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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争取王室和贵族的支持：吐蕃时期佛教的本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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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来说，佛教是一个外来的宗教，它传播到中国，通过中亚向内地传播，经东汉、三国、魏晋南北朝，在中国内地获得了大的发展；此后六七百年，藏区才有佛教传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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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作为外来宗教，它想在中国站住脚，不管是在内地或者藏区，它都有一个经验——这是在传播过程中积累的，就是如何本土化。只有通过本土化才能站住脚，世界性的宗教在传播中都有这个过程，不过佛教表现得更明显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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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界一直努力探讨这个问题，如何本土化？佛教在藏区的社会化实际上就是本土化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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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现在的文献来看，可信的就是在公元7世纪中佛教传入藏区，逐渐地进入藏区，这是一个探索的过程，经过一百多年的努力，8世纪终于取得成功。本土化的成功，是与它的社会化的努力分不开的。它努力争取到王室的支持和一些大贵族的支持。当时王室主流是支持的，特别是赞普本人很支持；贵族有时是和王室站在一边的，这对吐蕃的政局举足轻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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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耶寺最著名的一块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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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几个文件足以证明当时王室和贵族对佛教的支持。首先就是桑耶寺和其他几座寺庙树的碑。桑耶寺这个碑就是当时所树，这个碑叫“兴佛证盟碑”，意思就是要兴隆佛教，叫大家参与宣誓来兴隆佛教。这个碑最后写道：“赞普父子与小邦王子、诸论臣工，与盟申誓。”这是桑耶寺最著名的一块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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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还有两道诏书，是赞普颁发的。这两道诏书即第一诏书、第二诏书，都是说明支持佛教的弘法行动，支持出家人，支持寺庙在社会上所做的公益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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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碑文上、诏书上，参与盟誓的人，一个一个地列了名字。这是一份长长的名单。首先列的是赞普，在赞普后面就是其他贵族，还有他的王妃，有的贵族一家一家地列入，有的贵族就把家族的名字列上，然后列上大臣担任的职务。这些诏书，《贤者喜宴》中有。《贤者喜宴》是16世纪一个藏族学者拔卧·祖拉陈哇写的，他是噶举派的出家人。他把诏书记录下来，将参加盟誓的人员，从赞普、王妃、小王开始，然后各个贵族、官员，一个一个都列上。把他们的名字写上，说明他们是站在佛教一边的。当时没有列名的也很多，他们或者是观望的，或者可能是反对的。这也反映了在吐蕃时期，佛教在努力扩大它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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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建桑耶寺时，请了外国的法师——就是现在阿富汗的，把大法师请来的目的，就是壮大自己的权威。法师是宗教界的权威，法力比较高深，道理也讲得很好，用他来壮大自己的队伍。这都说明了一个问题，藏传佛教一开始就努力在做佛教本地化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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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各种渠道传播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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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佛教本地化的过程当中，要向社会传播，就要通过各种渠道，比方说常见的文学、戏剧、语言的工具书、绘画、舞蹈、医药等各个渠道，都是为了扩大佛教的影响，使佛教能够站住脚。从这些传教人本身来说，他有造福社会的愿望，希望佛教的道理能被更多的人接受。他们向下层群众推广佛教，认为这样能使大家摆脱人世间的苦恼，能够得到解脱，得到解脱的快乐，以这种向善的心来推广它。这个过程就是藏传佛教社会化、本地化的过程。