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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4 在社会状况下表达情感的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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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方面的表达规则。以个人主义为取向和以集体主义为取向的文化背景下的人的区别在于，他们将感情同什么信念结合在一起。（Mesquita, 2001）在以个人主义为取向的文化背景下，个体是发自内心地“宣泄”感情。（比如，“卡特琳生气了。”）反之，在以集体主义为取向的文化背景下，反映的是客观现实性，人们认为自己是“属于”社会的。（比如，“我们生气了”。）在以集体主义为取向的文化背景下，人们通过感情互相联系，而在以个人主义为取向的文化背景下，人们突出的是个人的特殊性。这种文化差异也从根本上决定了人们表达感情的规则。在以个人主义为取向的文化背景下，人们更为开放、更为持久地表达感情，而诸如日本人就喜欢在他人面前隐藏自己的真实感情。（Triandis, 1994）在以集体主义为取向的文化背景下的人们表达感情，比如表达同情、礼让和难为情等，要比德国人和美国人明显得多，相反，亚洲人很少表达负面的和自我表扬的情感，无非是敷衍了事，否则就会影响在紧密交织的社会网络中的集体感情。（Markus & Kitayama，1991；Matsumoto et al.，1988；Scherer et al.，1988）在别人面前不得不经常隐瞒的感情，显然是很难发现的。尽管如此，人们还要对他人作出适当的反应，在这种情况下，重要的是，培养更加敏感的感情感知能力。很明显，相应的学习过程很早就开始了，因为早在小学阶段，中国的孩子就比澳大利亚的同龄孩子更为明显地表露出元情感。（Markham & Wang，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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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种文化中，需要表现哪种情感，它们在某种情况下应该如何表达，以及哪些情感不宜在人前表露，都取决于各自的情感表达规则。（Ekman et al.，1987）比如，在亚洲的许多国家，一个人死了，他的亲戚朋友显得都很高兴，因为他们相信，人死之后就是摆脱了人世间的痛苦，在彼岸世界幸福地获得新生。相反，在基督教主宰的西方文化中，人们在葬礼上要表现得痛不欲生。他们这样表达悲痛之情就是告诉别人自己的生活状况。此外，有时观察者不顾自己的文化方面的表达规则，比如，在痛不欲生的人面前，不合事宜地讲笑话。表达规则还决定人们对味觉和嗅觉的反应。比如，有些菜肴会使大多数中国人感到兴奋，却会使很多欧洲人感到恶心。比如，一个欧洲客人想要通过自己的脸部表情告诉自己的中国朋友，对不起，不要过于盛情地请我吃桌上的饭菜，主人是否能够理解这一点，只能取决于他是否能多少知道一点根深蒂固的情感表达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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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文化背景下的情感表达规则同样也决定所表达的情感的强度。在地中海地区的许多国家中，人们脸部表达悲伤的表情要比中欧国家的人们强烈得多。相反，英国人的情感总的来说很少外露，人们称之为英国式的“含蓄”（understatement）。在20世纪80年代的青年文化中，形成了一种情感表达规则，根据这种规则，在父母亲表现出兴奋、激动或震惊的场合，年轻人表露自己的情感是不相宜的。在相应的场合，年轻人必须保持“克制”（cool），以便给人一种印象，他们是完全能够控制和压抑自己的情感的。在通常情况下，不同性别的人也不能遵循同样的情感表达规则。（见第4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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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情感表达规则是潜在冲突的根源。在文化背景不同的人聚会时，由于存在不同的情感表达方式，而相互之间又都不了解对方，在这种情况下就极有可能发生冲突。比如，在通常情况下，美国人往往比德国人会笑。这两个国家的人对于什么时候该笑，什么时候不该笑，有明显不同的看法。他们之间不同的学习经历可能导致相互误解。比如，进行商务谈判之后，美国人经常认为，德国的谈判对手冷漠而保守，而德国人则认为，美国人表面上笑容满面，真实的情感却深藏不露。（Hall & Hall, 1990）日本人也用满面笑容来掩饰不快的情感。下面这件事情就可以证明，从中也可能产生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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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来自不同国家的外国学生学习东道国语言的课堂上，发生了这样的冲突：在一次讨论中，一名阿拉伯学生正在介绍自己祖国的传统。他在介绍中的一个细节让一个日本学生觉得不愉快，这个日本学生作出了一个典型的日本式反应：微笑。阿拉伯人看到这种表情后质问日本人，阿拉伯的习俗难道有这么好笑吗。被质问的日本人此时不仅感到不愉快，而且明显感到受了侮辱。但是，他在这种情况下还是笑容满面。不过此时他为了掩饰自己的屈辱感——真是他的不幸——只能假笑了。