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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戚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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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着你的兄弟微笑。”年轻血液乐队这样唱道。“人类的兄弟之情。”约翰·列侬（John Lennon）这样唱道。当我们谈到善行，我们用与亲缘有关的语言。我们的天父、上帝父亲、神父、圣诞（之父）老人、父亲般的长者、爱国主义（大地恩情）。母国、教会母堂、女修道院院长（嬷嬷）、母亲之情与苹果派、母系。亲兄弟、黑人兄弟、战友兄弟、兄弟情谊、庙堂兄弟情、教友弟兄、大学兄弟会。姐妹情谊、姐妹城市、灵魂姐妹、慈善修女会会员、女生姐妹联谊会。人类大家庭、犯罪家族、一个欢乐的大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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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缘关系的隐喻传递着一个简单的信息：善意地对待某些人，就像对待你的血缘之亲一样。我们都能理解这个预设前提：亲缘之爱是自然而然的；非亲缘之爱则不然。这是一个社会性世界的基本事实，指导着我们从小到大的成长，乃至帝国和宗教的兴衰。对其的解释是直截了当的：亲属间共有的基因要比非亲属间多得多。因此，如果一个基因使得一个有机体令一个亲戚受益，那么它使自己的一个复制因子获益的可能性也很大。有了这样的优势，帮助亲属的基因的数量就会在代际之间增加。动物王国的绝大多数利他行为都是使施与者的亲属受益。亲属导向的利他行为的最极端例子就是像蚂蚁、蜜蜂这样的社会性昆虫，其中，单个工蚁/工蜂将它们的一切都奉献给了所在的群体。它们永远不能繁衍后代，会用自杀性的策略保卫其群体，比如朝入侵者喷出有毒的化学物质而这却会毁掉自身，或者用毒刺蜇敌人而毒刺拔出时自己的身体也随之分裂。这种奉献很大程度上缘于一种不寻常的遗传系统，使得它们与姐妹们的关系比与自己的儿女（如果有的话）的关系更为紧密。通过保卫群体，它们帮助母亲们繁衍姐妹，而不是繁衍自己的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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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不能彼此打电话联系或是直接操控对方的行为。在人类中，“亲缘利他行为”和“使一个人的基因受益”是对两组心理设施的简略表达：一个是认知的，一个是情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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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具备学习其家族谱系的愿望和能力。家谱学（genealogy）是一种特殊的知识。第一，其关系是数字式的。你要么是某个人的母亲，要么不是。你可以有80%的把握确信比尔是约翰的父亲，但这不等同于认为比尔是约翰80%的父亲。当我们讲到半兄弟时（half-brother），每个人都知道这指的是同父异母或同母异父的兄弟。第二，亲戚是一种关系。没有人是单纯的父亲或姐妹，他们必须是某个人的父亲或姐妹。第三，亲戚是拓扑网状的。每个人都是一个网中的一个结点，这个网的连接由父母身份、辈分和性别来界定。亲戚关系的术语是可以从这个网的几何和标记中读取的逻辑表述。例如，“平行表亲”是指一个人的父亲的兄弟的孩子或者母亲的姐妹的孩子。第四，亲戚是独立的。年龄、出生地、熟悉程度、地位、职业、星座，还有所有其他我们可以用来将人归类的类别，都与亲缘类别处于不同的平面，而且在我们计算亲缘关系时无须参照这些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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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人痴迷于亲属关系。在世界各地，当人们谈论自己时，他们都会首先讲到自己的出身和家庭联系。在许多社会中，特别是在前农业文明群体中，人们会不假思索地说出他们的一长串家族谱系。而对于被收养者、儿童难民或是奴隶的后裔来说，对生物亲缘关系的好奇能够成为一生追寻的驱动力。（企业家们希望利用这一动机，他们寄送一些由计算机印出的明信片，称可以提供服务追溯史蒂芬·平克的祖先，找到平克的家族印鉴和盾形纹章。）当然，人们一般不会去检测彼此的DNA，而是会通过间接的方法评估亲属关系。许多动物是通过嗅觉。人类则通过几种信息：和谁一起长大的，谁和谁相像，人们如何相互交流，可靠的来源怎么说，以及从其他的亲属关系中可以用逻辑推断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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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我们知道了我们是如何与其他人相关的，亲属关系心理学的另一个成分就破门而入了。