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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位的舒适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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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制的竞争不只是缺乏创造性，它还导致一种错位的舒适感。在2008年银行业崩溃之前，抵押贷款市场人头攒动，买房者、房地产经纪人和贷款者都在复制身边人的做法。地位竞争让消费者欲罢不能，他们可不想被排除在外，毕竟，如果他们的邻居通过炒房赚了钱，他们可不想两手空空被抛弃到啄序的底层。市场竞争让所有房地产代理商和借款人感到有必要挤进这个热火朝天的市场，如果挤不上这趟车，就意味着市场份额的损失，也许是股价的下跌，甚至是贵族地位的丧失。不能被甩掉的竞争欲望击垮了许多银行家的理性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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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克尔·萨尔诺夫（Michael Sarnoff）告诉我：“到2003年，次贷的放款人倍增，每个人都知道这种贷款是愚蠢的，把钱借给了那些信用很差、没有收入、居住情况造假、收入造假的人……他们竟以附加借款的形式把钱借给任何人，甚至是一个死人！这无疑是在火上浇油。抵押贷款行业的犯罪数量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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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尔诺夫属于那种沉着、理智的美国中西部人，他现在仍然为一家中西部大银行工作，担任首席信贷总主管。即使这一切过去之后，他仍然对银行业做的事情感到愤慨不已。但他也比其他很多人更愿意解释为什么没有人会阻止它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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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贷危机就是在盘剥穷人，”他告诉我，“但是重点在于：作为一家企业，要想让它运转，我们必须雇用销售队伍。销售人员很难招聘。如果我们不准备让他们卖次贷，那就根本没有办法招到一位能干的销售人员，更不用说留下他们了。他们坚持要从这些交易中获得巨额的佣金，当然，他们希望卖掉它们！所以，我们应该怎么办？坚持原则，看着我们的销售员一个一个地走出大门？要想保持竞争力，我们不得不让他们卖次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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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模式沿着食物链一路复制下去，不管想什么招，也无论有多么愚蠢，竞争的压力迫使销售人员必须把产品卖出去。在全国范围内，公司的正式政策会要求针对竞争对手提供的任何贷款开展竞争，不计后果，不计代价。信用评级机构会争抢业务（并且全都使用相同的软件），不能拒绝任何要求，因为这会让客户跑到竞争对手那里。投资银行会把债务抵押债券打包出售，它们不想忍受太多的审查，也不想失去客户。在一个大家都急红了眼的市场上，没有人能保持冷静的头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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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证明，经济危机影响深远，风险巨大，而原因在于相同的产品、同类的债务在同类型的金融机构中被大量复制。经典经济学理论认为：竞争性市场会分散风险，而不是集中风险，现在看来它是错的了。竞争没有促生多样性，反而是鼓励每个人都去做同样的事情。当股市暴跌时，也就没有什么安全港可以让你躲避风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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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市场越来越多地被算法控制，这种放大的机会只会有增无减。不只是相似的（如果不相同）软件用来引导交易，市场分析也比你想象的更同质化。由于算法的存在，未来的新闻媒体不再需要记者了。叙事科学（Narrative Science）是芝加哥的一家软件公司，它可以采集市场数据，然后加以分析、建构，再把它变成一篇配有插画和图表的文章。如果近来你读过一篇来自芝加哥的报道，但没有署名，很可能它就不是人写的，而是一台机器在捉笔。这种模式的固有危险在于，所有的分析都是从某种假设出发，即市场是有效的，它会形成一个反馈回路，放大其分析的结果。阅读这些文章的人会得出结论：根据相同的指令可以引致交易，而这些交易产生了可供分析的数据，然后它又引致更多的交易，从理论上讲，这会永远反复下去。功能性市场上存在广泛的模式、假设和态度，它们会互相平衡，但这不是功能性市场，算法会对相同的旧信条加倍下注，将多样性从这一系统中驱逐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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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很容易在大自然中看到多样性的重要性。