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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情感：认知与历史 [:1701499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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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情感：认知与历史 第二章 社会建构主义：人类学【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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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情感的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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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DSM）是美国精神医学学会（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简称APA）使用的一套分类系统，它将抑郁症描述为一种由遗传因素或外部负面事件引起的情感障碍，表现为冷漠、食欲不振、缺乏动力和自杀念头等症状。在“抑郁症”这个概念出现之前，有许多其他模型，从希波克拉底的“黑胆汁”（μελαγχολια）到19世纪的“忧郁症”（melancholia）。但是，作为一种临床意义上的疾病，抑郁症直到20世纪初才出现。“抑郁”症状的清晰表述可能更多地与美国精神医学的专业化和《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分类的必要性有关，而非其他。但是这确实有一些好处，那些遭受抑郁之苦的人不再被认为是恶魔附体，也不再被认为是生来就堕落的软弱者，而是得到了专业的医学诊断。仅从人道主义的角度来看，在谈论抑郁症时，引号应该被省略了。这肯定与心理人类学家加纳纳特·奥贝耶谢克（Gananath Obeyesekere）在20世纪80年代对抑郁症的看法相类似，当时他在生于斯长于斯的斯里兰卡思考了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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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贝耶谢克发现，在斯里兰卡，这方面的情况有很大的不同。他有一位美国朋友，是一位训练有素的心理学家。当这位美国朋友在斯里兰卡进行田野考察时，顺路拜访了他，并见到了另一位斯里兰卡朋友。在即将回国时，这位美国朋友对他说：“你的那位朋友是一位典型的抑郁症患者。”(1) 这是他第一次意识到情况有多么不同。奥贝耶谢克以及这位斯里兰卡朋友的妻子和医生从来都不认为他“抑郁”，更不要说他本人了。当然，他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但他周围的人也知道，作为一个修行的佛教徒，他经常去山上冥想打坐。冥想使他能够以一种形而上的方式，摆脱自己在这个混乱的世界所感受到的痛苦。【76】从那之后，奥贝耶谢克对这个问题思考得越多，对这个文化框架的认识就越清晰，而在这个文化框架中，没有所谓的“抑郁症”这样的情感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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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佛教本体论中，我们在地球上的存在只是通往涅槃之路的几个初级阶段之一。因此，我们所处的尘世被认为充满苦难，人类的身体被认为特别肮脏。佛教徒利用腐烂和粪便这样的比喻，把心理语言学意义上的身体和自我分离开来。一位61岁的斯里兰卡人谈到自己的身体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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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努力控制我的身体。我想，我的头发、牙齿、指甲、神经和骨头等都是暂时的。为什么？它们不是我的。它们没有用。这一切都没有意义。虽然人在这个世界上享受生活，衣着华美，但这一切对于来世毫无意义……我的身体就像尸体和粪便一样令人厌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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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85岁的老人强调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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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身体令人厌恶。我想：如果把我的肠子取出来，那得有多长啊！我一点也不想要这个身体。(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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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比喻和后工业化西方社会对美丽和青春的痴迷简直有天壤之别。奥贝耶谢克所描述的斯里兰卡佛教神话和宗教仪式也是如此。