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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碎片：我们如何构建自己的过去 第6章 需要协商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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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儿雅典娜7岁时，我们回到悉尼，重新游览了她在3岁那年的假期已经熟悉了的一些地方。我以为对她来说，最能勾起回忆的一些提示线索，比如悉尼海港大桥和悉尼歌剧院的壮观景象等，实际上却几乎没能让她联想起过去的情景。相反，雅典娜回忆了一些奇怪的、琐碎的细节：我们去蓝山山脉旅行时，在她自己住的酒店房间，她发现一扇连通门打不开了，原来是被暖气片挡住了；有一个下午，我们去海滩玩，结果她把巧克力冰激凌弄得满身都是。我记得当家人告诉我关于女儿的这些时，我在想，这些古怪的记忆碎片，马上就会被雅典娜遗忘了。它们很惹人喜欢，令人无法预测，而且透露了我和女儿之间的距离。它们还告诉我，她在以不同的方式解读自己的经历，对我来说重要的事情，对她来说并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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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诗人柯勒律治（Coleridge）称它们为“没有价值的稻草”，并且对下面这个事实感到遗憾：这些碎片“应当随风飘浮，而那些珍贵的记忆，也就是比戈尔康达[1]和墨西哥的所有金矿都珍贵一万倍的记忆，应当由不知名的港湾吸收到某些无人知晓的深渊中去。”当然，碎片记忆并非一文不值；我们大多数人十分珍惜，尽管有时候难以知道它们是什么意思。相信弗洛伊德学说的人可能告诉你，这些无伤大雅的画面是“屏蔽记忆”，用来屏蔽关于我们早期人生的痛苦的真相。例如，我那段推着玩具叉车的记忆，可能就是我早期的精神性欲中某个被压抑的片刻的屏蔽记忆。现代大多数记忆研究人员会低估这种解读。他们坚称，早期的记忆之所以是碎片式的，是因为它们还没有机会整合到一个有组织的记忆系统中去。如我们已看到的那样，对于这一点，原因是多方面的；在自传体记忆开始运转起来之前，需要准备好许多系统。但即使是柯勒律治的“没有价值的稻草”的说法，也能给我们提供一些观察各种因素的线索，那些因素在这个过程中可能极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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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说的关于7岁的雅典娜对悉尼的记忆的事情，正是记忆研究人员一直在探讨的。这些时刻之所以被组织起来，因为它们自始至终是和其他那些听说过这些事情的人们交谈的主题。暖气片挡住了连接门的事情，发生在我们到澳大利亚看望雅典娜的外公外婆期间，他们带着她到了蓝山山脉，而我去了别的地方。冰激凌的事情，是我们全家到德威去远足时发生的，那里是悉尼北部的一片海滩。对这些有趣的事件，我们可能在闲聊的时候多次说起过（正如许多更加令人伤痛的事件一样），因此，雅典娜有许多机会将它们整合到记忆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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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孩子们愿意谈起他们很小时候发生的事情。例如，雅典娜还在蹒跚学步时，就提到过在她的生命中很久远的过去发生的事情。18个月大的时候，她在一次打电话给妈妈时，向妈妈准确地回忆了几星期前去看望她的教父瑞特的情形。她似乎对自己在火车上向瑞特告别时的情景尤其记忆深刻，她当时说，“瑞特—火车—再见！”在那之后的两个月，雅典娜仍在念叨着教父随身带着的、挂有一只绒毛鸭的帆布背包。有一次，在她快睡觉时，我们问她想看什么书，她说道：“哔啵！”指的是她最喜欢看的一本纸板书。随后，她告诉我们：“书打到脸了。”原来她是在回忆两个月前发生的一件事，她当时手里拿着那本纸板书，不小心跌了一跤，脸刚好碰到书上，摔得很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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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系统的研究，支持着这些轶事趣闻般的观察。研究人员发现，对大多数孩子来讲，第一次引用自己的往事，通常发生在大约1岁半以后。2岁的孩子能够简单地回答父母对过去发生事情的提问。在适当的支持下，他们可以追忆自己生命中久远的事情（大约半岁甚至不到半岁的时候）。这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悖论：即使孩子们还没能正确地记住往事，他们也愿意谈论往事。他们也许出现遗忘的现象，但在谈论过去的事情时，他们不会害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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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更加仔细地研究自传体记忆的运行时，上面的这条悖论似乎又不那么自相矛盾了。