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愚昧者的愚昧：自欺与欺骗背后的逻辑 自欺是心灵的免疫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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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个流派的心理学理论将自欺视作一种防御性手段，用来抵御我们的原始无意识冲动（弗洛伊德体系）或者抵御那些侵害我们幸福的灾难（社会心理学）。在后者看来，幸福感是凭借自身努力得来的结果，也是我们心智健康的组成部分，所以是值得保护的。为了守卫幸福感，我们身上长出了一套“心理免疫系统”来保护心智健康，正如真实的免疫系统可以保护我们的身体健康。健康的人幸福而乐观，对自己生活有更大的把握，自欺有时能带来这些效果，所以为了心理健康，我们编造事实，歪曲逻辑，忽视其他可能性——简而言之，我们对自己撒了谎。同时，他们还认为我们身上有一个调节自欺程度来保护幸福感（为了不在别人眼里显得太滑稽，或者变成妄想狂）的“责任中心”。太麻烦了呀，难道大自然不会进化出更靠谱一点的幸福感调控工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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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成功的个体理论上更幸福，更乐观，且更有自控能力，他们也更容易显现出自我增强（self-enhancement）的特点。这是不是意味着自我增强带来了幸福、乐观和自控能力呢？不。消沉的家伙在各个方面所展现出的自我增强都比快乐的家伙少很多——他们甚至会展现出自我嘲讽。这一点有时候会被当作证据，证明如果没有自欺的话，那我们全部都会变得很消沉。但这样说根本是颠倒因果，消沉的时候并不宜自我膨胀，特别是你这种膨胀是为了向别人炫耀的时候——消沉实际上是自我检讨的良机，这样做反而能减少自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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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入到这个假象的心灵免疫系统之前，我们最好回忆下真正的免疫系统对付的是一个所有生物都会遭遇的重大难题：贪得无厌的寄生虫（见第6章）。生理免疫系统采取一系列货真价实的机制来攻击、摧毁、吞吃、杀死各种各样的入侵有机体——上千种的病毒、细菌、真菌、原生体和蠕虫——而这些寄生生物本身就是几百万年大自然严苛选择的结果。免疫系统同时还积累了数量巨大且精确的入侵者数据库，这样就可以事先准备好精确有效的反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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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过来说，心灵免疫系统的运作方式并非去直接修理那些害我们不开心的东西，而是把它们挪到合适的情景里，给它们找理由，把问题大而化小，并且对真实情况撒谎。如果身体的免疫系统也是这样干活，它就会这么跟你说，“好吧，你重感冒了，但是不至于像住在街那头的那哥们一样染上糟糕的流感。”所以，真正的心灵免疫系统应该能让我们走出去并解决问题：罪恶感驱使我们转向弥补性的利他主义，不幸福的感觉会鞭策我们努力改进生活、减少不开心的事情，笑声让我们学会欣赏生活中的荒谬之处，诸如此类。但是自欺却把我们困在死胡同里，最多只是给了我们暂时的安慰，却无法真正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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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作为一个高度社会化的物种，我们人类对他人的言行格外敏感，并且很容易受到影响——我们会折中让步——但是，还是得说，为什么要依靠像自欺这样不靠谱的东西来解决人和人之间的问题呢？要留神“自欺防御论”和膨胀的道德感是一丘之貉：我撒谎，不是要骗你，只是为了从你的诘难之下保护自己和自己的幸福感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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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防御系统里颇有一些漏洞。你自身就是构成你的社会世界的一部分，观察着你的内心良知，同时也在研究你做出的行为——它看见的顺序是怎样的呢？首先是你的有意识行为，然后才是你的无意识自我么？让我们先这样假设吧，那么欺骗你的良知能不能帮你欺骗身体的其他部分，有时候甚至给你带来好处呢？我相信是的，然后我们可以通过这种方法遗忘一些我们无力改变的痛苦回忆。有一个人的女儿被不知名的凶手杀害了：“她死的时候，我把一切关于她的记忆都包裹了起来，并且想要去忘记。”很可能那些反复的痛苦记忆并没有什么实际用处，所以忘掉也无妨。我们还能通过很多方法改变意识状态（从定义上来说构不成自欺的那部分意识），比如沉思、祈祷、乐观主义、目的感、意义、控制，还有所谓的积极幻觉。而我们将在第6章中看到，这些方法的重要作用之一就是提高免疫功能，而在此我只想稍微深入讨论两个相关例子：安慰剂效应和催眠，这两者都证明了信念的确能够起到治疗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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愚昧者的愚昧：自欺与欺骗背后的逻辑 安慰剂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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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产生自我效益的自欺有两种，一种是安慰剂效应，一种是催眠（包括自我催眠）。这两种方法都需要第三方介入，在安慰剂效应中通常是一个穿着白大褂、挂着听诊器的“医生”，在催眠术中则是一个提着怀表在你面前摆动、念念有词的催眠师。人们把“安慰剂”当作正常药物服用，但实际上它并不含有有效化学成分，但病人以为它会产生治疗效果。安慰剂效应稳定且明显，所以现在所有的医学实验在检测新药物时，都会添加一个安慰剂对照组。也就是说，如果你想测试一种治疗关节炎的新药物，你必须给一组同样数量的人服用从外观上看一模一样但是并不含有效成分的药片。只有当新药的作用强于安慰剂的时候，才能说药品本身有疗效。当然试验中如果能添加第三个组就更好了——既不服用安慰剂，也不服用药物本身——这样就能更精确地衡量安慰剂效应本身，但是大多数医生好像还没有意识到要这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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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类研究告诉我们，除了少数人身上不会显示安慰剂效应，其他的人很容易受到自我诱导的影响。这个比例和催眠术的结果一致，同理还有消除无意义记忆的能力。