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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荣耀：是什么让我们独一无二 [:1701545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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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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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有着兔子的道德，懒汉的性格，鸭嘴兽的脑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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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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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dd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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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电视剧《蓝色月光》（Moonlighting）中角色，斯碧尔·谢波德（Cybill Shepherd）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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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个火星人现身，和你一起看晚间新闻，要让他相信咱们人类并不是天生暴力、不讲道德、别有用心，恐怕要给他灌下不知道多少瓶烈酒。新闻上的坏消息没完没了。它可能会以本地罪案开头，什么拦路抢劫啦，入室行窃啦，凶杀啦，家庭暴力和市政厅里的闹剧啦；接着开始报道伊拉克人质遭到斩首，非洲发生饥荒，艾滋病泛滥，非法移民的困境，如此等等。“老天爷啊，”火星人兴许会说，“你们这个物种可真是个悲剧。”那么，真是这样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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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上差不多有60亿人口，这60亿人口多多少少都得在一起相处。这是否意味着所有的60亿人全都相处融洽呢？要是我们假设只有1%的人是这样那样的害群之马，这就意味着有6000万人在给其他人制造麻烦。这么多坏蛋已经够瞧的了，可要是坏人所占的比例是5%，全世界的捣蛋鬼就有足足3亿了。晚间新闻的素材随处可见，并且出于某种原因，我们总是想听问题，而不是人类状况的欢乐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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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来，我们就忽略了一个令人吃惊的事实：至少有95%的人相处融洽，拥有某种指引人类穿越社会迷宫（或日常生活的纷繁复杂）的共同机制。记得有一天，我跟女儿走在北京的一条小街上。导游们一般会带我们走天安门广场旁宽阔的林荫大道，这些街道极为宏伟，合乎比例。可当我们走上小路，想体验一下当地购物的风情，立刻被那里的人口密度吓了一跳。再加上我俩个头太高、态度举止又跟当地民众迥然不同，这也挺叫人惊诧的。但更令我们吃惊的是：我们迅速适应了周围的一切，几分钟之内，我们就融入了人流和环境。所有的一切——不管是过马路还是买东西，都变得轻松又自然。我在纽约的运河街碰上过比在北京更别扭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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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是一个喜欢杀戮、欺骗、偷窃和辱骂的物种。碰上悲剧或紧急事件，我们会义无反顾地挺身而出。事实上，紧急救援人员（比如搜救巡逻队员）必须专门接受不做英雄的训练，以免为了援救他人而冒不必要的风险。士兵上战场前要被狠狠地打气，才能放手杀人。军队里的豪饮不是为了缓解痛苦，而是为了解除抑制，如此方能执行可怕的任务。那么，为什么我们基本上是一种善良的动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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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喜欢把自己看作理性生物。我们喜欢这样认为：碰到一个问题时，我们能发明出一系列解决方法，提出正反意见，逐一进行评估，然后判断哪一个是最佳选择。毕竟，理性是人类与“动物”的区别所在。但我们选中某个解决办法，真的是因为它最合理吗？在你列出备选清单，向朋友征求意见时，为什么你的朋友会对你说：“何不听从心灵的召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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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临道德抉择时，是我们的理性自动站出来做了选择么？还是我们的心灵、直觉首先做出了判断，随后理性才出来找原因呢？我们有没有一套道德信念为理性打基础呢？如果有，它从何而来？是来自内心的直觉，还是来自外部的意识？我们是带着一套标准的道德本能下的流水线吗？又或者，道德是我们从零配件市场上单独挑选的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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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这些问题，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们已经争论了几个世纪。柏拉图和康德认为，在我们的道德行为背后有着有意识的理性。休谟主张，人类对是非对错有着即刻的情绪感受。直到最近，所有人都只是围着这些观点缠斗，拿不出具体的证据，但现在情况有了变化。凭借目前的研究技术，我们能够解答好些此类问题。接下来，我们将更深入地探讨直觉自我，以及它对我们的道德决策有什么样的影响。