学步儿童不存在遗忘；如果能够以那种方式描述的话，他们的问题在于：在组织自己的自传体知识的时候还不够熟练。如今，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这种组织能力的提升，实际上是社交过程的一部分。人们曾对孩子与父母之间进行关于往事的交谈开展过一系列研究，得出了一些最显著的成果。例如，父母亲在那些交谈中采用的方法各不相同，有些父母通过提供一些导向性的信息，抓住机会详细阐述交谈的主题，比如关于位置和交谈中涉及的人物细节等，然后评估那些信息，并强调发生的事情在情绪上的重要性。另一些在交谈中不那么煞费苦心的父母，往往更注重事实。反过来，如果孩子的父母是前面的那种，也就是会抓住机会详细阐述交谈主题的父母，那么，在儿童期的稍晚时期进行测试时，与后面那种父母的孩子相比，这些孩子往往能够更加细致地讲述他们自己的记忆。最近一项研究表明，父母在交谈中煞费苦心地详细阐述，对孩子产生的效应可能是持久的。在幼儿园时期，如果老师和家长采用这种详细阐述的谈话风格，这些孩子往往比那些只是反复强调事实细节的父母们的孩子，能够产生更早一些的记忆。父母和孩子进行某种特定的交谈，似乎可以将孩子的过去更深地镌刻在他们的脑海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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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孩子每天晚上睡觉之前，莉齐和我经常试一试这种方法。孩子们还不到5岁时，往往能够进行自己的自传式叙述。对西方的孩子来讲，经常在父母的支持下进行这种交谈，是很常见的事情。我们和孩子们玩一个叫作“今天做了什么”的游戏。在孩子们睡觉之前，和他们探讨一天中发生的事情，并鼓励孩子在叙述中提供一些细节。这是一个社交的过程，在我们的帮助下，孩子们的记忆得到深化。从某个方面来讲，这是另一个版本的讲故事时间，但我们经常为自己讲一些关于我们自己的故事。这是我们创造家庭神话故事过程的一部分，同时，也确保我们能记住那些匆匆逝去的岁月中的点点滴滴。即使是现在，孩子依然觉得，如果偶尔举行这样的仪式，会感到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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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让孩子记住过去，你要讲一个关于过去的故事。在他们回忆那种记忆的过程中，你需要再讲故事。并不一定总要讲同一个故事，因为讲故事的人并不会总想达到同样的目的。记忆要与当前的需要相一致，同时，还要尽可能使已经发生的事实保持真实。在讲故事的过程中，要融入新的观点，包括那些可能与最初的故事没有任何关系的信息。孩子们的故事讲得越好，记忆也就越牢固。但是，他们的记忆系统更有可能受到扭曲的影响，因为那个系统可能会掺入其他的事实，并且让孩子们觉得，那些掺入的事实就是那种记忆中的一部分。正如弗吉尼亚·伍尔芙指出的那样，一些涉及早期的片段记忆的事情，是格外纯真的，这些碎片记忆是从那些最终在他们脑海中会慢慢淡化的主体信息中分离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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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记忆变得越来越有条理，它也变得越来越可靠。记忆的痕迹越深，也就越能与其他记忆区分开来，而且也越有可能和其他那些关于自我的信息整合在一起。这些特点会越发突出，使得记忆成为人们自身的体验中显著的、持续的一部分。类似这样高质量的记忆，和其他的信息来源更好地整合在一起，也就越容易回忆起来。但自相矛盾的是，它们也有更大的可能与实际上已经发生的事情脱节。随着记忆给这个世界留下更多碎片和没有整合的情绪，它会越来越容易受到扭曲的影响。如果有更多的记忆变得井井有条，那么，它们也就变得越来越飘忽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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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爷爷菲利普总是说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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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儿子艾萨克正在网上买东西。他从假期里得到的零花钱中节省一些下来，购买了一个新的任天堂游戏，我想帮他算一算，如果只有几个星期的零花钱，是不是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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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大姐姐开始掰着手指，问自己三个问题：“我想买吗？”