很可能容易出现安慰剂效应的人也容易被他人所操控（的确，上述的三个例子中都涉及第三方的影响）。自欺越容易给一个人带来良性治疗效果，就说明这个人越容易被他人利用，因为他人可以通过操控你的暗示感受性来为自己牟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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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几种作用都非常显著，并且很清楚地展示了成本和可见的好处之间的关系。在下述情况下，安慰剂效应展现得更为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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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片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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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越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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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品的形式是胶囊而非片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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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药方式越深入（注射比口服明显，假手术效果也非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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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的积极性越高（以手不断抚摸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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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作用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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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看起来越专业（穿着白大褂，挂着听诊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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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同的情况下，药品的颜色也能影响它们的效果：白色药片止痛效果更好（可能是看起来像阿司匹林）；红色、橙色和黄色兴奋效果更好；蓝色和绿色镇静效果更好。的确，蓝色的安慰剂光是通过颜色就能增加睡眠，效果立竿见影（见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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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慰剂效应的普遍原理和认知失调理论一致（见第7章）——一个人越被限制于某种条件，他就越会找理由合理化处境，而这些理由就会带来更多的良性效果。外科手术也一而再再而三地给安慰剂效应提供了例证，其中最经典的例子是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心绞痛外科手术。这是胸腔的一个小手术，通过把近心处的两条动脉桥接在一起（号称）来增加流向心脏的血流量，以此来减轻疼痛。手术奏效了——心绞痛减轻了，病人很开心，外科医生们也很欣慰。然后一些科学家们进行了一次堪称绝妙的研究：他们召集一批病人进行了这个手术，切开他们的胸膛，剪开了动脉，但是却没有进行搭桥，然后又把伤口缝了起来，没人知道谁接受了哪种“手术”。随后科学家们对结果进行评估，结果“手术”效果和原本那些手术完全一致，或者说，之前手术全部的效果只不过是安慰剂效应，把动脉桥接到一起和治疗效果没有任何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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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科手术很容易受安慰剂效应影响——大概是因为外科手术费用昂贵，而且一整个团队的鼎力协助让你心里宽慰吧。此外，有些外科手术从一开始就看着不靠谱，搞不好还会带来很多后续的并发症——然后需要进一步动手术——想想迈克·杰克逊的脸吧。所以门类繁多、不太安全的各种外科手术出现是有其内在原因的。比如说报偿性切除术（remunerectomies）这种手术就是发明出来切割患者的钱包的。再来看看关节镜（arthroscopic）手术，这项手术是为了修复关节炎造成的关节处损伤，一项基于假手术的小规模研究显示，只要假手术弄得和真关节镜手术一样，那么带来的效果和真手术是一致的，所以关节镜手术主要的效果其实就是安慰剂效应。而真手术会带来比假手术严重得多的疼痛，这很可能是因为前者切入程度更深，但是总体对于疼痛水平和其他方面来说，假手术和真手术带来的效果几乎是同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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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止痛效果方面，安慰剂也得到了详细的研究，毫无疑问，对于某些个体来说，光是相信自己已经吃了止痛药的念头就能诱导体内分泌内啡肽，从而减轻痛感。也就是说，大脑对于未来的期待改变了本身的生理状态。大脑做出了期待，然后你就能享受这个期待带来的好处。而阿尔茨海默氏症患者身上观察不到安慰剂效应的原因大概和他们无法预测未来有关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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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能通过唤起各种过去真实的、依靠医治和安慰剂改善病情的回忆，来达到显著的安慰剂效应，正如一个作家所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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