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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传佛教中的关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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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位知道，关公（关羽）本来是历史上的人物，三国时期蜀国的一位大将。关公长期以来在民间成为一个很受尊重的、崇拜的武将，而且义薄云天，成为一个很讲义气的模范，所以给他种种荣誉，逐渐上升为“关圣帝君”，给他封了神，后来在全国各地有了很多关帝庙，这大概是由于元以后提倡“义”，不提倡“忠”，因为提倡忠对蒙、满等少数民族统治者是不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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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传佛教居然也把关公吸收进来，我们看到这个情况觉得很有趣。在藏区也有关帝庙，拉萨布达拉宫西南角上有个地方叫磨盘山（bam-po-ri），属于功德林寺管的，功德林寺就是永安寺——四大王寺之一，磨盘山就在功德林寺后面，山顶上有座关帝庙。当地藏族人管它叫什么？叫“格萨尔拉康”，格萨尔是藏区的英雄。我到拉萨后去看了一下，进来以后一看，啊，就是关帝庙，可是当地人就把它纳入藏族的民间传说系统来了。关公在那儿的地位就和格萨尔差不多。最委屈的是周仓了，因为关帝庙里有周仓，络腮胡子，比较勇健，相貌难看，藏族人就给他安了个名字叫“晁同”。大家学过藏族文学就知道了，晁同在《格萨尔传》里可不是个正面人物啊，他是一个叛徒，周将军成为晁同，真委屈，不过谁也不理会这些。藏族老百姓也很尊重关公，就把他提到护法神的系统里面来了。还有，八思巴在北京举行过一个大的“白伞盖迎神庙会”，抬着白伞盖神在整个北京城转，转神的时候把关公请出来做护坛神将，就是护法神。这就是藏传佛教的传统，和内地佛教也差不多，就是如何使它本土化，使它如何和本地信仰和解、融合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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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初步站住脚了，建立寺庙，有出家人，翻译经典，佛、法、僧三宝俱足了，有一些成果，但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早期吐蕃时期，社会上有一股暗流，其实这些冲突是隐藏的，表面上看是佛教和苯教的斗争，可实际上是王室和贵族之间、氏族之间、派系之间很严重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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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上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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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反佛教为藉口而出现的一次大的社会动荡，使吐蕃的生产、生活、社会秩序受到极大摧残。广大奴隶什么都没有，就希望这个动荡越大越好，反正“我光脚的还怕你穿鞋的吗？”在藏族历史记载中，这叫“邦金洛”（vbang-gyen-log），就是反上之变，即群众反上的一个运动，实际上是受不了奴隶主的压迫了。这次动荡延续了相当长时期，有些领军的部落势力，比方驻在安多一带（青海、甘肃）的军队就闹独立了；西部藏区，就是靠近新疆地区的部落，也离开了本部。奴隶起义席卷全境，到处挖赞普的王陵，曝尸于天下，还有的人就是想发点财。就这样，整个生产受到极大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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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动荡持续之下，两败俱伤，两大阶级贵族瓦解，各地出现一批新的权贵豪强。在当地有军事力量的，有号召力的，在这些运动中积聚了力量、成为核心，就形成一个个势力集团，占山为王，谁也管不了谁；原来的军阀又形成军事集团，吐蕃就分崩离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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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反的人反复宣扬反佛教的口号，但实际上与反佛教的初衷相反。佛教就逐步转入民间，转为家庭传承，佛教里宣传的思想、理念、追求通过家庭反而流传下来了，有些有修养的法师就知道哪些特殊的法在哪些家族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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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荡当中，一些奴隶身份不明确了，因为他原来属于某一个主人，现在主人垮了，他不知道自己该往哪里去，就像蜂群一样，一会儿涌到东，一会儿涌到西，涌到哪就把当地秩序搞乱了。在这种新的情况下，新的势力集团就来招募人群。前面讲过血亲复仇和赔偿赎金的产生和发展，后来新的制度就出来了，就是谿卡制度——庄园制度，属于封建农奴社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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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藏传佛教 二、庄园制度下的生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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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动荡社会里，原来两大阶级瓦解，新的制度产生，谿卡制度和佛教相结合。