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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情感：认知与历史 第一章 情感史的历史【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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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吕西安·费弗尔和情感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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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情感史的肇始时期，只有一个人孤独地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他就是吕西安·费弗尔（Lucien Febvre，1875—1956）。无论如何，大多数试图描述情感史历史的人都是这样认为的。(1) 1929年，费弗尔和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1886—1944）创办了《经济与社会史年鉴》（Annales d’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杂志，围绕它形成了20世纪最重要的史学流派之一。《经济与社会史年鉴》的历史学家把历史研究从上层人物、君主和外交家的领域转移到普通人、农民和工匠的世界，把历史建立在环境、人口、经济、社会和思想的基础之上。因此，年鉴学派成为最早考虑情感的研究者之一，这也就不足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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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弗尔因研究马丁·路德（Luther Martin）和莱茵河的历史而出名。1938年6月，他参加了亨利·贝尔（Henri Berr）组织的题为“人与自然的感性”（“Sensibility in Man and Nature”）的会议。1941年，其修改后的论文在《经济与社会史年鉴》上发表。(2) 在这篇文章中，他呼吁历史学家把情感放在研究的中心位置，鼓励他们在研究过去的情感时，克服对心理学学科的一切犹豫。【41】那将会是什么样子呢？费弗尔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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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翻开亨利·布雷蒙（Henri Bremond）的《法国宗教感情的文学史》（Bremond’s Histoire littéraire du sentiment religieux en France ）的第九卷……打开标题为“死亡的艺术”（“L’art de mourir”）那一章。不到300年前那个时代的人与我们之间，在道德和情感方面有多么大的鸿沟啊！(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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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费弗尔来说，过去和现在之间的这一鸿沟构成了所有情感史研究的出发点，同时也需要找到一种语言来丈量这一鸿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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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弗尔的文章首先是呼吁对情感进行研究，不管这样做可能会招来什么样的批评。面对所有那些质疑情感史合法性的人，费弗尔指出他们已经在其历史著作中包括了情感的因素，只不过是以一种无意识的、时代错乱的方式，将他们自己时代的情感观念强加于过去，而没有考虑到在此期间情感的观念是否发生了变化。(4) 费弗尔对当时流行的用心理学来研究大众历史的方法嗤之以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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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福楼拜小说《布瓦尔和佩库歇》（Bouvard et Pécuchet ）中的两位主要人物为例，他们在与当地女帽商和女店员接触的过程中，获得了丰富的心理学经验，并以此为基础来解释阿涅丝·索雷尔（Agnès Sorel）对查理七世的感情，或路易十四对蒙特斯潘夫人（Madame de Montespan）的感情，以至于他们的亲戚和朋友都惊呼：“噢，太对了！”(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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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弗尔问道：“当历史学家告诉我们，‘拿破仑勃然大怒’或‘一时狂喜’时，难道他的任务就已经完成了吗？”(6) 回答是一点也没有，因为我们不知道拿破仑时代，“勃然大怒”是什么样子，也不知道公开展示的勃然大怒是什么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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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弗尔接着呼吁分析不同时期文字和图像中的情感表达。这就意味着我们今天所说的情感的概念史，它描述了情感这一概念的意义在数十年乃至数百年间的变化。(7) 费弗尔是第一个勾勒出这个研究领域轮廓的人，而这个领域将占据未来情感史的很大一部分。他非常有远见地认识到了区分一种情感与另一种情感的难度，并强调了情感的矛盾性和复杂性。他很清楚，许多情感常常会同时出现，截然相反的情感甚至会同时出现在同一个人身上。(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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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费弗尔来说，这一切事关重大。“要知道，没有爱情史，也没有死亡史。”