我们会对亲戚们感受到一定程度的团结、同情、容忍和信任，并添加到我们对他们本来就有的其他感受上去。（据罗伯特·弗罗斯特的诗歌描述：“家，就是一定程度上你不必配得上的东西。”）这种人们对亲属多加的良好意愿是根据一种情感来定量发放的，这种情感反映了善行有助于亲戚传播自己基因的副本。而这又取决于该亲戚与自己在家族谱系中的亲密程度、人们对这种亲密的信心，以及这种善意对亲戚繁殖前景的影响（这依赖于年龄和需要）。所以，父母爱他们的孩子甚于其他任何人，表（堂）兄弟姐妹彼此相亲相爱，但程度不如亲兄弟姐妹之间的情谊等。当然，没有人会鼓捣遗传和精算数据，然后决定爱多少。相反，亲缘之爱的心理程序在演化过程中得以校准，这种爱与祖先环境中的概率相关，即爱的行为会使基因传播因爱而受益的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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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或许会认为这只不过是血浓于水的老调重弹。但在当今的学术界，这种提法是一个令人骇异、激进的论点。一个想要从社会心理学教科书中了解人类相互交流影响的火星人，会对人类对待他们的亲戚和对待陌生人之间的差异一无所知。一些人类学家认为，我们的亲缘感与生物相关性毫无干系。女性主义学者和咖啡馆知识分子的传统智慧会得出一些令人惊讶的结论：丈夫、妻子和孩子组成的核心家庭是在过去的若干世纪和非西方世界中不为人知的历史性异常行为；在原始部落中，婚姻是不常见的，人们的性关系混乱且杜绝嫉妒心；在整个历史中，新郎和新娘在他们的婚姻中没有发言权；浪漫之爱是中世纪普罗旺斯的行吟诗人所发明的，它是由骑士对已婚女子的通奸之爱组成的；小孩曾经被认为是微型的成人；在古代，孩子的死亡率很高，以至于母亲对丧失孩子都不会受太大的影响；对孩子的关爱是最近的发明。这些观点都是错误的。血的确浓于水，只要有人类存在的地方都不可能免受我们这一部分心理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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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的社会中，家庭都是重要的，家庭的核心是母亲和她生物意义上的孩子。所有的社会都有婚姻。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公开达成一种联盟，其基本目标是为了孩子；男人有“权利”在性方面独占女人；双方都有义务为他们的孩子做出投资。具体细节往往会因所在社会的血缘关系模式而有所不同。一般而言，当男人确信他们是他们妻子的孩子的父亲时，核心家庭就形成了，通常是在丈夫的扩展血亲附近。在一些较少数的社会中，若男人对此不太确信（例如，当他们较长时间离开去服兵役或从事农活时），核心家庭就居住在离母亲亲属较近的地方，而孩子们主要的男性捐助人是他们最近的血亲，即他们的舅舅。即使那样，生物血缘上的父亲身份也是被认可和看重的。双方的大家庭都从婚姻和孩子中获益，孩子对父母双方大家庭都感觉团结一致，哪怕正式的出身规则只认可其中一方（正如我们自己的姓可以根据父系的家庭估计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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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女人住在她们的亲戚附近并让男人也搬过去时通常会过得更好，因为她们周围有父亲、兄弟和叔伯，可以在她们与丈夫发生纠纷时赶来援助。这种动态关系形象地反映在电影《教父》中，马龙·白兰度（Marlon Brando）扮演的角色的儿子桑尼·柯里昂当他发现他的妹夫殴打他妹妹时，几乎杀了他的妹夫。生活在20年后复制了电影情节，现实生活中白兰度的儿子克里斯蒂安·白兰度（Christian Brando），当发现他妹妹的男朋友殴打她时，就真的杀了那个男人。当女人不得不离开自己家而住在丈夫家附近时，她的丈夫就有可能残酷地对待她而免于惩罚。在许多社会中，姑（姨）表亲之间的婚姻是受到鼓励的，而这种婚姻也相对和谐，因为丈夫与妻子之间的争吵通常被他们彼此间作为血亲的同情所缓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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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来，谈论父母之爱与生物血缘关系的相关性是不礼貌的，因为这听起来像是对许多收养子女和继子（女）的父母的诋毁。夫妇双方当然都爱他们收养的孩子；如果他们不是异乎寻常地愿意承担责任，模拟自然的家庭情形，他们开始就不会收养。但是继父母家庭则有所不同。继父母寻找的是一个配偶，而不是孩子；孩子是作为达成婚姻契约的一项成本。继父母的声名不佳，甚至在《韦氏大词典》中，“继母”的两个定义中的一个就是这样写的：“没有付出适当关爱或关注的人。”