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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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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活动往往感觉像一个内在议会。思想和感觉激烈地争夺着控制权，仿佛双方都是充满谋略的代理人，目标是接管你整个人。我们的心智代理人相互之间也采用似是而非的战术策略吗——自缚双手、末日武器、与第三方不可违背的契约？这个类比不太完美，因为自然选择设计的是人参与竞争，而不是让器官，包括心智代理人去参与竞争；整个人的利益才是至关重要的。但一个人可能会有多个目标，比如食物、性、安全，而这需要在心智代理人之间根据不同的优先顺序和各自的专长进行劳动分工。代理人受到一种联盟关系的制约，使整个人在一生的时间内长期受益，但从短期而言，代理人可能以欺诈的策略相互角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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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控制是心智各部分之间确定无疑的策略争斗。谢林观察到，人们用来自我控制的策略和人们用来控制他人的策略是可以互换的。你怎样防止你的孩子在睡梦中抓挠他的荨麻疹？给他戴上手套。你怎样防止自己在睡梦中抓挠你的荨麻疹？给自己戴上手套。如果奥德修斯没有塞住他同船伙伴的耳朵的话，他们自己也会塞上的。那个想要苗条身体的自我在能够控制的恰当时刻扔掉了巧克力蛋糕，从而胜过了那个想要甜食的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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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们也会对自己使用似是而非的策略。取得控制权的代理人曾一度做出让整个身体放弃选择自由的主动且不可撤回的牺牲，从而在长期得以随心所欲。这就是关于自私的基因和末日武器令人沮丧的讨论中的亮点。社会生活并不总是等同于全球核战争，因为我们具有未来远见的那部分自我在控制身体时，能够为其他时刻的身体考虑主动牺牲选择的自由。我们签署合同、提交法律裁定，将我们的声誉与对朋友和伴侣的公开忠诚宣言相联系。这些不是为了击退其他人的策略，而是为了击退我们自己那部分黑暗自我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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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人的头脑中的争斗还有一个推测。没有人知道悲伤是为了什么，如果他有目的的话。很显然，失去爱人让人悲伤，但为什么会令人如此悲痛欲绝？为什么这种令人脆弱的痛苦使人不吃、不睡、免疫力降低，甚至无法继续生活？简·古多尔（Jane Goodall）描述了一个年幼的黑猩猩弗林特在深爱它的母亲死后变得情绪低落，最后自己也死了，仿佛是死于心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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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认为，悲伤是一种为重新评估而强制实行的中间插曲。生活永远不会相同，所以人们必须花时间来计划如何应对这个被颠覆的世界。或许悲伤给了人们思考的时间，去思考他们的一次过失可能会带来死亡，所以他们应当如何在今后更加小心应对。这种说法或许有正确的地方。亲人的亡故使人们认识到，每当他们发现要修改一个既定的习惯，比如多摆放一副餐具或是购买两个人的日常食物时，他们都会再次感到锥心的痛苦。责备自己是一种常见的症状，然而悲伤的痛楚使得从长计议更为困难，而不是更容易。而且，悲伤作为一项有用的策略太过极端且持续时间也太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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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写道：“要让放任的心智学会逐渐对自然的东西感到奇怪，这样它才会去询问‘为什么’人类的本能行为会如此这般。”尽管这对科学家来说非常在理，但“为什么我们会悲伤”这个问题从常理来看却颇为古怪。如果你对某人的死不感到悲伤，你怎么可能在他活着的时候爱他的呢？这在逻辑上是可能的，但在心理上似乎是不可能的；悲伤是爱的另一面。答案可能是：或许悲伤是一种内在的末日武器，一旦关闭便无意义，而只有在作为一种威慑力时才有用。哪些父母没有曾因想到失去孩子的恐惧而夜不能寐？或是一想到孩子故去或丢失的可怕情形，自己就担心得要命？这些想法都是有力的提醒，让我们保护和珍视所爱的人，纵然还有许多其他的需求需要人们去花时间和思考。像所有的威慑力一样，悲伤只有在确定和可怕的情况下才会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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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真话的撒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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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作家杰尔姆·K.杰尔姆（Jerome K.Jerome）曾说过：“讲真话总是最好的策略，当然，除非你是一个极其出色的撒谎者。”要成为一个出色的撒谎者很难，即使是出于你自己的意愿，且谎言只有你才能验证。意愿来自情绪，情绪则根据演化体现在脸部和身体上。除非你精通斯坦尼拉夫斯基的方法，否则你很难伪装情绪；事实上，很可能正是因为情绪难以伪装，所以才能演化而来。更糟糕的是，撒谎是很有压力的，而焦虑也有它自己的蛛丝马迹。它们是测谎仪的理论依据，人们也演化成了谎言检测者。于是就有了这个恼人的事实：一些论断能在逻辑上推导出另一些。既然你所说的总有一部分是真实的，你就总是处于暴露自己谎言的危险之中。正如印第绪谚语所说的，撒谎者一定有很好的记忆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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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里夫斯将他的情绪理论推演出了逻辑性的结论，他指出，在满是活人谎言监测器的世界中，最佳策略就是自己相信自己的谎言。如果连你都不认为它们是你的意图的话，你不可能泄露你的隐藏意图。根据其自我欺骗理论，有意识的心智有时对自己隐瞒事实比对别人隐瞒得更好。但真相依旧是有用的，所以它应当在心里的某个地方做个记录，与同别人相互作用的那部分隔离开来。这与弗洛伊德的无意识和本我的防御机制理论（如压抑、映射、否认和理性化）有明显的相似，尽管两种解释完全不同。乔治·奥威尔（Gecoge Orwell）在《1984》中这样说：“统治的秘密是将对自己绝无过失的信念和从过去错误中学习的能力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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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科学家迈克尔·加扎尼加[18]（Michael Gazzaniga）证实了大脑欣欣然地编织着对其动机的错误解释。裂脑患者的大脑半球被手术切断连接，以治疗癫痫。语言回路在左脑，而左半边视野被记录在割裂的右脑，所以裂脑人能够讲话的那部分意识不到他的左半边世界。然而患者的右脑仍然是活跃的，能够执行左边视野中呈现的简单命令，如“行走”或“笑”。当患者（事实上是患者的左脑）被问及他为什么走出来时（我们知道这是对呈现到右脑指令的回应），他会有创意地回答：“去拿杯可乐。”