他认为这是一个致命的缺陷，“只要情感史还没有被完成，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历史 ”。(9) 【42】但是这种紧迫感从何而来？为什么费弗尔会认为情感史如此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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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弗尔显然受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法国人类学家和心理学家的著作的影响，其中包括吕西安·莱维-布吕尔（Lucien Lévy-Bruhl）1922年出版的《原始思维》（La Mentalité primitive ），夏尔·布隆代尔（Charles Blondel）1928年出版的《群体心理学导论》（Introduction à la psychologie collective ），亨利·瓦隆（Henri Wallon）1938年在《法国百科全书》（Encyclopédie française ）上发表的一篇关于情感的文章（由费弗尔编辑）。(10) 但有明确的迹象表明，法西斯主义在欧洲的传播是促使费弗尔发表演讲和出版论文的最主要原因。(11) 首先，他对情感的理解带有很强的主体间性，即一个人的情感会引起其他人的情感，从而形成一种相互的关系。或者用费弗尔的话来说，“情感是会传染的”。(12) 此外，还有至今仍然很受欢迎的群体理论家、同时代人古斯塔夫·勒庞（Gustave Le Bon）的影响。不难看出，勒庞的话针对的是莱茵河对岸的大众和纳粹党在集会上狂喜的面孔。(13) 其次，他还认为“通过理性活动逐渐抑制情感活动”的线性历史叙事正在被“最近的历史”和“复活的原始情感”所破坏。(14) 他从理性到情感的转变与这种让人不安的认识有关，即“我们内心的情感生活总是准备着要淹没理性生活，并突然逆转我们引以为傲的从情感到思想、从情感语言到理性语言的进化”。(15) 第三，费弗尔建议研究的情感主要是消极的：“仇恨的历史，恐惧的历史，残忍的历史。”正如费弗尔所言：“这种与人性无关的空谈的主题，未来将最终把我们的世界变成一个臭气熏天的死尸坑。”(16) 因此，是欧洲法西斯主义的威胁和国家社会主义诱人的情感潜力促使费弗尔采取了这种方法。(17) 这样看来，【43】似乎至少有三个人站在了情感史的发端位置：吕西安·费弗尔、贝尼托·墨索里尼和阿道夫·希特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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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费弗尔之前的情感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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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弗尔、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真的位于情感史的发端位置吗？今天，没有多少人觉得强人的故事或对关键时刻的追寻具有说服力。在本书的结论部分我们将讲到情感史的现状，这里我们从当前所理解的源头开始讲起。(18) 之所以加上“正如当前所理解的”这个限定，是因为我们仍然缺乏对情感史的系统研究，尤其是对1900年之前那段时期的研究。由于这个原因，下面的描述必然是片段性的，将对费弗尔之前的历史研究中对于情感地位的描述限定在几个具体的例子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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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首先考虑一个非常早期的例子。对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Thucydides，公元前454—约前399）来说，情感即使不是人类行为的唯一推动力，也是主要推动力之一。恐惧和其他强烈的情感使得雅典人和斯巴达人在公元前431—前404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中互相残杀。斯巴达人“之所以认定和约已被破坏，并且必须宣战，不是因为他们的同盟者说服了他们，而是因为他们害怕雅典的势力日益增长”，而科林斯人（Corinthians）的行为则是因为“他们怨恨科基拉人（Corcyreans）”。(19) 古代史学家拉姆齐·麦克马伦（Ramsay MacMullen）概述了古代情感史的全貌。他认为，在修昔底德看来，是情感“让人们打破常规，破坏现状。然而，他们的情感并非是不理性的”。(20) 这些情感构成了“普通且肯定合乎情理的行为的基础，之所以说是合乎情理的行为，是因为修昔底德及其读者或任何人很容易就能理解这些情感”。(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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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克马伦认为，对于修昔底德之后的其他历史学家来说，情感只是一种修辞手段，用来吸引读者的注意，或者作为一种说服的手段。只有到了波利比乌斯（Polybius，公元前200—前120）那里，情感才再次成为人类决策和行动的激发因素。【44】帝王的情感会产生非常重大的结果，“帝王的个人情感会变成历史”，但波利比乌斯认为这些情感很难解读，他不断地问自己，一个君主怎么会堕落成为暴君？(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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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像罗马元老院或迦太基人这样的集体行动者来说，希望、绝望和勇气等情感确实支配着行动，但历史学家发现，这些情感更容易理解，因为它们不是国王那样的个人的情感，而是可以用外部环境来解释。(23) 因此，这两位古代历史学家认为，情感的力量是一种决定性的冲动，至少我们现在所拥有的对古代情感史的第一次重构是这样认为的。(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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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古代的历史著述，我们对费弗尔之前情感史的大部分了解都与19世纪后期有关，当时的历史学家开始讨论情感的作用。这是因为随着自然科学的兴起对欧洲和北美学术研究产生影响，不同学科开始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25) 最初，人文科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都在哲学的名下。