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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意识与决策：泄露心思的无声告白 道德？主要是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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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林斯顿大学约书亚·格林领导的研究小组，对同样的电车难题和类似的两难道德困境进行了实验。29但他们这次没有再试图建立起一套拜占庭法典般的规则来解释我们的理性，而是在被试回答问题时扫描他们的大脑。他们认为将一个大块头从天桥上推到铁轨上，会比改变火车方向来牺牲他造成更大的反感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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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料之中的，当面临情绪上的困惑时，大脑中同情绪相关的区域会更加活跃。然而，研究者同时也关注了那些与简单决策相关的脑区，和情绪道德都无关的，例如在商店购物或是计算参加会议的最佳旅行方式时会用到的位置。这些脑区在处理低情绪相关的伦理问题时会被激活，例如设计疫苗接种程序。疫苗的接种可以预防致命疾病，但副作用可能会造成少量死亡案例。而在高情绪相关的伦理问题中，这些脑区就不太活跃了。例如杀死一名人质，以拯救自己和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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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问题提出的方式可以让我们和困境之间产生距离时，我们会更容易接受多数人利益高于少数人的原则。但当我们不得不想象亲手将一个大块头推向死亡，闷死一个孩子或是砍下一个人的头时，我们对于两难困境的选择就会截然不同。似乎我们是有道德准则的，但它们只在情绪不参与其中时才会起效。的确，情绪反应异常的脑损伤患者会更倾向于遵从道德计算，为拯救数量最多的人而选择背书，哪怕必须做出令人厌恶的行为，比如选择让一位儿童去死。30但重要的道德困境往往都会触发情绪，而这时的普通人就会让情绪介入到道德决策中，而将准则置之一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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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一直以来，哲学家真正在做的，就是用他们那些更加复杂的规则，将无关情绪的冷冰冰的决策与那些感性无法置身事外的决策区分开来。他们正在尝试着把情绪影响我们决策的方式也打包封装起来，建立起一套情绪的准则。但不同人的情绪反应各不相同。没有任何哲学家之间能够达成共识，因此虽然这个问题已经争论了上千年，可还在原地踏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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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意识与决策：泄露心思的无声告白 道德总是理由，而非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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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最具争议性的一大道德议题就是死刑的废留。辩论双方都持有强有力的论点。对于部分人来说，死刑是公正社会的根本基础。而另一部分人则将其视为残酷和不文明的标志。而对心理学家来说，它则提供一种看待行为中动机驱动论证的有趣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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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福大学的科学工作者征集了一批死刑的支持者和反对者。给他们出示一系列针对死刑是否具有威慑性的研究结果。31这些研究是研究者设计的，但结果却显得似是而非。部分结果明显支持死刑具有威慑力，可以恐吓潜在杀人者。例如恢复了电椅刑罚的州谋杀率有所下降。而另一部分结果则显示死刑并没有威慑效果，例如对比相邻州之间的数据，对杀人者处以注射死刑，电刑或是枪毙的州反而谋杀率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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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刑的支持者发现，否认死刑威慑力的研究毫无可信度。但他们并不认为是自己先入为主的想法导致了这种观点。（而这恰恰可能是一项有力的论点，即他们已经对己方观点的相关研究了解甚深，因此一项对立研究并不能使天平倾斜过去）他们认为研究设计薄弱，甚至可以指出瑕疵之处。例如研究覆盖的时间周期不够长，或是脱离环境地单独拿出了谋杀率，那里明明应该考虑所有犯罪率。同样是这群人，认为那些支持了死刑威慑力的研究结果就很说得过去，甚至还可以解释这些研究设计的精妙之处。然而，反对者则对同样的材料做出了完全不同的解读。他们指摘那些证明死刑威慑力的研究中方法多有漏洞，并宣称支持他们原有立场的研究设计更完善，也更可信。之前我们就提到过，我们会先选择支持哪位政治家，然后再找出理由支持他们的立场，而非真正被论点所说服。这就是我们的道德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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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相互冲突的信息，每一方都相信证据支持了自己的原有立场。他们的论证并没有真正用于判断死刑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而是用来解释数据如何支持了他们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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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意识与决策：泄露心思的无声告白 我们的天性是律师，而非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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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家经常会将两种推论方式进行对比：一种是法官式的，另一种是律师式的。理论上，法官和陪审团会先冷静地听取证据，然后衡量其是否有力，再判断被告是否有罪。（然而由于法官和陪审团都是人，情况往往不会这么理想化。每个律师都会建议自己的客户穿着精干的西装出庭，洗净头发，遮住文身。这暗示着观感印象会对审判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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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律师扮演的角色则截然不同。他们从客户是无辜这一点出发，任务就是证明事实就是如此。他们会争辩某些法律适用于当前案件，某些则不适用。他们将证据赋予不同的权重，他们甚至也许还会提出，目击者的记忆是错误的。如果这些都不起效，他们可能会宣称客户的行为是无意的。退无可退时，也许颇具讽刺意味，他们会声称情绪遮蔽了客户的判断，他是被挑衅的，因此不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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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用于道德判断中的论证过程更像是律师的这一套，而非法官的那种。我们的情绪就是客户，而大脑就扮演了那个无所不用其极的律师，为它的决策辩护，而掩盖了情绪真正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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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意识与决策：泄露心思的无声告白 损失越大，越需要替罪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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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评判某人时，只知道对方造成了伤害是不够的，了解他是否有意为之也同样重要。如果一位母亲把孩子留下单独画画，回来时发现颜料洒满了地板，她不能仅仅因为看见一片狼藉就教训孩子。母亲还得弄清楚他到底是有意把颜料弄得到处都是，还是在拿画笔时不小心碰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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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这位母亲判断她的宝贝是否有意弄脏地板时，这件事发生在厨房还是新客厅地毯上不应当有所影响。已造成的伤害与是否蓄意无关。然而，根据我的亲身童年经历，犯下的错误越小，“妈妈我不是故意的”这种理由越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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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是只有我妈妈会根据行为的结果来评判肇事者的责任，人人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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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如下场景：32一家公司的老板权衡了开展一项新项目的利弊。他的智囊团告诉他，这个项目可以增加利润，但会伤害环境。他想了想，也许还吸了一口雪茄，吐出烟气，然后说：“我才不在乎什么见鬼的环境。尽可能多地赚钱才是关键，启动这个项目吧。”下属匆匆离开，开始执行命令，公司收益颇丰，而环境遭受了巨大损害。在这个故事里，项目是否合理并不是问题的关键，关键在于老板是否有意地破坏了环境。面对这类故事时，绝大多数被问到的人都认为他的确是在刻意地伤害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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