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愚昧者的愚昧：自欺与欺骗背后的逻辑 第8章 日常生活中的自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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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前面章节梳理出来的逻辑能够很好地解释日常生活中的各种问题——现在让我们来一条一条地检测这些逻辑的可靠性吧。所以这方面的知识能在多大程度上帮助我们理解生活呢？日常生活中哪些隐藏着的有趣事实非研究和逻辑分析无法为我们所发现呢？我们思维中的某些偏见已经得到了详尽的研究，而其他的部分只能在趣闻轶事中略见一二。首先我会例举股市中的研究，其中存在着怎样的过度自信性别差异，然后还有无意识使用某些语言来夸大股市的上升趋势，也就是说，是为了刺激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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愚昧者的愚昧：自欺与欺骗背后的逻辑 过度自信的性别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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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竞争的场合，过度自信有时能带来优势，但是因为它会引起冒险行为和毫无好处可言的行为，所以也会给我们带来损失。很明显，在很多场合里，我们的自信程度都是一个能够影响和预测我们行为的重要变量。其他人也能对我们的自信做出回应，如果他们能摸得准那些自信的话，毕竟，有些人可能是第一次遇到你，但是你从出生开始就了解自己了，所以，我们都以欺骗的前提来应对过度自信（见第1章）。总的来说，在许多物种中间，包括我们人类，雄性比较能从过度自信中获益。因为他们的潜在繁殖成功率通常比较高（因为雄性对每个后代的投入相对要少），所以当过度自信奏效时，他们获得的回报也相应较高（见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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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很好地在业余股民身上进行日常生活中偏见的研究。这里竞争性质的互动几乎被降到了最低点——你的过度自信不会直接影响到和你竞争的其他投资者，他们也根本不认识你——所以在无法从过度自信中获益的情况下，它带来的损失就大大显现出来了。在消息完备的情况下，股价和它们的真实价值相等，交易会产生完全随机的作用。在消息稍微不完美的情况下，股价和真实价值接近，交易产生几近随机的作用。但是交易花费不菲，你需要为每一次交易支付一笔费用。结合这些事实，很容易发现美国股票市场存在着可观的过度交易。每个月中几乎100%的股票都会易主，每日的交易量也有50亿美元之巨（2007年）。又考虑到每笔交易造成的费用，此种层次的交易的有效效应实际上是负面的。只援引一个例子就够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男性交易股票的频率比女性要高（抽样显示是高45%），所以他们也因此受到更多损失：相比起女性1.7%的年回报损失，他们的数值是2.7%。性别差异很可能反映了经济上成功的男性，比经济成功的女性收获更高生殖回报的可能性更大。考虑到总体来说男性获得可观生殖率的概率更大，这种偏误会增加也就理所当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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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研究特别值得注意，它考察的是过度自信类型和交易额之间的相关性，而其中最关键的过度自信因素居然是那个经典的“高于均数效应”。几乎每个投资者都觉得自己的能力和过往表现高于平均值，而一个人越这么想，他交易的频率就越高，尽管这一点和实际的过往表现没有什么关系。而这样做的结果就是交易数增加，但是平均来说并不能提高收益，倒是因为交易费用的累加而造成金钱上的损失。相信自己掌握了比实际上更多的股市消息，或者说低估了股市信号的差异性都和交易活动没有关系，只不过是投资者对自己的高估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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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外汇市场中的过度自信则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此处交易费用几乎可忽略不计（股市交易费约3%，而外汇只需0.03%），所以过度交易不会带来直接损失。普遍来说职业交易者很容易高估自己的成功率和预测走势的能力。过度自信不会影响到收益率（只存在可忽略的预料交易费用），但是这里又涉及某些正面的社会因素，即过度自信同个人地位还有交易经验这两点都呈现出正相关关系。这其中的因果关系尚不明，因为我们都知道在外汇交易之外的其他领域中，一般来说地位高的人和年长者更能表现出自信心，但是他们的实际表现未必就很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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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数学竞赛进行研究后，我们也发现男性更容易过度自信。