我们现在叫它藏传佛教，意思就是说佛教在藏区本地化了，佛教能够在西藏站住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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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家人担任宰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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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耶寺是第一个正规的寺庙，有佛、法、僧三宝，有出家人，有佛像，有经典。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个寺庙在当时可能是专门为赞普、高官做佛事的地方。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在墀松德赞和墀德松赞父子两代时，给出家人以特殊的地位。什么地位呢？汉、藏文献都有记载，汉文叫“钵阐布”，钵阐布可以代表当时的吐蕃政府与唐朝对话，他的职务很高，是僧相。白居易《白氏长庆集》中，有白居易代替皇帝起草给吐蕃的四封信，其中有三封是致钵阐布的，这是唐王朝和吐蕃赞普之间的对话，来往书函讨论一些外交的问题和当时边境的问题。对这些问题，当时的皇帝还是主张用书函来往讨论，在交涉当中就解决了，免得引起争论，发生不愉快乃至发生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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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钵阐布”，从藏文碑文中可以看到，写法上有两个可能：一个可能是“dpal-chen-po”的对音；另一个可能是“bande-chen-po”的对音，其意就是“沙门”。“dpal”是一种尊称，后来的藏族学者都有，比如萨迦班智达就有“dpal-bzang-po”（吉祥贤）的称呼。“bande-chen-po”，是用来称呼某些有很高声望的大学者。“bande-chen-po”和“dpal-chen-po”，历史上可能是发生变化了。“钵阐布”是“dpal-chen-po”的对音的可能性更大一些，即大沙门的尊称。大沙门就是大和尚，他的任职、地位可以代表吐蕃政权，所以我们汉文又翻译成“僧相”，即出家人担任的宰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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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岱（stong-sde）：吐蕃王朝时设置的地方机构，又可称作“桂东岱”（rgod-kyi-stong）。“桂”（rgod）释为“从事军务的高等属民”，“桂东岱”意为“武士千户（部、所）”，它既是吐蕃政权下设的军事组织，也是茹（吐蕃王朝的军政区域，吐蕃全境共划分为伍茹、约茹、叶茹、茹拉四大军政区域，各茹设长官、元帅、副将等，组成仅次于中央的地方军政机构。）管辖下一级行政组织。据敦煌吐蕃文书记载，吐蕃共设六十一东岱，长官称“东本”（stong-dpon，千户长），小东岱长官称“东普琼”（stong-chung，小千户长），通常由某一地方大贵族世袭担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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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见于历史记载的僧相至少有两人，一个是娘·定埃增。娘氏家族是吐蕃一个很大的家族，六十一东岱及四十小邦里头他们都是大家族，这个家族姓娘（myang）；汉语翻译这个姓时，有人翻译成“尼洋”，前藏娘曲就译成“尼洋河”。可是在后藏地区也有一条娘曲，为了区别，后藏娘曲就翻译成“年楚河”。在这个娘氏家族里出了娘·定埃增，他担任过墀松德赞童年时候的老师，保护、教育了墀松德赞。墀松德赞取得政权、登上了赞普的位置以后，就给他封官；后来到了墀德松赞时，这个位置也一直保持着。这个就叫大沙门，往往参与会盟。和唐朝的会盟要稍晚一点，参与的是墀祖德赞时期的一位大沙门，叫枕喀贝云，在公元9世纪初，那个会盟名单也有，在拉萨“唐蕃会盟碑”上，其中有他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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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看《白氏长庆集》，还有《陆宣公文集》，他们二人都代表皇帝起草过文件，其中有写给钵阐布的文件。这说明了当时佛教徒所代表的事业已经在吐蕃社会占有很高的地位了。另外在碑文里也有记载。还有《贤者喜宴》这本书，其中关于吐蕃和唐的关系有很长的一段，黄颢同志把它翻译成汉文，在《西藏民族学院学报》上连载了十几期，看了就知道在吐蕃赞普时期佛教已取得一定地位，有一定的影响，有一些贵族支持它，王室也支持它。后来有反复，那是后来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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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藏传佛教 二、译经和佛教的社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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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利用藏区当时的条件，进行制度化，首先的任务是翻译经典，把佛经翻译成藏文，因为大部分经文是印度的法师带到西藏的梵文原本。到公元6～7世纪时，印度教成为印度社会的主流，佛教已经进入困难时期，佛教要同印度教争地位、争群众，只好向印度教靠拢，学习印度教的一些东西，比方印度教里密教的东西。就是在这个时候，佛教传到藏区来，所以藏区既传播显教也传播密教，这是时代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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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佛教传到中国内地的时候，那时的法师们都抱着传教的热情，没有被迫的压力；传到藏区时不同，已受到很大的压力，因为这时显教的经典已被大量地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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