心理学家马丁·达利（Martin Daly）和马戈·威尔逊（Margo Wilson）评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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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继父母的负面特征化绝不是我们的文化所特有的。参阅斯蒂斯·汤姆森（Stith Thompson）的大部头《民间文学主题索引》（Motif-Index of Folk Literature）的民俗学者会碰到这样精炼的概要，如“恶继母命令继女去死”（爱尔兰神话故事），还有“恶继母在商人丈夫不在时令继女工作至死”（印度）。为方便起见，汤姆森将继父的故事分为两类：“残暴的继父”和“色情贪婪的继父”。从爱斯基摩人到印度尼西亚人，几十个传说故事中，继父母没有一个不是坏蛋、恶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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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利和威尔逊注意到，许多社会科学家推测，困扰继父母子女关系的难题是由于“残暴的继父母的神话传说”所造成的。他们问道，那为什么在这么多文化中，继父母就同样都是被诽谤中伤的目标呢？他们自己的解释则更为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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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姑娘故事的普遍性……确实反映了人类社会某种基本的、经常性的紧张状态。女性在人类历史中一定是常常连同未成年的孩子一起被抛弃的，父亲和母亲常常过早地鳏寡独居。如果幸存者希望组成新的婚姻家庭，那么孩子则会成为问题。在提科皮亚人和亚诺马莫人中，丈夫要求他的新妻子和前夫生的孩子去死。其他的解决办法包括将孩子留给绝经后的母系亲属，以及利维拉特婚姻中一种广为流行的风俗：寡妇和她的孩子被死去男人的兄弟或其他近亲所继承获得。在缺乏这类安排时，孩子们不得不作为继子（女）由没有血缘关系的人来照看，而看护者对这些孩子幸福与否并不特别在意。所以，孩子们当然有理由感到惊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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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项对情绪健康的美国中产阶级家庭的研究中，只有1/2的继父和1/4的继母称他们对继子女有“为人父母般的感情”，而称“爱”继子女的人则更少。无数关于重新组建家庭的通俗心理学著作都围绕着一个主旨：应对敌意对抗。许多专业人士建议，存在敌意对抗的家庭应当放弃复制一个生物血亲家庭的理想。达利和威尔逊发现，继父母的身份是指认虐待儿童最有力的风险因素。在最严重的虐待——杀人案中，一个继父母比一个亲生父母杀死年幼孩子的可能性要高40～100倍，即使考虑到了一些可能的干扰因素也是如此——贫穷、母亲的年龄、倾向再婚的人的性格特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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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父母并不比其他任何人更残暴。为人父母在所有人类关系中以其单方面性而尤显独特。父母给予；孩子接受。出于显而易见的演化原因，人们生来就想要为自己的孩子，而不是为任何其他人做出这些牺牲。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更糟的是孩子们生来就要求成人承担关爱而做出牺牲，这就使得那些除父母和近亲之外的人深感厌烦。作家南希·米特福德（Nancy Mitford）说：“我爱孩子，特别是当他们哭时，因为那样就有人把他们带走了。”但如果你是和孩子的父母结婚，则没有人会把他们带走。继父母对于继子女的冷漠，甚至敌意，只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自然反应而已。而亲生父母的那种永无止境的耐心和慷慨才是特别的。这一点不应当减少我们对许多善良继父母的感激之情；如果有的话，就应当将其发扬光大，因为他们才是极其善良且乐于自我牺牲的一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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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常有人说，你更可能被家里的一个亲戚而不是街头的劫匪杀死。这在任何对演化理论有所了解的人听来，都很可疑，而且它也被事实证明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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蓄意谋杀的统计数字是人类关系理论的一项重要证据。正如达利和威尔逊所解释的，“杀死一个人是终极的冲突解决技术，我们的祖先早在他们成为人之前就发现这点了”。杀人不能被当作是一个病态心理或病态社会的产物而轻易注销。