第一个谿卡是公元997年由阿里王子赐给大译师仁钦桑波的。仁钦桑波在当地很有声望，当时年纪已经比较大了，所以当阿底峡大师来到西藏，第一个就跟他见面。阿里小王是从卫藏一带流亡到那儿去的，他的“王”的意义已经和原来不一样了，只是地方小邦的一个诸侯而已。有文件证明，这个谿卡就是后来封建农奴制度的一个最基本形式，因为他有土地，就招募流亡人员来生产，给予一定报酬。原来的奴隶及其子孙，就摆脱了原来的衣食无着的流亡生活，投到庄园里面来。庄园和奴隶主领地不一样，农奴和奴隶不一样。凉山的奴隶主和奴隶的关系，与西藏的农奴主和农奴的关系，有很大差别。藏传佛教的高僧就在这个时候起了作用，当然，经济基础是社会发展的基础，不能排除生产关系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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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奴主和农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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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贵族——农奴主可能有一个、两个或更多谿卡，为了发展势力，就招募一些人，并与这些人形成一种合同关系，或订一种盟约的关系，你给我干活，我就给你一份地。公田你帮我生产，剩下的时间你在给你的那份地里自己干，这样就有利益可图。13世纪以后差役制度产生，这些人就成为差巴。于是一些新的贵族即农奴主产生了，他们占有绝大多数劳动果实，而原来广大奴隶的身份变更了，成为新的生产者，以新的生产方式缔结盟约关系，就是农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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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也要看到，并不是每一个农奴都能找到合适的工作机会，并不是每一个农奴主都能开明地、公平地对待农奴，所以就出现了一些农奴流亡的情况，或者是农奴一直没找到可以投靠的人，社会上就产生了一些流动的人。这些流动者或者再找到地方稳定下来，但不一定是帮农奴主干活了，他帮农奴主下面的人干活，就形成新的阶层——烟火小户，这种人不直接和农奴主发生关系，就是堆穷（dud-ch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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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生子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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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下面的连这点地位都没有，就是逃亡的人，他们不堪忍受剥削，是从农奴主家中逃亡出来的，投身到新的农奴主或差巴家里，也不领你的土地，我就在你家里，你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这些人没有土地，没有生产工具，只有劳动力，成为家庭的奴隶。这种奴隶在藏语拉萨话里叫“囊生”（nang-gzan），就是“家生子儿”了。具体干活时又分两种人：一种叫“bran”，做田间劳动；另外一种叫“g·yog”，是家庭服务的奴隶，比方背水，做饭，饲养平常骑的马、家用的牲口，织氆氇，缝衣服等家务活。有时联合起来叫“bran-g·yog”，也是一个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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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bran）在吐蕃王朝时期就有。前面我们讲到吐蕃时期的僧相，一个叫娘·定埃增，另一个叫占伽·贝吉云丹（bran-ka-dpal-gyi-yon-tan，按当时藏语发音读作“勃阑伽·贝吉云丹”），他可能就出身于奴隶，然后爬到这个位子了。他的传记我还没有读到，但从名字上看可能出身于这个阶层，也可能是他的姓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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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巴是西藏农奴制社会的主要劳动阶层，所以元朝统计户口主要统计这个阶层，下面的阶层不往上报告，囊生更不用说了，他都不能立户，就是属于农奴主的，家庭生活都谈不上，有时就是男女奴隶生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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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时候，迫切需要佛教帮助解决社会安定问题。阿底峡来了，接着噶举、宁玛、萨迦等派别都建立了，就是为了满足社会稳定的需要，有了思想的出路。因此佛教界和各地方领袖人物的结合就是必然的了。有的地方领袖就在自己家族里分出两支，一支管地方行政事务，另外一支，比如老二，就出家，掌管宗教，一个家族僧俗两方面都管。萨迦的例子就最明显——这样的情况不止他一家，许多根据家庭传承的比如宁玛派也是这样，在萨迦班智达致藏区各地方领袖的公开信里说——因为阔端王和萨迦班智达已经商谈安排明确了，萨班的两个侄子，一个出家学佛教，继承他的佛教事业，成为佛教领袖；一个不出家，学蒙古王法，做地方行政领导人，后来被封为白兰王。又在西藏设十三万户，有的不到一万户，有的很难说有多少户，因为只统计差巴，其他种类的劳动者不算在内，所以藏区实际人口统计不太准确。元朝进行户口调查，调查了好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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