“我需要买吗？”以及“我买得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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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确定我的父亲买东西的时候，是不是总要满足这三个条件。但他给孩子们分发零钱时所秉持的准则，已经成为孩子们自己决策过程的一部分，也就是说，大多数时候，只要孩子们有需要，他都会尽量满足。孩子们知道，这是他的准则之一。他去世十多年了，没来得及见到他的孙辈们出生，包括雅典娜和艾萨克，以及他们两人的表姐妹露西和安娜贝尔。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越来越想知道，这些孩子要怎么去了解他，我自己要怎么谈论他，以及对一个已不在世上的人的记忆进行谈判，要怎样来分清对和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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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他的记忆并不是那么栩栩如生。作为家人，我们和他在一起的时间并不长，留下的照片也不多。父亲去世时，数码照片和视频还没有普及。和我的孩子谈论他们爷爷的有趣发音，意味着对他们来说，爷爷比照片中的形象变得更真实。这使得孩子们能够了解爷爷的一些生活片段，以便将他融入他们的世界观中去。关于我父亲在酒店和餐馆中一些义愤填膺行为的故事，以及他在想喝酒时耍的一些不易察觉的小伎俩，让孩子们觉得他的形象变得更加真实。我想让孩子们记住这个充满深情、稍显脆弱、时而固执己见的人，即使他们并没有同时在这个世界上生活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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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确定，这是一种没有害处的想法。对已过去的事情的悲伤和懊悔，以及对已实现的目的的自豪和喜悦，所有这些情绪交织在一起，有助于我去弥合代际之间已经断裂的情结。我想，我不是唯一一个试图在孩子们心中植入他们已故祖父母的记忆的父亲，或者更悲伤的是，植入对已故的父亲、母亲或兄弟姐妹的记忆。但我感到有些不安。我在主动操纵着他们对往事的回忆，篡改着已经随风飘散的过往岁月，对这些，我本应什么都不做的。在父母们必须做出的所有阴暗选择之中，很少有人研究过这样的选择。即使能够以此种方式在孩子们心头植入一种记忆，那么，它应当是什么样的呢？是真诚的、不加丝毫掩饰的描述，让逝者在孩子们心中留下不完美的形象吗？另一些对已故家人的遐想，可能太过美好，因而显得不真实：在模糊的记忆中，太多的时候，奶奶们只会紧紧地抱住孩子们，然后烘出精致的蛋糕。在依恋研究中，以这种方法来将过去的关系浪漫化，其实是掩藏那些关系出现重大失误的一个标志。在我们回忆已经故去的人们时，诚实似乎是最健康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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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得问，我在要求孩子们记住哪种本质。有时候，他们听我说一些这样的话：“你们不能亲眼看到你们的爷爷，并不意味着爷爷不爱你们。”这就好比关于他已经去世的细节，并不是他们了解他的障碍。我在要求孩子们与他们看不到或听不到的某个人建立起关系，那个人从来没有在放学时接过他们，或者陪他们去看过板球比赛，而圣诞老人则至少每年带着礼物来看他们一次。这里的区别是在于，爷爷菲利普曾经存在过，有一些文档可以证明。孩子们可以看到他的照片，还有一些他年轻时的视频。他们知道他曾经活着，而且不是以那些想象中的童年伙伴的方式活着。他留下了有文档记录的痕迹，就像恐龙一样。他是一个可以验证的角色，留下了自己曾经活着的证明，而牙仙[2]却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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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们怎么解读这样的事实：一个曾经活着的人，可能以这种方式（即肉体和灵魂全都在世界上消失）来结束在这个世界上的存在？发展心理学家保罗·布洛姆（Paul Bloom）曾坚持认为，年幼的孩子是“二元论者”，往往把灵魂与肉体当成独立的本质来对待。他们会认真对待死亡在相对早期的生物学事实（死去的家蝇和沙鼠扮演着它们的病态角色）。不过，一个人既是灵魂，也是肉体，当肉体死亡时，人们就会提出一些关于他们非物质部分的问题。实际上，那些理解了生物学上死亡的孩子，也很相信人在死亡之后依然会继续发挥某些心理上的作用。在一项研究中，大多数的学龄前儿童会推理，一只死去的老鼠将会继续思考和感觉它是如何被杀死的这一事实。在西班牙的一项针对小学生的研究中，11岁的孩子们听别人讲述了一位爷爷去世的故事，都觉得那位爷爷在死去之后仍然继续着心理活动，尤其是当讲故事的研究人员将故事放在宗教的背景中时。