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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2 促进相互吸引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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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最初的社会交往也取决于表面因素。表面特征——比如接触的频率和吸引力——首先决定的是，某个人在一次偶遇后是否能够引起比别人更多的注意。一次短暂的，确切地说随意的社会接触能否形成长期的社会联系，还取决于社会伴侣能否相互“适应”、能否创造相互融合的条件。只有当事人愿意坦诚布公，根据自己的印象权衡“收益”和“成本”，公正的愿望得到满足，他们才会设法继续保持这种社会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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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伴侣的相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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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以类聚：相似性。“物以类聚”是一句家喻户晓的成语，早在公元前400年，亚里士多德就在《修辞学》中谈到了这种现象。他认为，人们选择那些在善恶观上与自己一致的人作为朋友。按他的说法，人们容易对那些与自己类似、与自己有类似期望的人产生好感。如今社会心理学家已经搜集了很多证据，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具有非常稳定的友谊和爱情关系的人在观念和观点方面高度一致。当然，鲜有这样的情况，人们在所有方面都同自己的朋友或伴侣完全一致；但重要的是，人们在核心问题上保持一致，即基本保持一致。（Gonzales et al.，1983）儿童和成年人都是这样。一旦人们发现，自己同某人在兴趣、信仰和价值观方面很接近，就会产生某种共同归属感。（Arkin & Burger，1980）与此同时，对那些同自己的“感觉和想法完全不同”的人会产生强烈的反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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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性和社会吸引力之间的联系第一次在广泛的层面上得到证明以后，首先给人的印象是，人们揭示了一个简单的规律：人际间越是一致，他们之间的吸引力就越强。（Byrne，1971；Berscheid & Reis，1998）然而，情况是复杂的。首先，人们在首次相遇后是否能继续交往，是需要时间的。（Curran & Lippold，1975）第一次接触时人们交谈的主要是明显的共同之处（业余活动、爱好、喜欢某个音乐流派等等）。当人们彼此交往一段时间后，相似性和吸引力就会相互发生作用。人们比较喜欢对自己有好感的人，或者在感觉上减少实际存在的差异。（Clark & Reis，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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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建立稳定社会关系的人，尽管在外貌、文化水平和智力方面非常相似，但是，他们在选择朋友时首先关注的显然是他们之间在信仰、观点和兴趣方面的高度一致。该如何解释这种论点呢？这方面无疑有很多原因。首先，一致性是频繁交往和共同活动的良好基础，可以一起观看体育赛事、跳舞或者远足。另外，如果人们知道，另一个人同自己的观点一致，就会觉得自己的观点得到了证实（另见第498页及其下1页），并增强自信心。在主要方面都很相似的人，也期望进一步发展愉快的、令人满意的交往，因为已经不存在频繁争吵的主要原因。（Gonzales et al.，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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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性不相吸。但是，真的可以普遍认为人是“物以类聚”的吗？俗语不是也说异性相吸吗？温顺的男人和强势的女人结为伴侣双方不是也很满意吗？这种说法有时是符合实际的；但问题在于，这样的例子是否真的能够证明这句俗语。伴侣之间总要在自己的角色分工的形式上取得一致。实际上，社会心理学家迄今为止尚未能证明异性相吸这种说法。（Buss，1985）即使已经建立非常稳定的社会关系，但同样存在差异，因此仍然可以认为，伴侣关系的维持靠的是他们在主要方面取得的一致性的巨大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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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伯恩的吸引过程两阶段论。唐·伯恩也认为，两个人如果在兴趣、信仰和价值观方面存在很大差异，那么彼此就不会产生吸引力。因此，他提出吸引过程的两个阶段模式。根据这一模式，人们在社会交往的初始阶段就能避开那些和自己截然不同的人；在那些剩下来的人中，再选择那些同自己最为一致的人。（Byrne et al.，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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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性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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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喜欢你，因为你喜欢我。”恋人们，特别在开始恋爱的阶段，彼此都会比较频繁地表白正面的感受。