时，当时四川省的领导人是刘湘，太虚大师请刘湘给一块地方建立佛教学院培养僧人，刘湘答应了，要求不仅要培养汉地僧人，也要培养能够说藏语的人做沟通工作，并聘请藏族的大师来传授藏传佛教。太虚大师同意了，于是在重庆郊外缙云山的缙云寺创建了“汉藏教理院”，招了一批年青的出家人，学习藏文、藏语、藏传佛教。这时太虚大师将法尊法师从拉萨召回，法尊法师到汉藏教理院先后任教务长、副院长、院长。此时他着手将宗喀巴的两本著作译为汉文，是为给太虚大师阅读而翻译的，很了不起。最初的一个本子是缙云山汉藏教理院的印本，以后大量翻印；现在的印本很多。从宗喀巴的这两本书开始学习可以逐渐领会格鲁派的深层教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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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宗喀巴的重要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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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个人和褚俊杰同志合作，而他出力尤多，写过一本《宗喀巴评传》，是南京大学出版的“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之一；北京班班多杰先生也写过一本；关于宗喀巴更重要的文字是王森先生的《西藏佛教发展史略》后面的两个附录：“宗喀巴年谱”，“宗喀巴传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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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森先生最重要的成就是梵文、佛学、因明，他还有因明学的很多存稿，没有出版。印度因明学的最后一位大师——曲吉扎巴大师（法称）有七本关于因明学的著作，有藏文译本，汉译本一本也没有，梵文原本也已不存，现存的只有藏文本，王森先生就是想根据藏文还原成梵文。现在“国际因明学会”由日本的京都大学和奥地利维也纳大学轮流每二至三年召开一次国际因明学讨论会，其中一项任务就是想还原梵文原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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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喀巴大师留下很多著作，给我们后人留下了丰厚的文化遗产。他的弟子们成为强有力的团队，其中有两位重要的大师，一位是根敦珠巴，后来被追认为一世达赖；另一位是克珠杰·格勒贝桑，后来被追认为一世班禅。达赖、班禅两个活佛转世系统都是在宗喀巴的弟子中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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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赖喇嘛的称号是如何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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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赖喇嘛的称号是如何来的呢？宗喀巴的大弟子根敦珠巴、二传弟子根敦嘉措、三传弟子索南嘉措，都很有学问，尤其辩才突出。当时在西藏掌权的是噶玛巴支持的藏巴汗丹迥旺布，噶举派占绝对优势。索南嘉措就应蒙古吐默特部的俺答王之邀前往蒙古，“俺答”即阿尔泰，蒙语意为“黄金”，意思是成吉思汗的嫡系黄金家族。俺答王对他极为崇敬，蒙古原来的萨满教信仰也由此改变，祭祀形式的改变保护了生产力。王爷很佩服索南嘉措，就称他为“达赖喇嘛”。达赖，蒙古语意思是“大海”；达赖喇嘛，意思是“知识、见解像大海一样广阔的上师”。达赖喇嘛的称号实际从三世才开始。由此上推，索南嘉措的师父根敦嘉措为二世达赖，师父的师父根敦珠巴是一世达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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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世达赖是与明万历皇帝同时代的人，万历皇帝信佛，曾邀请索南嘉措去北京，称他为大比丘，还没称达赖喇嘛。藏语称比丘为“格隆”（dge-slong）——比丘也是音译，藏语意为“好的乞讨的人”、“善乞者”；后来索南嘉措才有了“达赖喇嘛”的称号。晚年他圆寂于蒙古。他去世后，蒙古俺答王的府中生一男孩，就被指认为索南嘉措的转世，成为第四世达赖，取名云丹嘉措。西藏来人将灵童接到哲蚌寺甘丹颇章，在哲蚌寺坐床。以后每一世达赖的名字中都有“嘉措”一词，嘉措是藏语“大海”的意思，与蒙语的“达赖”相对应。索南嘉措也给俺答王以“咱克喇瓦尔第彻辰汗”的称号，意即转轮王聪睿汗王。此后，王爷有了“彻辰汗”的称号，索南嘉措也有了“达赖”的称号。当时达赖在西藏还没有掌权，只是格鲁派的领袖。云丹嘉措二十多岁时去世，他的转世为五世达赖阿旺罗桑嘉措，直到现在第十四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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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禅额尔德尼的称号是如何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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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喀巴的另一个弟子克珠杰·格勒贝桑也很有学问，传到第四代弟子罗桑却吉坚赞时，当时达赖系统已有了，控制全藏的固始汗于1645年赠予罗桑却吉坚赞“班禅博克多”的称号。