当被问及他为什么笑时，他说：“你们这些人每个月都来测试我。这种谋生方式真不错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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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虚构正将我们一览无余地呈现出来，这并非巧合。社会心理学中差不多有几百个实验都证实了这一点。滑稽演员加里森·凯勒（Garrison Keillor）这样描述杜撰的沃伯根湖社区：“那里的女人都很强壮，男人都很英俊，所有孩子的素质都在平均水平之上。”确实，大多数人都宣称，他们在任何你提到的正面特质方面都超过平均水平，无论是领导能力、精明程度、运动技能、管理能力，甚至驾驶水平。他们通过寻找那些特质中可能确实表现不错的某个方面来使自夸显得合理。开车慢的人说他们在安全性方面超过平均水平，开车快的人说他们在反应能力方面超过平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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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一般地说，我们会在自己如何仁慈和高效方面欺骗自己，这种结合被社会心理学家称为“益效”。当被试在进行由实验人员暗地操纵的游戏时，他们将自己的成功归因于自己的技能，将失败归咎于运气不佳。当他们在一个假装的实验中被骗而以为自己在向另一个被试实施电击时，他们会贬损受害者，并暗示受害者理应得到惩罚。所有人都听说过“减少认知失调”，意为人们会发明一个新想法来缓解内心中的某种冲突。例如，如果一个人已同意向其他人推荐某项任务可以得到微薄的报偿，他会回忆他很享受一项令人乏味的任务（如果这人被诱使去推荐这项任务以换取不菲的报酬，他则准确地回忆出了这项任务很乏味）。正如最初由心理学家利昂·费斯廷格（Leon Festinger）所发现的，认知失调是一种无法解决的感受，它源于人们自身信念的不一致。但这是不对的：“任务很乏味”的提法与“我受到压力而撒谎说这项任务很有意思”的提法之间是没有冲突的。另一位社会心理学家艾略特·阿伦森（Eliot Aronson）将其明确地表示了出来：人们篡改自己的信念只是为了减少与“我是好人，也能够自我控制”的论断的冲突。当你能够找到一些鲜明的证据，证明你并不是和你想让别人感受到的那般仁慈而有效力的时候，认知失调这种感受就会被激发出来。随之而来的那种想要降低失调状况的渴望，就是一种迫使你去重新找到一种自圆其说的故事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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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我们对自我欺骗也会感到模糊。什么时候一种负面的评论会让我们如芒在背，有切肤之痛，撞击着我们的神经？当我们的一部分知道那是事实的时候。如果我们的每个部分都知道它是真的，这个评论就不会让我们难受了，它就是陈年旧闻了。如果没有一个部分认为它是真的，这个评论就滚到一边去了，我们会因为这是错的而不加理会。特里夫斯对一种大多数人都很熟悉（至少我很熟悉）的经历进行了重新审视。他的一篇文章遭到了一篇公开发表的文章的批评，这在当时令他觉得充满恶意且被冒犯了，满篇都是讽刺和诽谤。几年后当他重读了那篇文章，他却惊奇地发现那篇批评文章的用词柔和了些，质疑也比较合理了，态度并没有他记忆中的那样偏颇。其他许多人也有这样的发现，它们几乎就是“智慧”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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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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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一个动词的意思是“错误的相信”，它将没有任何显著的第一人称、现在陈述语气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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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吐温（Mark Tw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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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方式可以检查一个人是否诚实：直接问他。如果他说是，你就知道他不诚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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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朗索瓦·拉·罗什福科尔德（Francois La Rochefoucau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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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敌人看待我们的观点比我们本身看待自己的观点更接近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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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特·伯恩斯（Robert Bur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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哦，多希望有一种力量能够赐予我们能力：让我们看待自己就像别人看待我们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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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人能在审视情绪时，不把它们看作是很多人类悲剧的源泉。我认为我们不应当把一切归咎于动物，显而易见，是自然选择设计了我们的本能来适应我们的需要。我们也不能怪罪自私的基因。它们赋予了我们自私的动机，但同样也赋予了我们爱的能力和正义感。我们应该感激和畏惧的是情绪自身的精巧设计。它们的许多具体设计都不是为了获得快乐和理解：想想幸福跑步机、女妖之歌、伪装情绪、末日武器、浪漫之善变，还有悲伤的无意义惩戒。但自我欺骗可能是所有情绪中最粗劣的动机，它让我们在做错时感觉自己是对的，在应当投降时却让我们无畏地战斗。特里夫斯这样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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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想两个具有紧密关系的人的一次争论，比如夫妻之间。双方都相信，一方是长期的、动机相对纯粹的，且多是滥用的利他主义者，而另一方的特征则在数百件事例中表现出自私的情形。他们只是对谁是利他、谁是自私的意见不一致。值得注意的是，争论似乎是自然而然爆发的，很少有、甚至没有任何预演，然而随着事态的进展，两幅信息处理的整体画卷似乎又是早已准备与组织好的，只等着气愤的引子将它们展示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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