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1540116 文化记忆与身份认同 [:1701539060]

1701540117 文化记忆与身份认同 三、启蒙与创伤：全球化记忆的两种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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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540119 在2010年左右，国际知名的学术及商务出版机构Palgrave Macmillan，其文化研究系列（Cultural Studies）的编辑提出，自21世纪初以来，“全球化话语的焦点已从想象（imagination）转向了记忆。……记忆生产的动力学成为民族国家疆域内的主要问题，如何处理过去成为一个国家的规划。在全球化流动和运动的影响下，全球化状况成为记忆讨论的影响因素，而记忆也进入到了全球阶段和全球话语中”[43]。“全球化记忆”包含两个层面的意义，一为“全球化时代中的记忆”，一为“全球化的记忆”。前者具有分散化、差异化、独特性等特点，强调个体记忆的全球化语境；后者则相对集中、明确，是“记忆的全球化”之产物，侧重于具有某些共性的集体记忆。就第二个层面上的意义而言，从主题来分，“全球化记忆”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启蒙记忆，一种是创伤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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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540121 我们都知道，作为一个推崇理性和理性自反的思想及社会活动，启蒙运动是审视现代性结构的关节点，“现代性的问题史，从某种程度上说，就是启蒙运动的反思史”[44]。自18世纪以来，围绕启蒙的问题，人类社会展开了形形色色的论争，与启蒙密切相关的传统、信仰、理性、进步以及知识等概念，则时时刻刻考验着人类的理解力。启蒙精神最突出地体现在世界各国的现代化进程中，虽然现代化已被证明并不具有某种单一的或一致的模式，不同国家规划或实现现代化的动机、时间、方式和实质都不相同，但随着社会分工日益细密，各区域、国家、民族等的人们之间交往日趋频繁、影响渐趋加深，谋求发展和进步确实已然成为一种全球性的诉求。我们所说的启蒙记忆，不是指对特定时代（18世纪）或特定社会活动（启蒙运动）的记忆，而是借指一种对与启蒙精神相一致的历史精神及社会要求的记忆。就其实质而言，或可称之为关乎进步或要求发展的记忆，它反映了世界各国人民寻求发展、进步和文明的集体潜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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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540123 当然，用对“启蒙”的界定来界定记忆的类型，并不是要用这种“大一统”式的话语方式将世界各国歧义纷呈的社会现实笼统概括为发展、进步或寻求文明，“进步”或“文明”这样的字眼本身就似乎充满了历史进步论或文化霸权主义的嫌疑。笔者在此想要强调的，其实是整个20世纪的历史及其主流的时代精神。关于启蒙记忆的话语深深地影响了整个20世纪的人类历史和社会现实，从最初大多数欧洲国家的经济变革，继之亚非拉美国家的政治革命、经济改革，再到晚近各种跨洲、跨国的贸易或技术合作、政治或军事联盟、文化艺术的交流沟通，人类的命运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如何以独立自信的姿态进入到20世纪的世界中去，如何实现传统社会的现代转型，如何在文化交流和碰撞的背景下维护本土的优秀传统，如何发展得更为富强，如何处理民族与世界或本土与全球之间的复杂关系，如何本着和平共处的原则与其他民族共同创造和谐美好的人类未来，这些人类历史的重大议题已成为全球化的启蒙记忆的一部分，在人类对现实的建构和对未来的规划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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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540125 究其实质，启蒙记忆就是20世纪人类社会在常态下的发展史，它由众多单数的、多样化的地方历史和国族历史构成，是历史自身及其对自我和文化的回忆与叙述。它既是哈拉尔德·韦尔策所说的“社会记忆”，也是扬·阿斯曼所理解的黑格尔意义上的“历史”，即“历史同时也是一种发生和对这种发生的叙述”[45]，……只有进入回忆的东西才是历史，而只有变化的东西才进入回忆。