他将这些神话和宗教仪式统称为“文化的工作”。他的结论是，他那位被认为患有抑郁症的朋友“把他的绝望概括成了一个存在的本体论问题”，在佛教的意义上可以定义为“苦”。(4) 如果说他患有抑郁症，这不过是一种种族中心主义。为了更清楚地说明这一点，奥贝耶谢克提出了“一个反向的种族中心主义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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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南亚男性（或女性）为例，如果他们有以下症状：体重急剧下降、性幻想、夜间遗精和尿液变色，在南亚，患者可能被诊断为患有一种疾病，即“精液流失”。但在实际操作层面，我可以在从中国到秘鲁的每一个社会中发现这一系列症状。然而，如果我说很多美国人都患有“精液流失”的疾病，即使我能“证明”这种疾病是普遍存在的，我的看法也会被一笑置之。(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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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贝耶谢克的情感人类学只是人类学众多分支之一。以玛格丽特·特拉维克（Margaret Trawick）对南印度泰米尔人（Tamils）爱的概念的研究为例。在这里，爱的最高级形式是母爱（tāy pācam ）。母亲不能温情脉脉地注视她的孩子，特别是在孩子睡着时，因为母亲充满慈爱的目光会给孩子造成永久的伤害。如果一个母亲非常爱她的孩子，她就应该加以贬低，比如给孩子起一个糟糕的名字，像“秃子”或“大鼻子”，或者开玩笑地说“你要死了吗？”。(6) 【77】简·法扬（Jane Fajan）对巴布亚新几内亚拜宁人（Baining）的研究也发现了类似的现象。对他们来说，孤独就像饥饿一样，饥饿不是生理需求的表现，而是一种情感上的缺失，因为社交被认为是生活中必不可少的，而共同进餐是社交的表现。(7) 格雷格·厄本（Greg Urban）对欧洲人旅行日记进行研究后也发现了类似的情况。在16世纪，图皮南巴人（Tupinamba）见到欧洲人之后打招呼的方式是哀号。这群生活在亚马孙雨林盆地（今天是巴西的一部分）的人们通常以放声大哭的方式来欢迎那些很久没有见面的熟人和陌生人。(8) 最后，尤其引人注目的是乌尼·维坎（Unni Wikan）对巴厘岛人的笑的研究，以年轻的苏里亚蒂（Suriati）为例。她突然接到电报，说未婚夫伊萨姆（Isham）死了。葬礼结束后，她平静地回到家中，行李里放着死者的两组照片。苏里亚蒂的朋友们聚在一起，看着照片，开始大笑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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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没什么好难过的！人已经死了，难过有什么用呢？一根棍子断了，另一根就会长出来。他不是还有兄弟吗？哦，原来有现成的替代品！世界上到处都是男人。为一个人悲伤是没有意义的。算了吧，开心点，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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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来自情感人类学研究的例子传递了一个重要的信息：它们动摇了任何关于泛文化情感的观点。在不同的文化中，情感的组织方式是不同的，这无疑削弱了任何认为人类有共同的情感这一观点，甚至是情感让我们人类区别于动物这一观点。沿着经纬度在全球范围内的移动是一回事，沿着几十年和几百年的时间轴移动是另一回事。当我们把时间因素考虑进来时，该从什么样的角度来看待情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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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有两个例子。冰岛萨迦是以散文形式讲述英雄事迹和家族恩怨的文学作品。尽管它们是艺术作品，但仍在不断地被历史学家们用来研究中世纪的日常生活。这些传说常常会详细描述情感，尤其是情感的躯体表征。故事人物的脸变红了，或者变白了，他们大笑、微笑、哭泣、扬起眉毛。到目前为止，一切都还好。有一种比脸红出现频率更低的情感波动，会导致主人公的身体膨胀。在《尼亚尔萨迦》（Brennu-Njáls Saga ）中，当索霍尔·阿斯格里姆森（Thorhall Asgrimsson）发现他的监护人被杀时，“他身体肿胀，血液从耳朵里流出，晕倒在地”。(10) 在《拉克斯峡谷萨迦》（Laxdæla Saga ）中，一个12岁小男孩只要想到自己被杀的父亲，【78】身体就会因为“悲伤而肿胀”。(11) 用“肿胀的身体”来表达情感？这是我们难以想象的。如果有人认为冰岛萨迦过于文学化，认为膨胀的身体更像是一种隐喻，而非情感在身体上的“真实”反映，只要看一下与莫里哀同时代的安托万·博多·德·索梅泽（Antoine Beaudeau de Somaize）的《女雅士词典》（Le Dictionnaire des precieuses ，1660—1661）就够了。他向我们展示了过去所谓的真爱是如何沦为了算计和诡计。这部充满巴洛克风格的作品既有对情感的描述，也有对情感表达方式的指导，介绍了“叹息”的12种变体，可根据场合需要加以使用，它们分别是：爱的叹息、友谊的叹息、悲伤的叹息、嫉妒的叹息、同情的叹息、不确定的叹息，等等，并且其中的每一个变体又分别有自己的变体。(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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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即使情感基本上保持不变，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的对象也会发生相当大的变化。