阿拉伯人也同样感到受了侮辱，于是他走向日本人，怒不可遏地揍日本人，直到老师劝阻才住手。（Tavris，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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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阿拉伯学生显然认为，这种微笑始终是一种讨厌的感情流露。这种理解也是达尔文和艾克曼得出的结论。当然还有其他的观点：微笑需要有某种社会环境，而且在这种环境存在某种诱因。比如，人们微笑，是想向同伴传递某种讯息。因此，在打招呼时展露的笑脸不一定表示这个人真的心情愉快，而是告诉对方：“我很友好”，或者“我希望我们能彼此友好相处”。那个阿拉伯学生显然不了解感情表达的社会功能。日本人不是因为自己的同学可笑才笑，而是因为他想把自己祖国的文化背景下的人都能理解的信息告诉在场的同学。一个观察者通常如何才能知道某种肢体语言要表达的意思呢？他可以从情感的表达规则中得到答案。那个阿拉伯人肯定不了解日本文化背景下的情感表达规则。信息框9.4将介绍一个悲惨事件，在这个事件中，两位政治家都以自己的情感表达规则为取向，却都不了解两种文化之间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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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框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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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家轻视不同文化的表达规则会引发战争吗？1991年1月9日，为避免因伊拉克占领科威特而爆发战争作最后的努力（“争取最后的和平机会”），伊拉克外交部长和美国国务卿在日内瓦举行会谈。陪同阿齐兹参加会谈的是萨达姆·侯赛因的同母异父兄弟。贝克试图说服他的阿拉伯谈判对手，只有萨达姆·侯赛因下令立刻从邻国撤军，美国才不会进攻伊拉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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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图9.15 1991年，美国国务卿詹姆斯·贝克和伊拉克外交部长塔利克·阿齐兹举行会谈，以避免因萨达姆·侯赛因下令突袭科威特而爆发战争作最后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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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文化人类学家哈里·特里安迪斯的描述，此次会谈的关鍵时刻是这样发生的：贝克向阿齐兹声明说：“如果你们不采取行动，我们就要向你们发动进攻！”（Harry Triandis，1994）美国国务卿说这样的话，就是以所有西方特色的外交官都能理解和运用的表达规则为取向：简单、清晰、镇定地陈述自己的观点；贝克没有对自己的谈判对手大声叫嚷，没有大发雷霆，也没有指手画脚。相反，萨达姆兄弟的表现则完全像一个典型的伊拉克人。他特别注意贝克的肢体语言，他以阿拉伯的表达规则为取向，表达正常的交往形式。谈判结束后，萨达姆的兄弟立即打电话，根据自己的印象将美国政府所持的立场告诉独裁者：“贝克根本没有发火。”他还说，美国人只想会谈，并没有准备发动进攻。根据这一点，萨达姆就指示他的外交部长，继续保持强硬态度，不作任何让步。美国外交官和阿拉伯外交官之间产生的误解导致爆发了一场可怕的战争，数以千计的人死于这场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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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政治观察家推测，萨达姆·侯赛因并没有听信特里安迪斯的描述，反而认为美国人为了解放科威特而极有可能发动进攻。但是，这位独裁者估计美军只会动用比较弱小的武装部队，而且这支部队及其装备必须经过远距离运送。萨达姆认为，他的由12万士兵组成的共和国卫队能够迅速击败这些敌人。伊拉克统治者据说毫不怀疑，华盛顿在遭到军事失败之后，就会承认自己对科威特的占领。当然，同样存在这样的可能性，萨达姆·侯赛因由于贝克的外交表演而低估了美国人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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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女不同的表达规则。与男性相比，一方面，女性喜欢比较强烈地表达自己的感情（Ross & Mirowsky, 1984）；另一方面，她们也愿意在公共场合向别人表达害怕、悲痛或者孤独等负面情感。（Cherulnik, 1979; Hacker, 1981）哭泣被视为“不大气”（Vingerhoets et al.，2000）。男人的“不大气”的情感至多只能同自己所爱的女性倾诉，而不会向同性朋友倾诉。总之，男人在同女朋友或妻子的亲密谈话中会叙述自己的强大，而不会叙述自己的忧愁和软弱。（Peplau, 1983）不管男人还是女人都会有感到孤独的时候；但是女性更容易同自己信任的人谈论自己的孤独。