我们会看到，我们其实有着运行特定伦理程序的硬件；我们还会看到，这些伦理程序注重的是哪些事情。我们将了解到，我们的社会化世界如何对它们进行塑造，又如何将其中的一部分变成了只在特定文化中被接纳的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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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有运行道德程序的硬件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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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让我给你提一个道德困境问题。这道题是研究人员专门设计的，用来证明我们的直觉道德判断。美国弗吉尼亚大学一位非常聪明的心理学家——我们在第3章提到过的乔纳森·海特，把一个挑衅性的问题放到了学生们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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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莉和马克是姐弟。大学放暑假时，他俩一起到法国去旅行。一天晚上，两人待在海滩边的一座小木屋里。他们想，要是试试做爱的话，一定很有意思。至少，对两人来说，这都是一次全新的体验。朱莉早就在服用避孕药，可为了保险，马克仍然用了避孕套。两人都喜欢性爱，但他俩决定，以后再不跟对方发生关系了。这天晚上会成为两人之间的一个特殊秘密，这让两人感觉更为亲近了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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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特问学生们，他们俩的做法可以接受吗？这个故事的用意就是唤起人的内心本能和道德直觉。大多数人会说，这是错的，很恶心。但海特早在实验开始之前就知道这一点。他想挖掘得更深入一点，找出我们都做出这种判断的根本原因，如果有的话。所以，他催促学生道：“告诉我为什么。你的理性大脑是怎么说的？”毫不出奇，许多学生回答，近亲交配可能会导致婴儿畸形，也可能伤害到当事人的感情。但你应该记得，故事里的姐弟使用了两种避孕方式，因此意外怀孕的选项应该可以排除掉。而且，故事还告诉我们，两人并没有受到情感伤害，反而变得更为亲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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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特告诉我们，大多数学生最终会说：“我不知道，我没办法解释，我只知道这是错的。”但倘若说这是错的，你又没法解释为什么，那么它到底是理性判断还是直觉判断呢？是父母、文化或者宗教教给我们“跟亲生兄弟姐妹发生性关系在道德上是错的，因为它可能会带来畸形婴儿”这条理性规则的吗？还是有什么硬件知识库让我们难以判断何为理性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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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伦禁忌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我们在上一章说到人类共性，乱伦禁忌就是其中之一。所有的文化都有乱伦禁忌。1891年，爱德华·韦斯特马克（Edward Westermarck）提示了它的起源发展。他提出，由于人类无法光靠眼睛自动辨别出谁是自己的直系血亲，于是演变出一套阻碍乱伦的内在机制。这种机制让人没兴趣甚至反感跟从小玩到大的伙伴发生性关系2。大多数时候，这足以阻止乱伦。这一规则预测，一起长大的童年玩伴和堂表亲戚，同直系血亲一样，都难得结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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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的集体农庄为这一想法提供了支持证据3。在农庄里，没有亲戚关系的孩子们被集体抚养长大。这些孩子会结下终生的友谊，但彼此结婚的很少。中国台湾还流传着一种叫作“童养媳”的古老传统，它为上述理论提供了更多证据。所谓童养媳，就是一个家庭从小抚养一名女孩，等女孩长大了，就嫁给本家的儿子。这种婚姻往往没有子嗣，因为伴侣们觉得彼此在性方面没有吸引力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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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人类The Science Behind What Makes Us Uniq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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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威夷大学（University of Hawaii）的进化心理学家黛布拉·利伯曼（Debra Lieberman）在这些发现上做了扩展5。她不光对与乱伦、互惠利他相关的亲缘识别感兴趣，还想探讨个人乱伦禁忌（和我的姐妹发生性关系是错的）如何变成了普遍性的反对（任何人乱伦都是错的）。这源自父母或社会，还是源自个体内部的本能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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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让研究对象们填写一份家族问卷调查，接着给他们看一份包含了19种他人行为的清单（如兄弟姐妹乱伦、虐待儿童、吸毒、谋杀等），要求按违反道德的轻重程度排序。她发现，只有一个变量能显著预测受试者对他人乱伦行为在道德上错得有多厉害的评价，这就是受试者在童年和青少年时期有多长时间跟异性兄弟姐妹同住一个屋檐下。跟异性兄弟姐妹住在一起的时间越长，就越认为他人乱伦罪无可恕。它不受血缘关系的影响（兄弟姐妹可能是领养的，也可能是远房的），不受父母、受试者自己或其同辈对性行为的态度的影响，不受性取向的影响，也跟父母维持婚姻关系的时间长短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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