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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意识与决策：泄露心思的无声告白 我们的天性是律师，而非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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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家经常会将两种推论方式进行对比：一种是法官式的，另一种是律师式的。理论上，法官和陪审团会先冷静地听取证据，然后衡量其是否有力，再判断被告是否有罪。（然而由于法官和陪审团都是人，情况往往不会这么理想化。每个律师都会建议自己的客户穿着精干的西装出庭，洗净头发，遮住文身。这暗示着观感印象会对审判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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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律师扮演的角色则截然不同。他们从客户是无辜这一点出发，任务就是证明事实就是如此。他们会争辩某些法律适用于当前案件，某些则不适用。他们将证据赋予不同的权重，他们甚至也许还会提出，目击者的记忆是错误的。如果这些都不起效，他们可能会宣称客户的行为是无意的。退无可退时，也许颇具讽刺意味，他们会声称情绪遮蔽了客户的判断，他是被挑衅的，因此不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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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用于道德判断中的论证过程更像是律师的这一套，而非法官的那种。我们的情绪就是客户，而大脑就扮演了那个无所不用其极的律师，为它的决策辩护，而掩盖了情绪真正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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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意识与决策：泄露心思的无声告白 损失越大，越需要替罪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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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评判某人时，只知道对方造成了伤害是不够的，了解他是否有意为之也同样重要。如果一位母亲把孩子留下单独画画，回来时发现颜料洒满了地板，她不能仅仅因为看见一片狼藉就教训孩子。母亲还得弄清楚他到底是有意把颜料弄得到处都是，还是在拿画笔时不小心碰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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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这位母亲判断她的宝贝是否有意弄脏地板时，这件事发生在厨房还是新客厅地毯上不应当有所影响。已造成的伤害与是否蓄意无关。然而，根据我的亲身童年经历，犯下的错误越小，“妈妈我不是故意的”这种理由越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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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是只有我妈妈会根据行为的结果来评判肇事者的责任，人人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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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如下场景：32一家公司的老板权衡了开展一项新项目的利弊。他的智囊团告诉他，这个项目可以增加利润，但会伤害环境。他想了想，也许还吸了一口雪茄，吐出烟气，然后说：“我才不在乎什么见鬼的环境。尽可能多地赚钱才是关键，启动这个项目吧。”下属匆匆离开，开始执行命令，公司收益颇丰，而环境遭受了巨大损害。在这个故事里，项目是否合理并不是问题的关键，关键在于老板是否有意地破坏了环境。面对这类故事时，绝大多数被问到的人都认为他的确是在刻意地伤害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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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另一个不同的故事中则恰恰相反。同样是一位老板考虑相同的事情。他被告知项目会赚钱，同时也有助于环境。董事长说：“我才不在乎什么见鬼的环境。尽可能多地赚钱才是关键，启动这个项目吧。”项目运作起来，公司获得了利润，环境也得到了提升。那么这位董事长是有意改善环境的吗？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人的回答都是否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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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意识与决策：泄露心思的无声告白 存在一个有罪者，问题就更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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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认为一件事伤害越大，我们就越有可能归咎于造成这件事的人。但换种方式呢？如果某个人明显犯了错，而非事情本身偶然发生，我们是否会增强对于伤害的判断呢？如果母亲看到她亲爱的小宝贝故意打翻了颜料，相比于无意碰翻，她是否会觉得颜料更难处理？研究者们逐渐发现，确实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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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项实验中，33被试会读到一则小故事。其中有个叫弗兰克的男人在一家不错的餐厅享受丰盛的一餐，吃完之后，他没付账就离开了。部分被试读到的故事里，弗兰克很享受赖账这种事，竭尽所能地逃单。另外的被试读到的则是，他只是接到了一个电话，通知他他女儿出了事故，受伤严重。震惊中的弗兰克立刻离开了餐厅，完全忘记了账单这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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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之后，被试被问起这则故事。毫无疑问，那些认为弗兰克有意逃单的被试认为他更值得谴责，而他们记得的账单额度也变化了，比真实值高出了10%。看来我们的律师大脑不仅仅会用可疑的论证赢得官司，还会和篡改证据的腐败警察相处甚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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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意识与决策：泄露心思的无声告白 藏在我们本性中的受害者有罪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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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5月，伊朗教士卡其姆·赛迪奎将地震归罪于放荡女性的言论登上了全球的新闻媒体。那年更早些时候，电视福音传教士帕特·罗伯森受到的关注更胜一筹。他声称发生在海地的灾难是天罚，因为岛民将灵魂出售给了魔鬼。而这些言论，事实上只是人人皆有的表现34的极端案例。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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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在一个不公平的社会里是件艰难的事。我们很小的时候就学会，行为会带来后果。如果我们努力工作，好好表现，就会被奖励，反之亦然。但如果回报并非一定会到来，我们的遭遇就像随机奖券一样，那干吗不整天赖在床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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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如果世界是公平的，又要如何解释生命中发生的那些可怕的事呢？无论是车祸，失业或是被抢劫？我们要怎么看待疾病？有人说患病是因为倒霉，他们会同情那些被疾病击倒的人，而且伤害越严重，对受害者的同情就越显著。但如果世界是公平的，那么就该是那些最讨厌的人才会身染恶疾。如果我们本能地倾向于相信世界是公平的，那么就很可能会鄙视那些身患重症的病人。正如赛迪奎和罗伯森认为地震受害者有错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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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设计了一项实验，而结果正是如此。36他们虚构了一种疾病，叫作哈尔玛，并对参与实验的大学生被试提供疾病相关的信息。但不同被试接受的信息是不同的。有些被试了解到的是，医生无法遏制疾病的传播。而另一部分被试则被告知这种疾病是可治愈的。稍后，研究者会就这项疾病以及一位虚构的患者进行提问。结果显示，当被试认为疾病是可治愈的时候，他们关于世界公平的渴望会远胜于对患者的同情，因此他们会贬低病人（例如评价他不够勇敢，行为不当或是不够明智）。其他研究者也在社会对艾滋病患病者的态度上发现了相同的效应，而那些病人往往正是贫困和强奸罪行的受害者。也许我们没有厚颜无耻到将自然灾害归罪于可怜的受害者的邪恶，但与之本质相同的黑暗面，却扎根在我们每个人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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