你可以选择接受在不接受挑战的情况下只拿一点钱（连续五分钟给若干组五个数字做加法，只要答对一次就能拿到50美分），或者和另外三个人进行比赛，冠军能独吞两美元的奖赏，其他人则一毛钱都拿不到。在清楚自己相对水平的情况下，前1/4强的人应该选择竞争，而剩下的人最好选择只拿50美分。但实际情况远不是这样，有35%的女性选择比赛，和预计数接近；但是却有整整75%的男性选择加入竞争，但实际上只有25%的人能赢。总的来说，在和自身能力匹配后，女性选择参加竞争的概率要低38%，这意味着在能力强的人当中，女性通常低估自己，而在能力较弱者中，男性通常高估自己。这是另一个自欺程度差异的例子，此处体现为过度自信，在某些情形下它产生积极作用，另一些情形下则产生消极有效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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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造成股市当中损失的另一个原因是人们喜欢找刺激的天性。和那些过度自信的人一样，那些特别需要找刺激的人在股市当中交易频繁并且因此遭到亏损，而找刺激这个因素完全独立于过度自信。反过来说，爱找刺激的人中男性占大多数，至少在被开超速罚单、嗑药、赌博、参加危险运动（比如悬挂式滑向）这几点上如此。在芬兰，经常被开罚单的人也是股市交易操作频繁的人。找刺激的人能得到多少好处还不清楚，但是好处可能和炫耀有关——做出漂亮惊险的特效的确很能吸引眼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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愚昧者的愚昧：自欺与欺骗背后的逻辑 股市中的隐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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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市新闻中常出现的隐喻（metaphor）可以很好地举例说明什么是无意识说服。股市在多种变量的影响下涨涨跌跌，而我们也不太清楚这些变量具体有哪些。股市的变动相当随机，其中并不存在特别的模式。但是在每天收市之际，媒体都会用两种语言（施事或受事）来形容今日的走势，而这两种语言通常是用来形容有规律的运动的。而大多数听众却完全没意识到这种隐喻的使用。施事（agent）和受事（object）关键的区别在于前者能够控制物体的运动的，而后者指的是受外力（诸如重力）控制的物体。股市走势的施事隐喻包括：“纳斯达克攀升”“道琼斯找到了回升的途径”“S&P像老鹰一样上冲”。而股市走势的受事隐喻听起来更像“纳斯达克从悬崖边上急坠”“S&P回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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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事隐喻引诱我们去相信股市的涨势会继续下去，而受事隐喻则不会让我们以为下跌会持续。有趣的地方在于，此处存在语言使用中的系统性偏差——上涨趋势通常是施事发出的动作，而下跌趋势则是外力造成的。这两种都是对持续性的走势的强隐喻，不管是在长期上涨的股市还是持续下跌的股市之后，新闻报道中都会存在这样的偏差。甚至在实验中学生评论员都会无意识地采用这种偏差：上涨时使用施事隐喻，下跌时使用受事隐喻。这样上升偏差就会形成某种好处，一天当中股市涨幅越大，新闻报道就越倾向使用施事隐喻，反过来，报道（无意识地）暗示涨势会持续下去。反过来对低迷的股市也成立——施事隐喻的使用减少，似乎在表达持续下跌是不可能的——此时呈现为正向净作用。平均来说，听到的股市信息越多，投入也就越多。当然这种媒体语言偏差的作用是为了在整体层面促进投资行为，他们不光是提供股市趋势报道，更多是在补充当日趋势的信息，这样就能让人们对股市走向产生更大的信心，所以他们在股市上升时交易频率增加，造成了更大的净损失（由交易造成的费用，以及无归行走并不产生收益）。可能金融评论员最初的作用（从这些人雇主的角度来说）也就是为了夸大股市中的利润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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愚昧者的愚昧：自欺与欺骗背后的逻辑 生活中那些操控着我们的隐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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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通过隐喻来构建语义，把丰富的抽象意义压缩到一些常见的日常词汇上。隐喻通常能从我们的感知雷达下方低空飞过，在不知不觉的情况下对我们造成了影响。比如说委婉语（euphemism），它不但能把话说得更委婉，有时甚至能把意义整个颠倒过来。“水上滑板”听起来好像是一种你和孩子在地中海度假的时候一起去玩的休闲运动，“压力姿势”指的是最佳的结束运动的方式，同时你可以从“睡眠管理”当中收获许多的健康好处。但是实际上呢，这些委婉语掩盖的是各种各样的折磨——掉到大海里喝一肚子的水；痛得你龇牙咧嘴的漫长拉伸；还有害得你压根就别想睡着的所谓管理办法。