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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宗教哲学概论 二、主要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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耆那教分为白衣派和空衣派，传下来的文献虽有不少，但许多文献不是两派所共认的。以下以此教在历史上影响较大的《谛义证得经》等文献为主，简要叙述其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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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各宗教哲学派别大多有一基本理论框架。在这种框架之中安排各种具体的观点或见解。耆那教亦是如此。在它的主要文献中，也有基本的理论体系。具体来说，此教有所谓“七谛”的理论。这里说的“谛”（Tattva）指实在或真理，实际上就是此教中论述的主要观念或范畴。耆那教认为他们论述的内容是实在的或是真理。所谓“七谛”指命我、非命我、漏、缚、遮、灭、解脱(2)。此教的各种具体宗教哲学思想就表现在对这些“谛”的解释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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耆那教“七谛”中讨论的问题很多，但涉及对万物的最基本的分析则是其中的两谛，即“命我”（Jīva，灵魂）和“非命我”（Ajīva，非灵魂）。确切来说，耆那教在总的方面把事物分为“命我”和“非命我”这两大类，在这两大类之下又有小的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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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命我”，在耆那教中主要是生命现象或一般事物中的一种主体或主导者。《谛义证得经》中说：“命我的本质是生命。”“命我有两种：轮回的和解脱的。”“轮回的命我又可分为动的与不动的。”“不动的命我以地为身，以水为身，以火为身，以风为身，以植物为身。”“动的命我具有两个以上的感官等。”“在以植物为身的生物中，命我有一个触感官。”“虫、蚁、蜂和人依次增多一个感官。”(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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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这些论述中可以看出，耆那教说的命我主要与生命现象相关。它把命我分为两种，一种是处于轮回中的，另一种是解脱的。处于轮回中的命我又被分为动的与不动的。不动的命我存在于地、水和植物等中，动的命我存在于具有两个感觉以上的动物等中。这样，处于轮回中的命我基本上就存在于各种事物中，既存在于生物中，也存在于地、水等一般所谓的非生物中。因而，耆那教在这里实际提出的是一种万物都有生命的观念。这种观念是此教的一个特色理论。解脱的命我显然指摆脱了各种物质束缚的主体。使命我摆脱束缚是耆那教作为宗教派别追求的一个基本目标。“七谛”中的不少成分都是谈这方面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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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非命我”主要由四部分组成，即：法（Dharma）、非法（Adharma）、虚空（Āgāsa）和补特伽罗（Pudgala）。它们是涉及到耆那教关于事物的存在形式或存在形态的重要概念。《谛义证得经》中有具体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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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法与非法，《谛义证得经》中说：“法与非法的作用是分别支持运动和静止。”(4)这样，在耆那教看来，事物有运动和静止，与非命我中的法与非法直接相关。法与非法这对概念，在印度其他派别中也有提及，如胜论派中的“法与非法”相当于“业”，与人的行为有关(5)。耆那教在这里没有进一步解释，只是笼统地将其说成是事物运动和静止的条件或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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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虚空，《谛义证得经》中说：“虚空的作用是为其他事物提供场所。”(6)这里，耆那教用非命我中的虚空概念解释了事物存在的空间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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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补特伽罗，《谛义证得经》中说：“补特伽罗的作用是构成身、语、意和呼吸的基础。”“补特伽罗的作用还在于使世间的乐、苦、生、死成为可能。”“补特伽罗有两种：极微和极微的复合体。”(7)耆那教在这里实际上提出了事物基础的观念。它说的“补特伽罗”即物质。这种物质被作为人身体存在的基础，它的基本形态是极微及其复合物。“极微”接近于现在科学中说的“原子”或事物的极小基本单位概念。这种观念在印度古代被许多派别所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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耆那教还探讨了时间（Kāla）问题。《谛义证得经》中说：“时间的作用是解释现时的存在、变化、运动和长短持续。”(8)这也是此教关于事物存在形式的重要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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耆那教把法、非法、虚空和补特伽罗及命我看作是五种永恒的实体，认为宇宙的根本要素就是这五种永恒的实体加上时间。《谛义证得经》中说：“非命我的构成体是法、非法、空间和补特伽罗。”“这些被称为实体。”“命我亦是实体。”“以上五大实体在本质上是永恒的，它们与时间一起形成宇宙仅有的组成部分。”(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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耆那教的关于“命我”和“非命我”的理论基本上体现了它对世间事物的分类。它的这种理论在古代印度属于一种积聚说，即认为事物是由许多种要素（包括物质的和非物质的要素）聚合构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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耆那教的“命我”概念多少有轮回或解脱主体的含义，但它的“命我”与婆罗门教主流哲学中的“我”或“梵”是不同的。耆那教的“命我”或存在于各种事物中，或摆脱事物的束缚达到解脱。而婆罗门教的“我”或“梵”则是事物的本体，事物与“我”或“梵”在本质上是同一的。