这样的表白无疑是为了提升对方的爱慕。根据相互性准则，别人对自己有好感，自己也会给以回报。反之亦然：人们对不喜欢自己的人也感到反感。从这种联系中可以得出结论说，一个人对他人有吸引力，就是他喜欢那个人吗？这个问题还取决于，这种喜欢是真的，还是为了骗取别人的好感仅仅说说而已。一个代理人希望自己的溢美之词能够促进潜在顾客的购买动机，极有可能因为被看穿而事与愿违。如果听的人感到别人对他说的友爱、赞美的话都是真心的，那么，他就会对他们有更多的好感。这样说来，朋友和生活伴侣在长时间的生活过程中一直都只能正面表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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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人的吸引力具有他人评价性表态的作用。毫无疑问，我们都喜欢听别人发表正面的看法，因为正面看法迎合自己的自我价值。我们觉得最喜欢那些经常赞美和钦佩自己的人吗？遇到那些开始说话有所保留，甚至很难听，但是后来又逐渐提高价值判断的人，又该怎么办呢？埃里奥特·阿伦森研究了这个问题。（Aronson & Linder，1965）他发现，人们并不特别喜欢那些对自己的评价特别好的人。更确切地说，人们最喜欢那些开始说话逆耳，后来慢慢将原来的难听话转变为正面评价的人。人们很可能认为他人的不那么好听的话更为可信。一段时间听不到赞美的话也许更能提升自我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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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如果总是听到别人的赞美声，那么，阿伦森认为，这种赞美就会逐渐丧失它的刺激值。两个人之间只有坦诚相告，知无不言，包括逆耳的话，才能形成互信的关系。阿伦森解释说，两个人确实彼此喜欢，就可能比一味“相敬如宾”的人更能长久地保持彼此满意、相互激励的关系。（Aronson，1999）如果朋友之间也不能坦率地说出不喜欢对方的地方，那么，他们就是在演戏，最后必然分道扬镳，因为他们不再能彼此坦诚相告。人们一定希望好朋友也能自愿接受不太有利于他自己的话。（Swann et al.，1992）好朋友不仅应该承受别人的批评，而且能够坦率地说出自己的“弱点”。我们可以向自己信任的朋友承认自己恼火、嫉妒或忌恨（哪怕说出“最坏”的品质），而不用害怕朋友会疏远自己。真正的朋友有助于我们接受这些“负面”品质。在非常私人的、友好的关系中，双方必须坚信不会遭到对方的伤害；没有这种自信，就不会产生信任关系。信任关系形成以后，处在良好的伴侣关系和友谊关系中的人们就愿意彼此敞开心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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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开放。在审视朋友之间和恋人之间产生的亲密社会关系时，应当注意，社会交往的过程完全取决于伴侣之间彼此自我开放的程度。通过自我开放（英语：self-disclosure），人们就能彼此分享非常私密的经历、感受和愿望。（Jourard，1971；Derlega et al.，1993）伊纳·格劳指出，在自我开放的过程中，交流事实信息（比如：“我的老师在学校笑话我。”）并不起决定作用，更确切地说，重要的是说出“这件事在情感上造成的不良结果（从此我就不敢当众讲话了）”。（Grau，2003）当然，这种信任对话近期才作为伴侣之间一个令人向往的特征得到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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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认伴侣之间的信任对话是近期发展的结果。以前几代人还不认为信任对话是伴侣关系存续的重要条件，因为维多利亚时代（约1830-1900）的特征就是，夫妻之间进行对话，不能交流个人的想法，更不能谈论自己的性生活问题。为克服这种“无话可说”的状态，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无疑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他强调“谈话疗法”的意义（Hendrick & Hendrick，1992），并为夫妻对话铺平了道路，这对于今天的情侣们来说很可能是司空见惯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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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尊重一定社会规范的前提下越来越自我开放。要“进入”一个人的私人生活领域，必须遵循一定的社会规范。两个人初次见面时只交流一些表面的信息；比如谈谈自己的业余兴趣，最近看了什么电影，或者特别喜欢去什么地方度假。在开始交往的时候，人们很少谈论关于自己的具体细节，因而很少能听到别人的真心话。如果两个人一见如故，那么，就很可能在将来某个时刻再次见面。一个公认的准则是，对于对话伙伴所说的私人想法，也要相应坦率地加以回应；在这一点上人们将之称为“自我开放的互动性准则”（Rotenberg & Mann，1986）。这个向前推进的过程类似于舞蹈初学者，双方小心翼翼，不敢向前迈步：“我放开一点，你也放开一点，但是要适度，不要超过我们目前的关系！”尊重互动性准则主要是在友谊关系的初始发展阶段，而建立友谊关系时间较长、而且已经非常稳定的情况下则另当别论。（Won-Doornink，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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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开放的作用。人们只愿意同那些对自己有好感，有可能进一步交往的人透露自己的私人情况。（Shaffer et al.，1996）如果谨慎地开始自我开放，那么，信任和积极的感觉就会接踵而来：在形成友谊关系和爱情关系的初始阶段，彼此慢慢倾吐的私人情况越多，相互之间的好感就越增强，彼此就越满意，共同生活的意愿也就越强烈。（Bierhoff & Grau，1999；Collins & Miller，1994）罗伊·鲍迈斯特和爱伦·布拉特斯拉夫斯基解释说：“不断发展的私密关系会激发强烈的热情。”