它是分散化的，但因其有着一致的发展旨向和共同的发展语境，它同时又是整体化的，它包括了口述的传统和实践、地理空间的扩大与变化、社会的仪式和习惯、国家的形成和对立、语言的习得及方言的消长、艺术的创新与反叛、制度和体制的改革、移民或迁徙、贸易往来及经济政策的调整、科学发展和技术革命等一系列的历史和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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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540127 20世纪光明与黑暗并存，甚至在20世纪的大多数时间里，黑暗的力量远远大过光明。从理论上讲，启蒙记忆是对人类常态社会生活的历史叙述，它应当成为20世纪社会记忆的主体。但事实上，就整个20世纪的世界史来看，那些本应属于非常态的、创伤性的体验反而占据了20世纪记忆的绝大多数，成为更能呈现20世纪历史面貌的记忆。就像美国思想家托尼·朱特所说的，我们无法丢弃20世纪，也无法“将它的各种争端、各种理论教条、各种理想、各种恐惧在记忆里悄悄地抹去”[46]。20世纪这百年赋予人类的伤与痛，确实是太多太沉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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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540129 20世纪最大的主题就是战争，各种各样的战争，内战、殖民战争、两次世界大战、各种地方性的局部战争。战争就意味着杀戮和死亡，意味着人口的被迫流离和领土的侵占，也意味着生存的权利和尊严被剥夺，安全感不复存在。20世纪的战争没有绝对的正义，也没有永恒的胜利和失败，所有经受过战争磨难的国家和人民都要为之付出惨重的代价。英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都取得了胜利，但英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却日渐衰落；中国同样也是两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但它仍然要遭到领土被瓜分、主权被侵夺的伤害。这些在形式上所谓的胜与败根本无法替代在实际生活中人们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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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540131 与战争结伴而来的，是各式各样的革命，法国的、俄国的、中国的，基于国家统治需要的、重新规划未来社会方向的、整顿和清除文化异己的、制定或重构政治制度的。这些革命的中心都离不开国家、政府和政党，它们从各个不同的层面揭示了统治者之统治合法性的获得、确证及其实施功能。20世纪诸多革命不仅强化了我们从政治角度思考问题的能力，也增生了为推动革命而发起的暴力和压制，使国家具有了更为直接的政治资源和能力，为集权主义和威权主义的诞生、壮大奠定了基础，也使民众陷入了一方面攻击本性被激发、“群体施暴”的冲动被增强，另一方面对政治的恐惧被扩大、对国家或政党的信任感日渐丧失的矛盾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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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540133 战争的后遗症有很多，对当今社会影响最大的也许是全球性的恐怖主义。以发生在美国的“9·11”事件为标志，“恐怖”从一个作为抽象背景的形容词变成了与现实密不可分的、有感觉有图像、能被想象的动词。新媒体在其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但也正是借助于媒体，恐怖的意象被具体化和现实化，恐怖的情绪被在全球范围内广泛传播，人类针对恐怖行为的斗争也被演变为不同文明之间的争斗。托尼·朱特对此有着非常精辟的分析，他这样说道：“关于恐怖主义，我们犯了方向性的错误。我们将一种出于政治动机的、在其他方面仍属于世俗性质行为的谋杀放在一个道德范畴里，一种抽象的意识形态里，以及一个全球的敌人身上。……‘我们’不仅仅是在同恐怖分子作斗争；我们从事的是全世界范围的文明之争——根据布什政府《2002年国家安全战略计划》的说法，这是同‘伊斯兰法西斯主义’之间一场不确定地延续的全球性事情。”这样做必然会造成双重混乱，“第一重混乱当然包括对20世纪30年代反法西斯运动的动机的简化，同时将欧洲20世纪初各种差异很大的法西斯主义与我们时代（同样差异很大的）各种穆斯林运动和叛乱之间非常不同的怨恨、要求、策略归并在一起。