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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的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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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作为银行替代选择而出现的P2P网络中也能看到很多同样的动力。佐帕（Zopa）、贷款俱乐部（Lending Club）和资金圈（Funding Circle）无法做贝尔德可以做的所有事，但它们都基于相同的特征：分享、信任和渴望连接。同样，汽车共享（都市汽车俱乐部，绿色车轮），分享住房（合意室友，寻找奇居），甚至宠物分享网络公司利用技术把渴望人际互动、分享日常生活经验的人聚在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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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大小并不重要。我们需要的是历经政治、社会和经济的盛衰变迁还能生存下来的强健组织。我们想要的是能发挥作用的组织，即使倒闭也不会产生危害。进化生物学家罗宾·邓巴（Robin Dunbar）多年致力于人类大脑进化的研究，探索他所谓的“社会脑假说”，因为大脑会影响社会群体最优规模的选择。通过分析小型社会和大型社会之间在数量上的关系，他得出结论：人类认识人的极限大约为150人，指的是可以连续保持个人关系的人。无论历史时期、地理或活动有什么不同，这一数字保持大致相同。邓巴认为，其恒常性与大脑的新皮质的实际大小直接相关，这部分脑区负责更高级的功能，如有意识的思考、推理和语言。脑容量限制了我们可以实际记住的人际关系数量，它的大小是一个应变量，决定了我们在一个多大规模的群组中发生进化。他写道：“虽然新皮质的大小是由选择群组大小的生态因素所驱使，但我们可以利用人际关系反向预测生物物种群组的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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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巴认为大脑的大小和人类群组之间的关系解释了军队是如何配置的。大多数军队的构成是这样的：由10至15名士兵组成一个排，3至4个排组成一个连，3至4个连组成一个营。他反问道：“莫非军队的结构已经演进到模仿日常社会结构的自然层状分组，从而优化群体内交互的认知处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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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邓巴的研究被广泛接受，但也不是没有争议，正如很多进化生物学一样，仍然有很多是不可能证明的。然而，邓巴的证据有广度、宽度和时间跨度，因而是令人信服的，这表明不只是文化在发挥作用。无论管理复杂操作的系统和技术如何精密，它们早晚会涉及人，因此，组织的大小和功能可能有相当严格的认知极限。这并不意味着单位永远不会超过150人，很明显军队就超过了。但为了自己的稳定，他们依赖于单位网络，最小的单位网络不可能超越大约 150人还能保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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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数字开始被称为“邓巴数字”，很多组织把它们用作团队、群组和部门效能最大化的方向标。在加工番茄的晨星公司，这些数字被用作公司应该做到多大的一个指南，如果意识到它应该做得更大，那它将需要不同的企业实体或组织结构。在戈尔公司，不允许业务部门超过150人太多。在邓巴的研究发表之前，这项决定就已经做出，但没有影响该公司的增长。为什么金融危机对德国的影响不像其他地方那么具有灾难性，乃是因为其银行业有70%是由小银行或社区银行组成的，这与英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英国仅仅5家银行就持有了80%的抵押贷款和90%的公司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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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并不是说公司不能做大，只是要根据人际关系的管理限度来定。在脸书网上，我可能会有数百或数千好友，在推特上有数百或数千的粉丝，但大家都知道，这些不是职能上的关系。当我看着很多公司为追求效率和创造性而采用极其复杂的管理矩阵结构时，我对邓巴数字的尊重便徒然增加。构建组织所需要的认知能力已经超过了我们大脑的能力，这是对“狂妄自大”的完美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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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可持续进化系统概念的遗传学家得出了类似的结论：作为一个能够进化的系统，它必须身强体壮，并由许多小的部分构成，这些小部分彼此联系微弱，如果其中一个发生变异，不会导致整个人的死亡。这就是新兴的P2P贷款网络的前提，比如贷款俱乐部、昌盛（Prosper）、佐帕和资金圈，它们使得个人向个人贷款成为可能。作为一个整体，这些网络可能是庞大的，但它们其实只是数以万计的小型交易集聚而成的，而且更多的是个人的交易。媒体大肆宣传这些新型贷款组织是传统银行的死对头，但它们的主要贡献在于促进了个人之间的联系，这种联系可以断裂，但不会危及整个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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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另一种方式思考这一问题，不妨看一下现代飞机的设计，其自动飞行控制系统通常由三个模块组成，它们具有相同的功能，却是不同的设计。其设计理念不仅在于冗余，即提供后备能力，如果一个模块出现故障，另一个就要接管，而且确保整架飞机不依赖于单一的技术方法。不管是复杂的生物学或工程学，它们的原理是相同的：多个小部件微弱地联系在一起，这样比较安全，因为当一个部件失灵时，整个系统不会受到严重的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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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热衷于增长，我们不应因此责怪技术，但它是催化剂。我们开始认识到大数据的潜力，它能产生高度定制的内容和产品，以及预测人类行为。从自动化、个性化医疗一直到预防性执法，由谷歌、亚马逊、苹果和各国政府积累起来的海量个人数据让这一切成为可能。但伴随这些诱人的力量而来的必然是巨大的风险。就像因为苹果电脑相对较少，不值得攻击，从而让它不太容易受到病毒侵害一样，个人的海量数据使得它成为黑客和恶意软件的目标。