然而，从19世纪后期开始，它们逐渐分道扬镳。哲学不得不把它作为主导科学的地位让给自然科学；自然科学的客观性使人文科学面临着巨大压力，因而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的研究方法。在这里，“客观性”总是意味着科学家的理性，而这种理性被理解为对情感的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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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应对自然科学的挑战，德国的威廉·狄尔泰（Wilhelm Dilthey，1833—1911）于1883年出版了《精神科学引论》（Einleitung in die Geisteswissenschaften ），为人文科学提供了理论基础。他对自然科学垄断客观性的观点提出了质疑，声称人文科学具有更大程度的客观性，因为它们不仅能够理性地理解世界，而且这种理解与感官及情感有关。【45】人文科学以“人性的全部”为研究对象，并利用了“完整的、没有被删减的经验”。(26) 相比之下，自然科学家则执着于“从自然的机械秩序中得出思想或精神上的事实，而这是不可能的”。(27) 狄尔泰接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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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我们来说，各种社会状态都是可以从内部加以理解的；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们能够根据我们对于自己的各种状态的感知，在自己的内心之中把这些社会状态再现出来；我们所具有的有关历史世界的各种表现，都可以通过爱和恨，通过充满激情的乐趣，以及通过我们的全部激情，而变得生动活泼起来……因此，盲目运作的各种原因的发挥作用过程，就被各种表现、感受和动机发挥作用的过程取代了。(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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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性的解释学步骤要求历史学家与历史行为者融为一体。由于历史学家能够调动他所有的感知能力，包括与情感有关的感知能力，所以他能够从整体上理解过去的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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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心理结构的决定性事实是， 从一种状态过渡到另一种状态，一种状态对另一种状态的影响是内在体验的一部分。我们体验这种结构。 我们理解人类的生活、历史和所有隐藏在人类思想深处的东西，因为我们体验了这些过渡和影响，从而意识到这个包含了所有激情、痛苦和人类命运的结构。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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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们在解读狄尔泰的著作时，通常会谈到1900年前后的一次断裂，他放弃了对人文科学的理论化，全身心地投入到历史诠释学的建立之中。相应地，情感也从他的视野中消失了。然而，最近的研究表明，狄尔泰从1900年开始建立的诠释学依然非常重视情感。丹尼尔·莫拉特（Daniel Morat）将狄尔泰的诠释学描述为一种“感觉的方法”（Gefühlsmethode ），这是完全恰当的。(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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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狄尔泰同时代的卡尔·兰普雷希特（Karl Lamprecht，1856—1915）也对情感很感兴趣，他借鉴了心理学和人类学的观点。1897年，他发表了一篇题为“什么是文化史？”（“Was ist Kulturgeschichte?”）的论文，主张将“现代心理学作为一门研究内心生活规律的精确科学”的成就考虑进来，【46】以丰富对“个人行为内在动机”的历史解释。(31) 特别是，兰普雷希特从科学分工的角度指出，人类学研究的是“有意识意志的情感和行为”和“感觉和动力”，而历史学家研究的是它们在不同时代的不同表现形式。(32) 就像兰普雷希特所采用的那样，其结果是一种带有情感因素的国家进步叙事，与主张增强情感控制的目的论只有一个区别：在发达的民族，情感是不受限制的，相反，“进步精神强度原则”（principle of progressive psychic intensity）占了上风。因此，“个人主义时代的绘画比传统主义时代的更加充满激情，前者如丢勒的作品，后者如《快乐花园》（Hortus deliciarum ）中的微型画，然而，作为主观主义时代的画家，阿道夫·门采尔（Adolph Menzel）几乎比丢勒更加富有激情”。(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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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狄尔泰和兰普雷希特之后，格奥尔格·施泰因豪森（Georg Steinhausen，1886—1933）和库尔特·布莱齐希（Kurt Breysig，1876—1940）也同样认为，将国家视为一个分析单位和情感集体演员是没有问题的。施泰因豪森在1895年出版的《中世纪以来德国情感生活的变化》（Der Wandel deutschen Gefühlslebens seit dem Mittelalter ）中提出了“德国人情感和感性的五个发展阶段”，确立了一系列的对比：“自然与人为”“恒定与易变”“德国人与外国人”“普通人与精英”，在这些并列项目中，前者总是被赋予更加积极的意义。(34) 但是施泰因豪森笔下的情感史是怎样的呢？在第二个阶段，“在14世纪初，德国人是冷静而简单的，几乎没有情感（Gemüt）”，其生活的特点是“情感非常有限”。(35) 相对而言，第四个阶段（即从18世纪晚期到19世纪早期）是“感性和情感的时期”，在此期间，德国陷入了“情感”和“眼泪”的海洋。(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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