耆那教在谈“命我”时没有说只有它是实在的，事物都不实或虚假。而婆罗门教哲学的主流学说则认为只有“我”或“梵”是实在的，事物则是人们由于无明而对“我”或“梵”的不正确的认识，事物不过是人所看到的“我”或“梵”的显示或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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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认识论的思想，耆那教提出了五种“智”的理论，即：感官智（Mati，通过感官等获得的认识）、圣典智（Śruti，借助符号和言语获得的认识）、极限智（Avadhi，直接获得的在时空上极为遥远的事物的认识）、他心智（Manaḥparyāya，对别人精神活动的直接认识）、完全智（Kevala，对一切事物及其变化的最完满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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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谛义证得经》在分析这五种智时说：“前两种智是间接的。”“后三种智是直接的。”“感官智、圣典智和极限智有可能是错误的认识。”(10)从这种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耆那教认为借助于感官、言语等的认识要通过中间环节，因而可能会走样，产生错误。而不借助感官、言语等中介的认识由于是直接把握事物，因而不会产生错误。之所以说极限智也可能是错误的认识，大概是由于其直接把握的程度还不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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耆那教在其关于五种“智”的理论中实际要强调：人的感官对事物的认识是有局限性的，很可能产生错觉或不正确的感知，而对事物的完满认识则要脱离人的感官要素的介入，要靠人来直接体悟。因此，耆那教作为一个宗教派别，与大多数印度宗教哲学派别一样，都是很看重直觉认识方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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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认识论方面，耆那教还提出了对事物的判断形式理论，认为对事物的判断可有七种形式，即：存在、不存在、存在又不存在、不可描述、存在并不可描述、不存在并不可描述、存在又不存在并不可描述。并认为，由于事物是变化的，由于事物在地点、时间、特性等存在形式上具有多样性，因而在上述每一判断形式前都应加上“或许”一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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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述耆那教这方面理论的较典型的一部文献是摩利舍那（Malliṣeṇa，13世纪）的《或然论束》（Syādvādamañjarī）。文中说：“七支论式如下：（1）或许，一切事物确实存在。这是第一论式，采用了肯定的方法。（2）或许，一切事物不存在。这是第二论式，采用了否定的方法。（3）确实，从一种观点看，一切事物存在；而从另一种观点看，一切事物不存在。这是第三论式，采用了相继肯定与否定的方法。（4）或许，一切事物确实不可描述。这是第四论式，采用了同时肯定与否定的方法。（5）或许，一切事物确实存在；而且，或许，一切事物确实不可描述。这是第五论式，采用了肯定的方法，亦采用了同时肯定与否定的方法。（6）或许，一切事物确实不存在；而且，或许，一切事物确实不可描述。这是第六论式，采用了否定的方法，并采用了同时肯定与否定的方法。（7）或许，一切事物确实存在；或许，一切事物不存在；或许，一切事物确实不可描述。这是第七论式，采用了相继肯定与否定的方法，亦采用了同时肯定与否定的方法。此处，（从一种观点看，）一切事物，如罐等确实以它们自己的实体、地点、时间、特性的形式存在，但确实不以另一实体、地点、时间和特性的形式出现。……然而无论如何，如果仅仅使用‘罐确实存在’这样的判断，那将不能确定罐自身的特殊形态。……为了确定这种特殊形态，‘或许’一词被使用。”(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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耆那教的这七种判断形式在此教中显然是属于世间的一般认识。作为一般认识自然不可能有最终的真理性。在此教看来，一般认识中的任何一种判断都有着不可避免的局限性，所以要加上“或许”一词。从理论上看，这种判断形式理论有折中主义或不可知论等的特性。但耆那教这种理论的提出是有针对性的。此教与佛教都属于非正统派，代表了印度古代非婆罗门种姓的印度中上等社会阶层的思想倾向，他们对于婆罗门种姓的至上地位是不满的，对于婆罗门教所宣称的圣典的绝对神圣性和不容质疑性是并不接受的。因此，对于当时社会中被一般认为是真理的种种说法或判断自然持怀疑态度，这样就导致了此教提出了具有这种特性的判断形式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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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伦理思想方面，耆那教要求信徒遵守本教的一些基本规定。这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在他们的戒律中。《谛义证得经》中说：“禁誓是不杀生、不妄语、不偷盗、不淫、不追求（私财）。”(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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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与一般的印度宗教派别是类似的。值得一提的是，这之中耆那教特别强调不杀生。耆那教执行不杀生的规定是十分严格的，而且其范围也比一般的宗教派别要宽。不仅要求不杀人等，而且把一些植物也包括在了不杀的对象中去。这可能与此教认为植物等事物中都有“命我”的观念有关。不少文献中都记述说耆那教徒外出时极为小心，生怕自己的行动伤及微小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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耆那教还以注重苦行而著称。印度宗教中不少派别重视苦行，但耆那教则尤为突出。这方面的材料很多，如佛教文献中就有大量相关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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耆那教的不杀生和苦行的观念不仅在古代很有影响，而且在印度近现代也依然为不少人所重视。印度近现代流行的非暴力思想和民间仍存在的苦行修持方法，与耆那教等印度古代宗教派别的这方面传统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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耆那教的学说中包含了轮回解脱的观念。这在“七谛”中占很大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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