各国政府和监管机构对谷歌存储和利用的个人信息表示担忧，但正是这种信息积累的规模才使得谷歌的服务器成为如此诱人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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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拉法·巴特尔杰（Solafa Batterjee）的父亲是沙特阿拉伯的一位慈善家，2004年，他被联合国安理会列入了恐怖分子监控名单。他习惯去危险的地方旅行，比如阿富汗、车臣等地，显然，这让他有了基地组织恐怖分子的嫌疑。10多年来，索拉法的父亲无法正常活动，不能工作，不能获得资金，其家人不得不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的父亲变得一筹莫展。2013年1月，他被联合国从恐怖分子名单中划去，除了他自称是“一个设法帮助他人的工程师”之外，未能找到任何实质性的信息说明他是什么样的人。随着数据变得越来越大，它会让人变得更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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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数据的公司会互相竞争，这一事实会增加我们的风险。作为竞争对手，他们不愿分享信息，这些数据采集者不想透露出他们的弱点。数据越大，奖品越诱人；秘密守得越严，风险就会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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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公司全都希望规模会保护他们的商业利益，但忽略了规模变大也增大了它们和我们的风险。就像人们希望各国政府将对数据安全负起责任一样，大多数大型公司希望将失败的代价甩给他人。或者正如一位计算机安全分析师所说：“没有人想为自己提供防空——我们有军队，那么，谁在那里保护网络通道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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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我们会认为越大越好，以及规模会给我们带来一些隐含的胜利呢？我们知道较大的组织很难做到灵活、适应和创新。我们知道权力本身就是危险的，随着规模和范围的增大，它会变得更加腐败和更具破坏性。从墨西哥湾海岸到公司的董事会会议室，我们获得了无数证据，大型企业造成破坏的能力也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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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根本不相信小即是美，但我深信大是危险的。规模大不会让组织战无不胜，实际上，正是规模让它们易受伤害，但也形成了一种“大而不能倒”的印象：出了问题由政府兜着。因此，从根本上讲，大型企业会把风险转嫁给所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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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分数膨胀（grade inflation）指原来得分较低的作业或考试成绩现在却给了高学分。因评分过高，导致得高分者激增，而使学分贬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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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作者在《盲目心理学》中第一次写到这个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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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D竞争心理学：如何在巨头拼杀中生存 第九章 逐底竞争：我们还能相信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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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生存的根基并不稳固。我们改变了环境，比改变自己的速度还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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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19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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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3月25日，纽约一家工厂发生火灾，146名制衣工人或死于跳楼，或窒息而亡，其中大多数是女性。年龄最大的普罗维登扎·潘诺（Providenza Panno）43岁，最年轻的是两个14岁的女孩凯特·利昂（Kate Leone）和罗萨里亚·马尔济斯（Rosaria Maltese）。没有人知道发生火灾的原因是机器过热还是有人违规吸烟，但散落在地板上的数百公斤下脚料加速了火势的蔓延。为防止女工休息，并方便监工在她们回家之前检查钱包，门是锁上的。没有火灾逃生通道，许多工人只能选择跳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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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多年后，2013年4月24日，1127名孟加拉国制衣工人死于工厂楼房坍塌，大多数是妇女。就在出事的前一天，该建筑物出现了裂缝。工程师阿卜杜勒·拉扎克（Abdur Razzak）曾建议将其关闭，但该公司的生产日期非常严格，如果货物没有及时完成，它就得不到报酬。事故发生后，摄影师沙希德·阿拉姆（Shahidul Alam）在废墟中发现了一对夫妇，他们的躯干埋在混凝土中，但仍然相互拥抱着。鲜血从男人的眼睛中流出，沙希德说它就像是一滴眼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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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纽约三角内衣工厂的火灾和21世纪拉纳大厦的坍塌都源于一个无情的竞争逻辑：你的造价便宜，我就比你更便宜。孟加拉国拥有世界上最低廉的劳工成本，服装业工人的最低工资大约为每月37美元。消费者从H&M或沃尔玛花4.99美元就能买一套比基尼，其成本肯定更低。所以，工资会直线下降，安全方面的考虑就会被抛诸脑后。这是经济学家所谓的“逐底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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