（Baumeister & Bratslavsky，1999）相反，如果一个人没有机会或者不能向别人开放，那么，他十有八九是不幸福的，是孤独寂寞的。（Meleshko & Alden，1993）但是应当注意的是，这种内在联系是在以西方为取向的文化背景下进行的研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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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个人主义文化或集体主义为取向的文化背景下的自我开放。在以个人主义为取向的文化背景下的人与在以集体主义为取向的文化背景下的人相比，更喜欢在各种社交场合谈论自己的事情。这种差别也引起了塔基·莱博若的注意：她在采访日本妇女时，后者回答的都是她们的社会关系，几乎不谈她们自己的情况。（Lebra，1984）而美国妇女几乎不谈她们的社会关系，却主要谈她们自己。欧美人强烈希望自己独一无二，与众不同。（Triandis，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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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个人主义为取向的文化背景下的人在非常私密的谈话中，非常渴望向别人述说自己的独特性。因此他们在谈话中主要使用“我”，而很少使用“我们”。（Triandis，1995）他们同那些在个人情感上与自己类似的人分享内心的想法。相反，以集体主义为取向的文化背景下的人则同自己集体建立情感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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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个人主义为取向的文化背景下的人的自我开放，主要是通过语言进行的。而在远东国家，这种口头交流则得不到太多的重视。更确切地说，那里讲究的是德行，在别人没有明确表达之前，去迅速而准确地猜测别人只是模糊表达的情感和愿望。（Barnlund，1989）因此，在诸如中国、日本或韩国的文化中，通过言谈向别人透露自己的想法是不合适的。更确切地说，人们希望，通过观察对方的非语言的表达“读懂”对方的内心愿望和情感。在这方面有人非常含蓄地告诉我们，他们关注的是比如眼神、体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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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3 通过爱情建立社会情感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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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百年来，人们主要是听凭作家们在描写爱情，讲述由于爱情而产生的人与人之间的问题。直到不久以前，人们才认识到，有必要对爱情进行科学研究。众所周知，恋爱中的人不仅懂得奉献和关怀，而且也会以爱情的名义撒谎、欺诈、偷窃甚至谋杀。罗伯特·斯腾伯格和苏珊·葛雷杰克抱怨说，心理学家仍然不知道什么是爱。（Sternberg & Grajek，1984）当然，最初申请科研经费的时候，不仅没有得到支持，甚至还引起了误解和尖刻的批评。人们回答申请人说，“生活中的有些事情始终是秘密”，所以根本不必去寻找“为什么一个男人会爱上一个女人，或者相反”这一类问题的答案，这是符合千百万人的愿望的。（Rubin，1988）由于这种观点，当时还有人建议，纳税人的钱不是为了满足对情色的好奇，而是为了满足对科学的好奇。在这场争论中，无疑存在极大的误解，因为严肃认真的社会心理学家从来也没有想过要揭开两性之间相遇时所体验的奥秘。但不容忽视的是，爱情关系在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即使不像荷马史诗《伊里亚特》中描写的那样，也有成千上万艘战舰由于爱情的情感体验而驶向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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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拓展。幸好还有无数的人将能够建立爱情关系视为巨大幸福的体现。然而为何爱情能够让人感受到幸福呢？亚瑟·阿伦及其同事认为，一个人恋爱的主要动机，是希望能够拓展自我。（Aron et al.，1998；2001）接近一个人的同时也会了解他的资源、观点和身份；比如，可以分享另一个人的朋友、他的爱好、他的观点，当然还有他的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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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情关系破裂是悲伤和绝望的诱因。与此同时，同样不能否认的是，爱情关系破裂能引发绝望、极度悲伤、失去信心和其他消极情绪，甚至产生自杀的念头。如果离婚，父母可能无法解决夫妻间的冲突，孩子也会受到影响。如果关于爱情的研究能够防微杜渐，防止发生这种有违人性的情况，那么，所花费的研究资金就是非常有意义的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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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情各种形式之间的区别。社会心理学家研究了自古以来就存在的区别，他们将强烈体验到的罗曼蒂克的爱情同逐渐形成的伴侣之间的爱情相区别。这两种爱情的表现是相互独立的，但是，通常是一种关系发展成另一种关系。在科学研究中基本确定的概念，比如，“喜欢”、“爱情”和“热恋”，正好同人们在日常对话中的理解完全吻合。（Lamm & Wiesmann，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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