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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D竞争心理学：如何在巨头拼杀中生存 第九章 逐底竞争：我们还能相信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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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生存的根基并不稳固。我们改变了环境，比改变自己的速度还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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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19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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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3月25日，纽约一家工厂发生火灾，146名制衣工人或死于跳楼，或窒息而亡，其中大多数是女性。年龄最大的普罗维登扎·潘诺（Providenza Panno）43岁，最年轻的是两个14岁的女孩凯特·利昂（Kate Leone）和罗萨里亚·马尔济斯（Rosaria Maltese）。没有人知道发生火灾的原因是机器过热还是有人违规吸烟，但散落在地板上的数百公斤下脚料加速了火势的蔓延。为防止女工休息，并方便监工在她们回家之前检查钱包，门是锁上的。没有火灾逃生通道，许多工人只能选择跳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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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多年后，2013年4月24日，1127名孟加拉国制衣工人死于工厂楼房坍塌，大多数是妇女。就在出事的前一天，该建筑物出现了裂缝。工程师阿卜杜勒·拉扎克（Abdur Razzak）曾建议将其关闭，但该公司的生产日期非常严格，如果货物没有及时完成，它就得不到报酬。事故发生后，摄影师沙希德·阿拉姆（Shahidul Alam）在废墟中发现了一对夫妇，他们的躯干埋在混凝土中，但仍然相互拥抱着。鲜血从男人的眼睛中流出，沙希德说它就像是一滴眼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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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纽约三角内衣工厂的火灾和21世纪拉纳大厦的坍塌都源于一个无情的竞争逻辑：你的造价便宜，我就比你更便宜。孟加拉国拥有世界上最低廉的劳工成本，服装业工人的最低工资大约为每月37美元。消费者从H&M或沃尔玛花4.99美元就能买一套比基尼，其成本肯定更低。所以，工资会直线下降，安全方面的考虑就会被抛诸脑后。这是经济学家所谓的“逐底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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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利丰（Li & Fung）这样的公司加速了这种竞争。利丰公司的经纪人不断地寻找更便宜的劳动力市场。寻找廉价劳动力的来源可不是微不足道的业务，去年利丰公司赚了200亿美元。理论上，这种经纪人理应监督工作条件，但在现实中，这有可能导致利益冲突。2012年，利丰公司的供应商发生了几次灾难，包括一次害死100多名工人的工厂火灾。首席执行官乐裕民（Bruce Rockowitz）当时说：“我们尽最大的努力筛除不好的工厂，但我们并不总能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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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底竞争的问题是，成本不会也不能简单地消失，必须有人承担。因此，它们大多从有权有钱的人转嫁给了一无所有的人。转嫁给比基尼购买者的成本可能只是4.99美元，但对于它的制造者来说，付出的却是在狭小和危险条件下每周7个工作日、每天14~16个小时的劳动。锁住防火通道使得情况更加危险。可能因为没有出过事，所以工厂常常削减安全设备，但事故发生的时候就太晚了。只要有可能，廉价产品的风险就会从公司传递给本地的承包商，承包商再把风险传递给个别的工人。服装之所以这么便宜，是因为它的制造者及社会吸收了制造成本。经济学家称之为“外部性”，即将成本转嫁到了企业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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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低成本的竞争在大萧条之前就存在，但自2007年经济衰退后变得更受欢迎。为了花更少的钱，消费者寻找廉价货，公司则急切地进行低价竞争。而最容易削减的成本始终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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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夏天，美国各地的低工资工人举行了为期一天的罢工，对他们的工作条件表示抗议。麦当劳、赛百味、塔可钟、梅西百货和维多利亚的秘密的员工走上街头，抗议每周150~350美元的工资，这些工资少到无法养活他们自己。他们举着写有“为15而奋斗”的标语，希望将最低工资标准翻一番，达到每小时15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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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工资存在了很多年，因为人们认为廉价和临时的工作岗位会为更好的就业机会铺平道路。全国餐馆协会声称快餐业是“实现美国梦的最好途径之一”。曾经这可能是对的，当时大部分快餐业工人是跟家人生活在一起的青少年。但当工人年龄增大、教育程度更高和需要养活一个家庭时，它就不再正确了。这些工作是在“通往美国梦的路”上迈出的第一步，数据证明这种说法站不住脚。美国家庭年收入的中位数为48631美元，而纽约市普通快餐业工人的年收入为11000美元。在为塔可钟工作7年以后，约瑟夫·巴雷拉（Joseph Barrera）没有得到任何的升职，也没有看到这种可能，他负担不起每天一顿饭、上班的地铁票或任何新的衣服，更没有能力结婚或组建一个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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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支持低工资的人认为公司必须保持竞争力，为了让食物或衣服更便宜，它们必须降低工资。梅西百货的一位副总裁说：“我们力争支付有竞争力的薪资和福利。”麦当劳则坚持“雇员应当得到富有竞争力的薪资，并且要有灵活的时间安排”。零售商使用调度软件预测一天之中何时需要配备多少员工。雇员可能会被安排每周12或15小时的工作时间，有时也不安排。在这些工作时间里，他们挣的钱不足以维持生活，但像阿博菲奇（Abercrombie & Fitch）、坚宝果汁（Jamba Juice）这样的公司声称这样每年可以节省数百万美元。劳动统计局指出这种做法从整体上消除了100多万的就业机会。临时工人别无选择，只能设法为人所用，而他们的雇主可以在少安排、多安排或一点也不安排之间进行选择。