……但是更严重的错误是将形式当成了内容：只根据行动来定义各种不同的带着对立的、往往是冲突的目标的恐怖主义者和恐怖主义”[47]。恐怖主义之所以令人恐惧，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恶”的不可预测性和无极限。没有人能够预料到恐怖行为会在哪里发生，以什么样的形式发生，对区域和世界造成怎样的伤害；也没有人能够完全看透恐怖主义为什么会发生，又会对其他暂时未被袭击或打击的地方造成怎样的影响；更没有人能充分评估恐怖主义对人类生活世界的伤害程度，也无法阻止那些潜在的不安定因素扩大或失控。它甚至构成了一种对恐怖主义的恐怖，“但或许更隐伏的是对无法控制的变化速度的恐惧，对失业造成的损失的恐惧，对资源分配越来越不平等的恐惧，害怕失去人们的日常生活环境和轨迹的恐惧”[48]恐惧是极其容易被传染的，恐惧也是极其容易被政治所利用的。就像记忆和遗忘一样，作为20世纪核心的或致命性的人类创伤，战争、革命以及恐怖主义会给今天的人类遗留下远远超出我们所知道或所能预料到的更多的思想遗产，需要我们更深入地、永不停歇地反思和修复。所以说，基于历史的教训和对未来的期望，省察创伤比反思启蒙更重要，探讨创伤记忆比梳理启蒙记忆更急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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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540135 美国社会学家杰弗里·亚历山大（Jeffrey C．Alexander）在2004年编辑出版的一本论文集《文化创伤与集体认同》中，提出了“文化创伤”的概念。“当个人和群体觉得他们经历了可怕的事件，在群体意识上留下难以抹灭的痕迹，成为永久的记忆，根本且无可逆转地改变了他们的未来，文化创伤（cultural trauma）就发生了。”[49]亚历山大把创伤界定为一种与社会道德、公共责任、文化灾难等密切相关的属性，它需要社会的集体反思和修复，也必然会对人类的集体认同产生重大影响。20世纪的文化创伤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战争记忆，而战争记忆中最核心的内容就是大屠杀和大灾难记忆，即指“记忆的创伤性遗产”。Andreas Huyssen指出，自从“二战”结束后，特别是从1990年代开始，世界已进入一个与大屠杀关联的“历史记忆的全球化”过程。他认为，“大屠杀话语的全球化”指出了“大屠杀作为一个历史创伤的普遍比喻”。因此，大屠杀“失去了它作为一个特别历史事件的指代特点，而开始发挥成为其他创伤史和创伤记忆的暗喻功能”。[50]学界对创伤记忆的研究是人类自反本能的一种体现，跨越地域差距和文化差异而共同承担历史的遗产也是全球化时代的必然趋势，“野蛮产生自文明内部”（阿伦特语），人类需要借助记忆恢复被战争和屠杀摧毁的人性，重建未来人性的道德基础。从这个角度来看，大屠杀不是发生在特定时代和特定人群中的“特殊事件”，相反，它是需要由全人类共同担负的沉重罪恶，是全世界各个国家和政治实体不得不共享的历史。也正因此，社会学家Daniel Levy和Nathan Sanaider才坚决认为，不能单单从认识论的视角来理解大屠杀，而应把它看作一种借助媒体的播散而被带入世界各个角落里的集体性事件，“在一个于不安全中寻求道德明晰的世界里，在一个令人困惑而人性流离失所的世界里，大屠杀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稳定的规则和火炬”[51]。创伤体验是不受地理空间限制的，创伤记忆也不应当受文化和民族偏见的制约。可以说，创伤记忆与具体的场所和个体有关，但在全球化的视域下，创伤记忆又可以被抽象为一种历史的符号或标志，它是一种集体记忆，没有地域和文化的限制。这也是所谓“全球化”最基本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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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540137 显而易见，对于20世纪的历史而言，创伤记忆比启蒙记忆更能体现出记忆被全球化的趋势。Daniel Levy和Nathan Sanaider把这一趋势又称为“世界性的记忆”或“世界主义的记忆”（cosmopolitan memory）：“我们观察到一个日渐明显的过程，即‘内部的全球化’，这一过程指出，全球性的关注事件能够变成地方性的本土经验的一部分，以及一个日渐增长的人类群体的道德生活世界。”[52]就大屠杀记忆而言，那些未曾经历过大屠杀的国家、民族、政府或个体能够对其进行超越边界的征用，并将其内化为自我历史的一部分，就是基于把大屠杀放在一个普遍人性的角度上来反思。采取这样普世化的角度，大屠杀就会成为全人类的集体遗产和共同的过去，全球化的语境就能真正帮助我们进入这一特殊和异常的事件，并与当前的社会需求联系起来，最终形成全球性的记忆联盟，并促成新的人类道德共同体。