孩子们对来世的特定形式的相信，是由他们的文化塑造的，但相信死去的人依然活着，似乎很大程度上是发自内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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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他们确实需要回忆已故者时，死亡可能对孩子们的思考过程产生有趣的影响。雅典娜3岁的时候，我们告诉她，她将有一个弟弟或者妹妹。但当我妻子不慎流产、妊娠终止时，雅典娜的想法转向了她已去世的爷爷的命运。她曾听我说起过爷爷，并且看到我在他去世的周年纪念日祭奠他。她可能开始思考，这个可怜的老爷爷到底发生了什么，并且以这种方式解读那个还没来得及来到这个世界上的小生命到底发生了什么。艾萨克是我妻子在流产之后再次怀上的孩子，他总是对超自然的事实更感兴趣。他告诉我们，天堂里到处都是飞龙，如果到了天堂，“你不可能死”。如果发展心理学的观点是对的，那么，他对超自然的存在和空间痴迷不已，因为他和所有孩子一样，往往从灵魂和肉体两个方面来思考人类。我们一家人不相信宗教，于是，艾萨克自己发明了上帝，而不是让那种上帝的观念强加于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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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告诉孩子们，爷爷菲利普正在天上看着他们，可能不至于与他们自己的理解那么不相容。但我意识到，我并不满足于只让他们知道关于他的事实，并且把他当成一个抽象的存在来爱。我希望他们记住他：不仅记住照片上的那张脸，而且把他当成一个活着的、会呼吸的、能讲话的人来记住。菲利普就是孩子们自传中的一部分，我希望将来孩子们讲述他们自己的人生故事时，他们的爷爷也是其中的一个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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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自己正在做的事情的心理机制深深着迷。难道在心中植入某个你从不认识的人的记忆，实际上真的可能吗？它有没有可能变成一个栩栩如生的体验时刻，是那种可以作为个人记忆而珍藏的、并且无穷无尽反复再现的经历？严格地讲，你应当不能对自己实际上并没有经历过的事情产生这种第一人称的、身临其境的记忆。但不论什么时候，自传体记忆原本就是以这种方式运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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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的原因，应当容易察觉。当你形成一种记忆时，不会简单地在心理上“录制”一段关于那件事情的DVD，等到回忆的时候再将它回放。记忆是一些结构，是在当前这一刻构筑的；它们本身并没有通向往事的直线。如我们已看到的那样，自传体记忆包括内侧颞叶回路（包含海马体及其邻近的皮质区）与前额皮质的控制系统之间的密切协同。感官记忆的片段是从大脑的感官皮质回忆起来的，并且与关于记忆的事情的更加抽象知识的表征相融合。随后，整个的这种融合，根据当前的需要来重新组装。它是一个主动重新构建的过程，使得记忆很容易受到扭曲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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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童年时期，当自传体记忆的组成系统仍在渐渐成熟时，自传体记忆甚至更加脆弱。来自童年早期的第一次讲述的结构不可思议地生动鲜活，但事实证明，它们也并不可靠，特别容易受到那些没有经历过的事情的表征的影响，比如别人讲述的故事、别人的照片以及活动影像，等等。当你和孩子一起观看一段家庭自制影片，并且问孩子：“你记得我们去动物园的那一天吗？”此时，孩子会把正在播放的影像吸收到对那一时刻形成的记忆中。孩子们难以监测信息的来源，使得他们难以分辨哪些部分源于“真实”的记忆，哪些部分是在事情发生之后通过其他途径表现的。我们难以想象，那些通过照片或影像来强化的回忆，不会影响到孩子们随后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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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来讲，我的孩子们很可能在编辑一系列的记忆时，将他们对祖父说过的话的了解与他们收集的关于祖父的可视影像结合起来，并最终对祖父形成了生动逼真的“记忆”。据推测，任何一种这样的结构，与我对父亲的父母的粗略记忆相比，都是差不多“真实”的，或者和我的孩子们在四五岁之前对我父亲的记忆相比，同样也差不多“真实”。事实上，12年来，我怀疑自己的回忆是不是如此值得信任。也许我自己的记忆实验室一直在向我灌输着有问题的输出，用那些构筑的经历来欺骗我，那些经历本应作为某种特殊的个人故事而被珍藏，而不是作为关于事情到底是怎样的客观“真相”来被珍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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