现在，英国的景观正在遭受枯梢病的破坏，这是白蜡树上的一种传染病，是由白蜡鞘孢菌引致的。在丹麦，这种真菌病已经杀死了90%的白蜡树，专家预计英国会受到同样的影响。这种疾病导致了毁灭性的损失，原因是生物多样性的缺乏：大多数白蜡树是同一物种。出于安全和适应性的考虑，物种需要多样性，但这正是我们的自然环境和商业环境所缺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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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你可以复制时，为什么还要创新呢？当然，不无讽刺的是，人们感觉跟着领先者跑要比当领先者的风险小很多，但事实证明并非如此。所以，令人振奋的次级抵押贷款和信用违约的好日子在2008年轰然崩溃之后，很多投资者在“鬼城”市场上徘徊，直到他们偶然发现了衍生品市场的一个黑暗角落，一个他们通常忽视的市场：期货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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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市场投资未来的粮食价格。1999年以前，法律只允许那些积极参与种植、生产或销售粮食产品的人或公司大规模投资咖啡、可可、小麦、大豆、牛肉和鸡肉，比如农民、面粉厂主以及像卡夫和雀巢这样的公司。高盛公司创建了一个可以跟踪24种原始农作物的衍生品，称之为“高盛商品指数”，但作为投资工具，抵押贷款和债务非常有吸引力，以至于期货商品的价格保持着相对的稳定。1999年，法律做出了改变，现在任何可以大型持仓的人都可以进入期货市场。所以，当2000年科技股泡沫破裂时，实实在在的粮食看上去比虚拟公司更加令人关注，商品指数基金吸引的投资增加了50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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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与2008年发生的事相比，这又算不上什么。粮食是必需品，其需求与日益增长的全球人口紧密相连，随着大多数市场变得死气沉沉，实实在在的粮食看起来极富吸引力。根据机构投资者迈克尔·马斯特斯（Michael Masters）的国会证词，在2008年最初52个交易日中，期货投机者在市场上抛售550亿美元：未平仓期货合同的价值以每天10多亿美元的速度在增加。到7月，这个数字已经达到了3180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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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雷德·考夫曼（Fred Kaufman）不知疲倦地研究这个新的泡沫，他把期货市场形容为一个“闪闪发光的新赌场”，其中的每个人都想占有一席之地。学者开始发表关于新市场的论文，财经期刊很快就嗅到了气味，《金融时报》《全球退休金》《金融杂志》《投资组合管理期刊》和《衍生品期刊》等杂志都对新的趋势进行了分析、剖析和推波助澜。“你发现对期货毫无概念的人全都突然买起了期货。”农业部的一位分析师告诉考夫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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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夫曼写道：“粮食期货价格越上涨，涌入这个行业的资金就越多，价格就会越高。”他们对建筑业兴盛时赌博性投资的日子全都记忆犹新，极度渴望找到一个能给他们带来各种回报的市场，对农业或粮食根本不感兴趣的投机者也都一拥而上，人数远远超过真正的投资者，数量之比为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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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评论员注意到食品价格正在上涨，却把责任推给中国，或归咎于世界人口的不断增长。还有人说小麦的价格直线上升，那是因为大量的小麦用作了酒精生产。他们都理解错了。价格上涨不是因为世人想要吃更多的粮食，或者因为他们想要燃烧更环保的燃料，而是一群短期资本经营者在追逐相同的衍生品。巴克莱银行、德意志银行、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摩根大通公司和美国国际集团全都想得到相同的产品和相同的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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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存在许多可能的成因，2011年在北非和中东的暴力抗议以及更早的2008年的骚乱恰恰与全球粮食价格的大峰顶相吻合。这些观察认为，抗议活动不只是反映了政府长期的失误，也反映了弱势群体突然陷入了绝境。如果食品价格仍然居高不下，有可能会加剧全球的社会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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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考夫曼在世界各地飞来飞去，向各国政府、投资者、分析师和农民谈论粮食衍生品的后果，他变得越来越愤怒和忧心如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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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 年的《农业法》对期货从业者的职业进行了限制。