这个新的道德共同体不仅仅包含了每个特殊个体的感知界限或主观性，它同时也体现了一种集体意义上的文化同一性。也就是说，来自不同地域和族群的人们也许并没有共享一个创伤性的过去，但这并不影响他们作为人类的一部分，共同承担人性的苦难，并能够从这一共通的情感中找寻到对创伤性过去的一致认识。而这种共识恰恰是人类整体避免再次被伤害，并重新制定关于社会正义的规则与标准，从而支撑其共同走向未来的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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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540139 这是一种新的人类关系，人类不是出于利益和欲望原则而被捆绑在一起，而是为了抵抗不问责的遗忘、修复人性的裂痕以及基于安全、同一、信任重建人类共同体而建立联系、分享记忆和共担职责。这种新的人类关系的建立，必然要依托越来越多的公共领域、公共话语以及在此之上开展越来越多的公共行为。Christopher Dasse所提出的“世界性道德”（cosmopolitan morality）[53]以及由之而衍生的“跨界道歉”和“忏悔”都是其中之一。比较典型的如德国现任政府因为纳粹的种族清洗和屠杀而向幸存的犹太人道歉，日本部分个人和群体为“二战”时期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民众的杀戮而向幸存者的后代道歉，“文革”中的“红卫兵小将”向“文革”中受到伤害的师生道歉等。这些道歉或者跨越了代际和时间，或者跨越了地理和空间，已成为我们讨论修复创伤体验之可能性和有效性的必要题材，我对此不再过多阐释。我更想援引Daniedlle Celermajer和A．Dirk Moses在一篇讨论澳大利亚人记忆的文章[54]中提到的一个例子，来说明和强调“世界性道德”或“跨界道歉”与建构新人类关系的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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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540141 1910年，澳大利亚通过一项政策，以改善土著儿童的生活为由，规定当局可以随意从土著家庭中带走混血土著儿童，把他们集中在保育所等处。这项法令直到1970年才被废除。1997年，一项全国性调查报告说，从家人身边夺走土著儿童的政策使多达10万的土著人遭受精神创伤。报告建议政府对“被偷走的一代”（the stolen generation）做出补偿。时任总理约翰·霍华德拒绝做官方道歉。2007年，陆克文当选总理，承诺代表政府向那些土著人道歉。作者在分析这种道歉带给澳洲土著和非土著人的影响时，主要分析了两种态度。一种认为这种道歉标志着一个新历史的开端，是一种积极的政治努力。另一种态度则认为，这种道歉忽略了“文化的种族清洗”（cultural genocide），而仅有姿态和言语是不够的。姿态不能满足受害人的内心需求，言语也无法实现真正的补偿。就像Mick Edwards所质疑的：“你如何能补偿一颗破碎的心呢？”作者还提出一个问题，即补偿的尺度问题，也就是说，补偿到什么程度才能够消弭痛苦和伤害？伤害被减缓到什么地步才能算是补偿成功？不过，这个问题作者没有深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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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540143 非常明显，作者对所谓的“跨界道歉”并不认同，他甚至借用后殖民批评的角度，尖锐地提出“道歉是殖民控制的最新手段”，“道歉行为最终是一种自恋，而不是一种承认”。作者认为，在全球化的时代，这样的道歉对发展新的民主、自由、平等、正义等毫无益处，毋宁说，它的实质就是一种“结构性的种族主义”。它“维系了一种连续性，也导致了两种互相冲突的规则地位和身份的破裂”。这样的观点与提出“世界性道德”的Christopher Dasse正好相反。后者恰恰认为：“在全球化的状态下，集体行动者——包括政府和非政府的，越来越感到必须表达他们的历史性错误，并和其痛苦的记忆达成妥协。……道歉使人们有机会重构其集体自我，并在大规模的政治错误之后有机会纯化民族的身份。”[55]二者的歧义充分显示出创伤记忆对过去叙事的含混性和复杂性，也表现了在修复创伤的意图和现实过程中，不同的立场和角度决定了对未来的定位与规划也有明显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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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540145 Christopher Dasse的观点暗示了他对创伤记忆作为一种全球化话语的认同，也揭示出他意欲通过文化修复来创建一个更为广泛的记忆共同体的愿望。