而和它们一丘之貉的词语还有“附带损害”（军事活动中杀死的平民），“非常规引渡”（严刑拷打之后的绑架），“强化审讯”（酷刑），“友军炮火”（我方士兵造成的死亡），以及“最终解决”（针对欧洲犹太人的种族屠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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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种现象，我们可以恰如其分地称之为“委婉语的美化之累”（euphemism treadmill），这指的是每当人们新创造出一个委婉语之后，它很快就会因为自身所指的实际意义被抹黑，然后我们不得不去发明新的委婉语来取代原来的这条委婉语。“捡垃圾”变成了“卫生工作”又进化成了“环境服务”。“茅厕”变成了“盥洗室”（这样你就可以在里面洗洗刷刷）又变成了“休息间”（这样你就可以在里面打个盹儿）。“贫民窟”到“街头”又到“内城”，不过最近“街头”的使用又变多了一点，用来当作底层阶级黑人文化的同义词——“他看起来很‘街头’。”好像我们在不断地逃避词语本身的负面含义，实际上却徒劳无功，因为委婉语和它逃避的语义很快就再度发生联系，所以我们只能继续造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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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几个我们非常熟悉的例子。在我年轻的时候，“弱智”一词首先变成了“智力残疾”然后又变成了“智力障碍”，现在被叫作“有特殊需要”的人。而“校园保安”现在被叫作“校园安全代理人”。某天一个“接话员”告诉我他现在的身份是“信息助理”，我不太清楚他是否真正实现了职位提升，但是我们要看到，这几个委婉语比被它替代的词语笔画更多，普遍情况也确实是这样，换句话来说，在考虑到效率这一层面的时候，委婉语这种东西真的是绕了弯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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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美化之累”有几个重要的意义，第一是告诉我们真正在发挥作用的是词义而非词面，这一点和一些学科里的说法都截然相反（见第13章中的文化人类学部分）。也就是说，变来变去的是具体的词，而不是其后的意义。第二提示我们必须要留心由此带来的种种变化，不然的话费神创造委婉语是干吗呢？但是委婉语带来的好处都会转瞬即逝，不能长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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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种“美化之累”同样也意味着，在这种美化不再起作用的时候，我们对彼此之间的一些区别，比如种族的、性别的区别已经不会那么焦虑了。有些委婉语的变迁不仅仅是为了逃避本来的负面含义，比如“Negro”是西班牙语“黑”的意思，但是它很不幸地和白人在舌头打结时念“黑鬼”（Nigrah）的发音一样，所以被赋予了有点侮辱意味的种族意义。黑人们的反击是首先紧抓这个问题不放，所以后来用上了“黑人”（black）这个词，这不仅是为了让它听起来和“白人”（white）处于同等地位，更是为了警告那些反黑分子，摆脱了束缚的黑人仿佛如一头头黑夜中隐形的“黑豹”，你只能看到它们熊熊燃烧的金色眼睛。而“有色人种”一词又是文雅地承认了混血后裔的身份（当然并不是为了对他们负任何责任），所以当一个白人这么说时，仿佛是在屈尊就势。但是当人们开始经历思想上的巨大革命时，他们要追求社会的团结——“我们所有的兄弟姐妹都是‘黑人’。”一旦你进入了下一个斗争的阶段，你就不愿意被其他族群来定义自身，而是自发地通过寻根的方式来完成自我认同，其他的美国人都是这么做的：意大利裔美国人，华裔美国人，日裔美国人，等等。当一个人说“受压迫的黑奴美国人”的时候他到底在说谁？所以称呼自然地又变成了“非裔美国人”——至少这个词能说明基因的来源。在这个例子中，语言的改变伴随着某个族群的斗争和反思而改变，每一个阶段都伴随着一个匹配的称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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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有“美化之累”，当然就有“污蔑之累”，指的是某个词语被强制冠上一些负面的含义。一开始，“有倾向性的”（tendentious）一词是用来形容那些容易引起争论、立场强硬的少数族裔的观点，现在在英国和澳大利亚，这个词也还是这么用的。但是唯独在美国这个词被加上了负面的解释——因为你是少数族裔的一份子，所以你的观点很可能就是错的——所以在美国这个词是用来形容肯定会被人抵触的、错误的少数族裔观点。可能这个词的发音和“狂妄的”（pretentious）差不多，所以很容易地就变成贬义词了。在美国，批判以色列经常就是“有倾向性的”，这种批判通常就是来自少数族裔、很容易被人反对且立场强硬的观点，至于这个观点到底是对是错那就是另外一码子事了。出版媒体也经常爱搞这种“污蔑之累”，比如这句危言耸听的玩意儿：“维生素D缺乏导致的大型国家悲剧”，实际上呢，缺乏维生素D的人补充完那点儿维生素D之后根本起不到什么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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