这加大了求职的风险，对于寻求一份长期工作的人来说，假如有人打电话让他们干几个小时的有偿工作，他们连面试都负担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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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经济复苏过程中几乎所有的就业增长都是临时性工作岗位的增加，结果是美国现在有更多的临时雇员，数量达到空前的270万人。没有长期工作的地方通常称作“临时城镇”，在这些地方，大型零售店中一般配备的是临时工。熟悉电影《码头风云》（On the Waterfront）的人都知道，大家挤破脑袋争取成为少数幸运儿之一。临时工不太可能有任何的储蓄、养老金，而且在美国也不太可能有任何的医疗保险。此外，他们受伤的可能性是长期雇员的两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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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是整个体系中最弱势的群体，这些公司不断降低工资，将它们的经营成本转嫁到员工个人身上。如果员工不能赚到足够生活的收入，他们就不得不求助于政府，导致的结果是全社会共同负担。同时，这些公司也积极地寻求税负最小化策略，如此一来，因为可以侥幸避税，它们的成本进一步减少。据他们说，只有压低工资，公司才能维持经营，但这只能证明他们丧失了创造力。如果这些雇主正在寻找具有创造力、奉献或创新的一线员工，那么他们只能失望了。在争相压低工资的竞赛中，员工疲惫不堪，他们的信任和承诺备受雇主的摧残，而他们本来可以让公司变得更明智和更有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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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动的沉默与遵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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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低工资的影响远超公司和行业所施加的影响，这一点没有什么比报业更明显的了。直到大约5年前，报纸还是有利可图的业务。但随着互联网开始吸引走读者，压力升级，报业开始削减工作岗位。记者变少导致内容更加贫乏，进而使得报纸无法关注当前的重大问题，也就越来越不值得信赖。曾经受人尊重的《芝加哥论坛报》和《休斯敦纪事报》将它们的一部分新闻工作外包给了菲律宾。对本地事件和名人的报道多是为了钱而写，内容虚假，署上像是美国人的名字就印刷发行了。当丑闻败露后，很多被曝光的客户匆忙撤销他们的合同。但美国加州帕萨迪纳市的办报者詹姆斯·麦克弗森（James MacPherson）随后创办了Journtent新闻社，向墨西哥和菲律宾的自由职业者支付很少的钱，让他们根据网络社区的内容写新闻。麦克弗森说：“我就是这样解决时间问题的：我几乎外包了一切。我的主要工作是寻找物美价廉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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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的公信力受损，最明显的莫过于近几年英国报纸的丑闻了。迫于财务的压力削减成本之后，报社的经营者把编辑部变成了竞争性市场，希望驱使担惊受怕的记者披露丑闻和流言蜚语。当寻找报道的合法手段不奏效时，电话窃听就像流行病一样席卷整个行业，把记者、警察、国会议员和律师事务所牵涉进来。2011年7月，鲁伯特·默多克（Rupert Murdoch）匆忙关闭其畅销的星期日报纸《世界新闻报》，并被迫就公司的所作所为和非法交易之事到议会作证，之后，英国政府展开媒体调查。英国记者协会秘书长米歇尔·斯丹尼斯特里特（Michelle Stanistreet）为莱韦森调查（Leveson Inquiry）搜集证据，但令人畏惧的气氛依然很强烈，以至于大部分证词不得不采用匿名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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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丹尼斯特里特揭露出令人吃惊的激烈竞争文化，记者们也意识到身处其中的自由职业者和实习生都在争夺饭碗，这种竞争恰好被他们的老板故意利用了。他们的职业生涯没有安全感、漠视道德，只能选择沉默和遵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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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报纸杂志业有25年从业经验的一位资深记者描述了《世界新闻报》里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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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纸的经营方式完全是功能失调的。新闻节目制作团队的最大竞争对手就是我们自己的特写部门！如果新闻组抓住了一个报道选题，特写组就会说他们能赚更多的钱，从而挤掉新闻组。公司喜欢这种同事之间的战斗，他们让我们像野狗一样互相竞争。他们会点燃导火索，稳坐一旁，看着我们互相厮杀。在这种无情的环境下，你永远轻松不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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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记者告诉我，在这样的条件下工作，“电话窃听是公开讨论的话题，而且说起来还很快活的样子。它不是一件肮脏的事情。‘窃听得到消息，不可以吗？’没有人认为它是不道德的。也许还要有点欺骗性。压力就在那里，人会屈服于它。拨几个号码，也许就能搞到独家新闻，这诱惑实在是大极了。尤其是在那些根据你的署名次数和篇幅大小决定去留的地方更是如此。此外，还有家庭、按揭贷款，以及紧盯着你的上司，他会说：你的报道还不够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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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斯丹尼斯特里特来说，在这种竞争超激烈的环境中，显然没人会拒绝窃听电话或做她所谓的“黑暗艺术”。“这关乎交货。要抢先。不要被竞争对手揭穿。压力越来越大，每个人都无所不用其极。如果你不做，别人会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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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你处在第一线，报道真相这个理想就不见了。”理查德·派皮亚特（Richard Peppiatt）说，“有些人会习惯，有些人会选择离开，有些人会拥抱它，享受这种竞争。有些人喜欢不惜一切代价取胜。为了上头版，如果这意味着要篡改事实或撒谎，有些人是不会介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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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皮亚特为《每日星报》和《快报》的老板理查德·德斯蒙德（Richard Desmond）工作，他观察到“新闻业长期投资不足，导致越发堕落。我还记得有一次当班，只有我和另外两名记者要为一份全国性报纸写稿子。真是糟透了，我们不得不用假名，以便显得我们的人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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