然而，Daniedlle Celermajer和A．Dirk Moses却认为这样的方式并不一定有效。虽然对创伤的集体修复和共同努力营造了一种貌似乐观和多元的局面，但记忆实践的政治场所和政治日程依然是与国家、地方和民族有关的，它不可能真正达到“全球化”的一统天下，并且即使真的有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价值共享和标准齐一，它也会反过来破坏原本具体而鲜活的民族或国家记忆，甚至重新回到一种不均衡不平等的、以统治者或主流意识形态为导向的记忆建构规范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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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540147 对“道歉”的争议还不仅仅如此。正如霍米·巴巴所说的：“罪愆、忏悔、道歉、真相与和解——这些重要的道德倾向和政治策略，它们力图通过公共忏悔的德行和集体反省的慰藉来超越‘转型中’民族与国家之间的血腥暴力。但对改良性的见证之伦理，则什么也没有。无论它如何真诚地追求人类‘公正’和历史正义，你都不得不面对为这样的被抢占的文化纪念遗址所创造的‘真空’——也即‘遗产的半边’，它的另一面是文化的死亡和人性的毁灭。”[56]在一些学者看来，道歉还不仅仅是破坏记忆平衡的问题，它本身就是无效的和遮蔽性的。尤其对于那些“已发出全球性回响”的文化遗产，建立一种“伦理上可靠、政治上坚定的共同体”似乎比仅仅只有道歉本身更具有一种道德的紧迫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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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540149 这样一来，“全球化记忆”的讨论最终还是回到了“全球化”上来，关注“记忆的全球化”最终也还是不能回避“全球化”与“本土化”之间的关系问题。阿莱达·阿斯曼在讨论作为全球化记忆的大屠杀记忆时，就借助表达对瑞典政府ITF项目的担忧分析了创建一个新的记忆共同体的局限性。她说：“在欧洲，犯罪场景本来不仅仅依靠保存在博物馆、档案和纪念碑里的文件与遗址，还固着在城市、场景、村庄、地方组织、公司和家庭里。但随着ITF意欲创建一个广泛的记忆共同体的总体规划的深入，要求有共享的社会价值、标准的教育工具和一个共同的政治日程，许多地方的独特性和记忆都被省略掉了。不管一个共享的记忆多么值得欣赏，在欧洲，关于斑驳陆离的欧洲经验和视角的历史记忆正为一个被统一的、失去地方联系的记忆所遮蔽。”现在我们都能够认可，“全球化的记忆”并不是一个伪命题，尽管围绕这一概念的界定和使用引发出西语学界的争论乃至一系列悬而未决的问题，但建立在个体意识活动基础上的记忆是可以被建构为一种全球化的、世界性的普遍话语的，“全球化”和“记忆”概念的叠加和融汇是完全有效的。而一个个体的和集体的记忆要转化为国家记忆或全球化记忆，必须“要有政治抉择、官僚机制、组织网络和妥善的资金”；[57]反过来说，如阿莱达·阿斯曼所担心的那样，国家记忆或全球化记忆也很有可能在同样条件的支持下，遮蔽或掩盖个体的和集体的记忆。这里面包含了两个方向相反却相辅相成的论证过程：其一，个体记忆演化或被建构为一种集体记忆（全球化记忆）。其二，全球化又影响到个体对记忆及身份的重塑。有关身份与记忆之间的关系，我们在后文中还会详细论述。在此，我只想借助一个相关问题来理解这两个过程，即：所谓全球化始于何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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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540151 对此，美国学者霍米·巴巴有一段非常精彩的论述，他说：“我想提出全球化一定始于一国内部的观点。要想公正地衡量全球进步，我们需要首先评估全球化的国家如何处理‘内部分歧’——本地层面上的多元化和再分配问题，以及地方少数人群的权利及参政问题。”[58]也就是说，全球化始于地方化和本土化，这个概念首先包含作为全球化进程具体实施者的特殊性和特定性，然后才是身份意义或文化意义上的包容性。这恐怕才是全球化之“去中心化”特点的初始含义。