例如，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恐惧的对象（即害怕什么）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乔安娜·伯克已经非常清楚地展示，对被活埋的恐惧是怎样像野火一样从19世纪末一直蔓延到20世纪的。1897年发表的一项美国社会学调查报告显示，对被活埋的恐惧在各种恐惧中名列前茅。(13) 在美国和欧洲，人们认为对死者的处理过于随意，这迅速发展成为一场公民运动。他们收集了数百份目击者的报告，称有人在棺材里“死而复生”，言外之意是肯定也有人根本没有机会复生，但是并没有关于这种大规模恐慌的统计证据。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纽约公墓的1 200具尸体被挖掘了出来，只有6具尸体显示出埋葬过早的迹象。(14) 但是，纽约州斯帕克斯（Sprakers）的埃莉诺·马卡姆（Eleanor Markham）等人的亲身经历加剧了这种恐慌。马卡姆患有心脏疾病，并于1894年7月8日“去世”。在她的葬礼上，抬棺材的人和医生注意到棺材里有东西在动。他们打开棺盖，发现“可怜的埃莉诺·马卡姆仰面躺着，脸色苍白而扭曲，眼睛瞪得大大的”。她喊道：“天哪！你们要活埋我！”后来，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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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准备埋葬我的时候我一直都很清醒……我的处境之可怕完全无法形容。我能听到正在发生的一切……尽管我用尽了所有的意志力，尽了最大的努力去呼喊，但还是无能为力。(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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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其他人来说，救援来得太晚了。当棺材被打开时，他们的尸体缩成一团，指甲断了，还有其他挣扎着要逃脱的迹象，但是最终还是死掉了。此后不久，人们就发明了各种可以避免被活埋的装置：带有通风竖井的棺材，或者可以供死而复生者呼救的铃铛（图3），都很畅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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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带有铃铛和呼吸管的棺材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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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Joanna Bourke, Fear: A Cultural History (London: Virago, 2005), between 244 and 245; US Patent No. 81, 437 (25 August 1868), inventor: Franz Vester, Newark, N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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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埃德加·爱伦·坡（Edgar Allen Poe）1844年的短篇小说《过早埋葬》（Premature Burial ）中，就出现了这样的一种铃铛系统。爱伦·坡津津有味地向读者描述了在棺材中醒来的恐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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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在我的无限悲伤中，款款走来了希望天使——我想起了我的那些预防措施。我扭动身体，做出一阵阵痉挛般的努力，试图打开棺盖：它纹丝不动。我在手腕上摸索着寻找铃绳：手腕上空空如也。这时，慰者逃之夭夭，绝望板起面孔，重新占据上风；因为我不仅发现棺材里根本没有我精心预备的柔软内衬，而且，一股强烈而独特的湿土的气味突然钻进我的鼻孔。(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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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迅速驱散了这种流行的恐慌。但是这种恐慌是怎样产生的？为什么在两百年后就消失了呢？关于死亡宣告的权威性，不同学科的专家之间有激烈的争论，【80】从中可以找到一种解释。在这几十年里，丧葬承办人、医生、科学家和有组织宗教的代表都在寻求话语主导权。起初，结果只是众声喧哗，但是随着生与死的界线变得更加模糊，人们不再确定埋葬标志着生命的结束。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场上的大规模屠杀再一次划清了生死之间的界线；然而自相矛盾的是，此时也是战壕和弹坑使得被活埋成为一个严肃问题的时候。(17) 我们这里不去探究为什么这种集体恐慌会结束，因为我们仅仅是要证明特定情感的对象是多么易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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