班禅，意思就是“大班智达”、“大学者”。班禅系统以学问闻名。班禅系统是从第四世开始的，前面的是追加的。四世班禅罗桑却吉坚赞是一个雄才大略的人，帮助并主持了第五世达赖转世，并且和达赖商量，派人与满洲建立了联系，满洲人入关后，又建立了满、蒙、藏三方联盟。罗桑却吉坚赞智慧很高，康熙时增加了“额尔德尼”的封号，意为“宝贝”，是满语，从此班禅系统的人就都叫“班禅额尔德尼”，直到今天的第十一世班禅坚赞罗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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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世班禅圆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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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世班禅贝丹意希于乾隆四十五年到北京为皇帝六十岁祝寿。当时藏人到内地怕感染天花，虽然皇帝征召不能不去，但可以以没有出过痘而推辞，这叫“生僧”，出过痘的叫“熟僧”。六世班禅没有出过痘，但毅然冒险进京。他先到承德，乾隆帝专门到承德去接见他。当时乾隆帝六十岁，他的母亲八十岁，乾隆帝听说六世班禅是专门来祝寿的，很高兴。六世班禅在承德适应了一个月，觉得没问题，于是进了北京，但不久就发烧发热，感染天花，出现痘症，某一天突然全身光鲜如常，痘毒归内，就圆寂了。乾隆帝很伤心，带头做后事，捐赠十分丰厚，收到的诸多供养，全部运到了西藏日喀则。在北京留下了六世班禅的衣冠，修了“塔院”，即今三环路花园村附近的塔院。捐赠给他的大批钱财全部运到西藏，惹起尼泊尔廓尔喀人来抢，乾隆帝大怒，就派福康安带了大军进藏，将廓尔喀人打了回去，一直打到加德满都，赶跑了廓尔喀入侵者，巩固了国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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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宗喀巴大师的弟子形成两大转世系统：达赖、班禅系统。达赖系统从三世开始，班禅系统从四世开始，前面的是追加的。达赖、班禅两个系统是宗喀巴弟子的两个传承，但跟宗喀巴大师没有直接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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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鲁派六大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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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喀巴大师的弟子还有很多，其中札希贝丹（也通称“绛央却杰”，意为“文殊法王”）修建了哲蚌寺。哲蚌寺出家人最高定额为七千七百人，比一所大学还要大，在拉萨西郊，是格鲁派最大的一座寺庙。释迦也失修建了色拉寺，定额为五千五百人。达玛仁钦修建了噶丹寺（也叫甘丹寺），定额为三千三百人，成为格鲁派的祖庭，于1409年修成，是宗喀巴晚年常驻之地，位于距拉萨六十公里的达孜县。噶丹寺是在“文化大革命”时被彻底破坏的，尽管是1958年国务院首批公布的西藏十八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也没能逃脱厄运，当然，现在已全部修复了。这三大寺是宗喀巴的弟子在他在世时修起来的。扎什伦布寺是第四大寺，是他去世后修建的；第五座是塔尔寺；第六座是拉卜楞寺，合称为格鲁派六大寺。后来清朝皇帝在承德修避暑山庄时，修外八庙，其中部分寺庙就是模仿西藏寺院而建的，包括普陀宗乘之庙（仿布达拉宫）、须弥福寿寺（仿扎什伦布寺）、普宁寺（仿桑耶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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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藏族是一个全民信教的民族，而藏传佛教的流行也有着长期发展的历史和广阔的社会背景，形成了不同的宗教派别和信仰特点，最后发展成今天的藏传佛教。只有了解这些历史和它们的特点，我们才有可能真正地去理解藏传佛教、理解汉藏关系，真正走近藏传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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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藏传佛教 第三讲 活佛转世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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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活佛转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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