而全球化记忆之所以可能，也正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始于本土的世界主义（本土世界主义，Vernacular Cosmopolitanism）的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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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540153 就像上文所讲到的启蒙记忆和创伤记忆，对于一个具体独特的个人而言，这些记忆的构成可能就是某些事件、某些场所和某些人，进而包括某种生活方式或习惯、某种情感经历或精神体验，但随着对记忆的叙述和传播，以及各种社会力量对记忆的征用和支配，记忆就会逐渐脱离具体独特的个人本身，上升为某些集体或群体的职能、工具甚至目标。个体的记忆通过政治活动、社会习俗、媒介传播以及共通共享的感性生活与集体的历史交缠在一起，而以集体为单位进行的经济、贸易、政治、军事、能源等活动又推动了个体记忆的集体化。在全球化的时代，记忆被无限地丰富了，记忆的民主化倾向也渐趋明显，记忆成了日益开放的、可交流的文化系统。对于一个个体而言，当面对他人的历史、现实和文化（尤其是创伤体验）时，他能够自觉摈弃或超越自己归属于某个国家、某个民族或某个阶级的有限的身份属性，而把自己放在一个更大的群体中，从全人类文明的角度来理解他人的记忆，进而反思自身的文化。而对整个世界而言，全球化的记忆也因此具备了转化为本土经验的可能性，以国家为单位，甚至跨国的记忆同盟正在形成，与记忆相关的遗忘、忏悔、反思等问题也越来越被作为全球化的话语而受到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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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540155 我们不否认，在全球化记忆形成的过程中，也许依然存在一个记忆霸权的问题，因为“全球化”并不意味着绝对的平等和民主，在以资本扩张、政治强权、技术优势以及军事实力等为依托而渐演渐烈的现代化进程中，“全球”依然是一个需要不断被“去中心化”或“解霸”的过程。而学界也始终有股力量在警惕或防止把记忆当作新的殖民手段。“全球化”是记忆研究的新契机，但也许正是“全球化”把记忆研究引向了一个更复杂的境地。在开始进入这个问题之前，厘清全球化的来龙去脉，梳理全球化与记忆之间的多层次关系，也许有助于我们开展深入的记忆研究，并加深对历史和自身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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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540157 [1] ［英］马赛厄斯·柯尼希-阿奇布吉：《前言：全球化和对管理的挑战》载于［英］戴维·赫尔德等：《驯服全球化》，童新耕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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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540159 [2] ［美］罗兰·罗伯森：《全球化：社会理论和全球文化》，梁光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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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540161 [3] ［美］罗兰·罗伯森：《全球化：社会理论和全球文化》，梁光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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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540163 [4] ［英］齐格蒙特·鲍曼：《全球化人——类的后果》，郭国良、徐建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11—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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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540165 [5] 转引自［英］威廉·乌斯怀特、拉里·雷：《大转型的社会理论》，吕鹏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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