（Borys & Perlman, 1985）由于共同决定这些行为的规则不是遗传因素决定的，所以随时可能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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掩饰情感的表达规则。归根结底，表达规则还要求通过表达其他的情感来“掩饰”某些情感。比如，给美国和日本的测试对象放映诸如截肢或其他外科手术这类带有恐怖情节的影片，同时悄悄拍下这些观众的脸部表情。如果日本人和美国人单独看这样的影片，那么，他们的表情相同：对影片描述的情境感到厌恶和恶心。但是，如果在放映现场有一位科学家，那么，日本人就会掩饰自己的真实情感，代之以微笑，因为他们遵循的表达规则是：有权威在场时，不能表露任何负面的情绪，以免冒犯权威。在这方面，日本人明显会情感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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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表演。尽管非常讨厌一个人，但出于礼貌往往还要对他笑脸相迎。如果一个人必须表达自己实际上根本没有感受到的情感，而且要向别人表达出与现实情境相适应的情感，这就是情感表演。（Hochschild, 2003）特别是从事服务行业的人员，估计他们在直接接触顾客的时候都能表现出积极的情感，比如，空中小姐对乘客必须友好，即使这个乘客举止傲慢，态度蛮横；人们对教师、护理人员、警察和售货员也提出同样的要求。（Zapf et al.，1999; 2003）比如，护士面对可怕的死人场面必须保持镇静。（Strauss et al.，1980）在国际对话或商务谈判中，人们接触很多，这些人彼此之间并没有什么好感，甚至可能相互反感。但是理性要求，要想取得积极的结果，就要“逆来顺受”。这样“伪装”情感或者掩饰真正的情感难道就不会被对方发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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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图9.16 微笑是对客人热情周到的表示，是很多服务行业的雇员的职责，即使与实际的内心感受不合拍，也必须装模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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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5 “伪装”情感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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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私利伪装情感。日本人是因为相应的文化背景下的表达规则，出于礼貌掩饰某些情感，而骗人的把戏则是以自身的利益为基础。罪犯想方设法给法官留下无辜的印象。唯利是图的商人使出浑身解数，“力劝”顾客买下价高质次的商品。有些人显然比另一些人更能表演这种欺骗的把戏。比如保尔·艾克曼证明，阿道夫·希特勒是一个“出色的表演者”，“他毫不费力就能以令人信服的方式伪装负面的情感”。（Paul Ekman, 2001）比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希特勒拜访英国首相张伯伦，并向他保证，无论如何要避免战争的爆发，而这时德国军队已经开始准备进攻捷克斯洛伐克。由于两位政府首脑是通过翻译进行会谈的，所以张伯伦不可能注意希特勒的语言表达，而这些表达也许已经表明他在说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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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家发现伪装的情感。在社会交往中，重要的是能够正确估计他人传达的信息中的真实内容，虽然后果不会总像那些通常擅长伪装情感的独裁者们造成的后果那么严重。但是，通过仔细的观察也不能看穿别人的“假面具”吗？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深信，在这方面，再高明的表演也会露出破绽，因为他断定：“只要有眼睛看、有耳朵听的人，就能相信尘世的人不能掩藏任何秘密。即使嘴上不说，手指尖也会说；每一个毛孔都会泄露他的秘密。”（Freud, 1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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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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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游客的箱子里装满了走私品，他却对海关官员说，没有什么东西需要报关，他会怎么样呢？在这种或类似的情况下，一个人能伪装吗？对机场安检的调查表明，不管是训练有素的海关官员，还是一般的观察家，除了偶然发生的机会，都不能鉴别旅客是否夹带了走私品。（Kraut & Poe，1980）即使为了更有效地甄别谎言进行特别的训练，收效也微乎其微。（Kassin & Fong，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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