但一旦期货管制解除，投资的大门就向所有人敞开了。所以粮食衍生品成为一种投资工具，它对粮食产生了实际的影响。就像抵押担保证券让人们忘记了它们其实代表的是真实的人的真实住宅，粮食衍生品让人们忘记了它们正在对真实的粮食价格产生影响。但粮食甚至比你的住宅更重要，因为它涉及的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但投资者可不理会这些，他们只是觉得它是虚拟的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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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夫曼意识到，就像我们的住宅一样，粮食已经金融化了。投资它的人越多，泡沫就会变得越大，想要加入的人就会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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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华尔街炮制了一个组合，投资者可以购买大量药品和医疗器械，目的是为了从价格上涨中获利，却导致病人和濒死的人负担不起这些必需品，社会就理应感到愤怒，”迈克尔·马斯特斯在国会作证时说，“美国人必须花更多的钱来养活家人，为什么没有人对此感到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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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夫曼认为这个市场不可能是固定不变的。它是一个典型的泡沫，而泡沫的形成是因为大家争着抢着做同样的事情。考夫曼与其他人一起呼吁，要求市场增大透明度，因为直到今天期货市场仍然是一个模糊的市场。尽管像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这样的经济学家认为不受管制的衍生品市场更安全，因为它们受到的限制相对较少，但其极度的不透明和导致灾难的倾向性证明这种信心是痴心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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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在传出操纵利率的丑闻后，作为挽回其声誉的部分尝试，巴克莱银行决定不再投资粮食衍生品。这是默认这件事做错了，还是基于“市场已经见顶”的认识而做出的更具战术意义的决策，没有人说得清。虽然弗雷德·考夫曼乐于见到巴克莱银行退出，他仍然认为应恢复原先的法律限制，即只允许那些生产食物的人或企业进行农业投资，以及20世纪90年代遭到破坏的持仓限额。换句话说，加强监管是扼制模仿欲望的唯一途径，即恢复旧的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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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制药公司，似乎难以找到解决办法，因为事实证明，尽管非常缺乏创造性，但仿制药确实利润可观。在过去的50年里，这些企业的规模变得越来越大，每年花在研发上的开支超过了700亿美元，但它们的创新能力仍旧没有什么提升。许多业内资深人士认为：这是因为它们已经变得太大，也变得僵化了。至少让·皮埃尔·加尼尔（Jean-Pierre Garnier）持有这样的观点，他有8年管理葛兰素史克公司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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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制药企业在内的大型企业的领导者错误地假设研发是可衡量的、可产业化的，而且可由详细的度量标准和自动化技术推动。于是，导致的结果影响巨大，负责研发的科学家丧失了个人责任感、透明性和激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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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尼尔在自己的企业里想方设法对研发进行重组，以使其更有成效，但结果出现了问题。他希望较小的团队会使制药研究更接近于学术研究，激发同样程度的奉献精神。但时至今日，该公司的畅销药仍是糖皮质激素，这是运动员所钟爱的类固醇。加尼尔所面对的也是所有制药公司都必须面对的，那就是隐含在企业经营中的一个问题：企业的存在是实现股东利益的最大化（这当然是加尼尔相信的），还是发现和开发新药？制药公司既是投资人拥有的企业，也是毫无偏见的研究和教育机构，很多从事医学研究的人认为这个想法只不过是一个神话，因而不予理会。假定真正的新药失败概率很高，花费至少10亿美元，研究周期平均12年，这两个目标之间的不相容就会显而易见。准备进行真正的创新需要冒很大的风险，很少有哪位首席执行官会认真考虑此事，而且一旦失败就会职位不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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