在大多数情况下，杀人是未经计划的，也并非出于本意；它是一个逐步升级战斗的灾难性顶点，其中的紧急应对措施实施得过了头。每一次杀戮的背后都必定有无数次冷静下来的争论和无数次没有实施的威胁。这使得谋杀成为对冲突及其原因的最佳鉴定。不同于那些程度较轻的冲突，只能通过参与者敷衍了事的报告才能发现；他杀留下来的是一个失踪的人或是一具死尸，这是很难被忽略的，蓄意谋杀案都要经过仔细认真的调查和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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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有时确实会谋杀他们的亲戚，包括杀婴（infanticides）、杀害亲生孩子（filicides）、杀害亲生父母（parricides）、杀害母亲（matricides）、杀害父亲（fratricides）、杀害亲兄弟姐妹（siblicides）、杀妻（uxoricides）、杀害家庭成员（familicides），以及其他一些没有命名的杀害亲属的种类。在一个美国城市收集的典型样本中，1/4的谋杀是由陌生人实施的，1/2是由相识的人做的，还有1/4是“亲戚”干的。但绝大多数亲戚都不是血亲。他们是配偶、姻亲，或者是继父母与继子女的关系。只有2%～6%的受害者是被他们的血亲杀害的。事实上，这一估计数据也过高了。人们见他们的血亲的次数比见其他人更为频繁，因此亲戚更常处于攻击距离之内。当人们专注于考察那些经常住在一起的人时，这样相互作用与影响的机会就被保持恒定了，人们发现被一个非亲属的人杀害的风险要比被一个血亲杀害的风险高至少10倍，甚至还有可能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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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亲之间冲突的降级是更大模式的亲戚团结的一部分，这被称为任人唯亲。这个词的日常运用指的是对亲戚赐予恩惠，比如说提供一份工作或社会阶层的特权。制度性的任人唯亲在社会中是不合法的，尽管它在实际中有广泛的运用，在大多数社会中，人们如果听到说这种任人唯亲是合法的反而会感到奇怪。在许多国家，一位新上任的政府官员会公然开除他下属的所有公务员，并代之以自己的亲戚。亲戚是天然的盟友，在发明农业和城市之前，社会的组织围绕的正是血缘氏族关系。人类学最基本的一个问题就是，原始人群是如何被分为不同的群落或村庄的，通常是50人左右为一单位，尽管根据时间和地点的不同会有所差异。拿破仑·查格诺（Napoleon Chagnon）搜集了大量细致的族谱，这些族谱反映了他研究长达30年的亚马孙热带雨林的采集种植原始人群，雅诺马马人的几千个成员之间的联系。他的研究证明了亲缘关系是如何像黏合剂一样将村落凝聚在一起的。近亲之间的打斗较少，在打斗中相互助拳的更多。当村里人口增长时，村子就会逐渐分裂了，村民们彼此之间的联系也不再亲密，且越来越相互厌烦和提防。当争斗发生时，忠诚是根据血缘而区分的，其中一方会带着较近的亲属出走组成另一个新的村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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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偶是虚构亲属的一个最熟悉的例子：虚构亲属指的是亲属但遗传上不相关的人，但他们能感受到通常亲属之间才能感受到的情感。生物学家理查德·亚历山大（Richard Alexander）指出，如果配偶是忠诚的，如果双方都是代表婚姻家庭中的孩子而不是其他血亲而行动，如果婚姻对双方都是终身的，那么夫妻双方的基因遗传利益就是相同的。他们的基因紧密地连接在一起，连接在孩子身上，对婚姻中一方有好处的事情必然对另一方也有好处。在这种理想化的条件下，婚姻之爱应当比任何其他种类的爱都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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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实中，人们的血亲确实会表现出一些忠诚，但没有人能确定配偶是100%忠实的，这种确定远小于对配偶永不会背弃或死去的确定程度。在一个心智简单的物种中，配偶之爱的强度大概被设定在某个中等适宜的水平，并反映出任人唯亲、不忠行为、背弃和鳏寡生活的总体概率。但人类对婚姻的细节很敏感，并针对性地在情绪上做出相应的微调。公婆或岳父母、不忠、继子女是婚姻主要的冲突来源，这并不令生物学家感到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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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配偶双方的基因是相互关联的，而两方也都与他或她各自的亲属共享基因，所以亲属对于这对配偶的婚姻既有兴趣也攸关利益[19]。如果你儿子娶了我女儿，我们基因的运气部分地与我们共同的（外）孙子/女联系在一起，以至于对你好的对我也好。婚姻使得姻亲成为天然的联盟，这就是为什么在所有文化中，婚姻是两个家族间的联盟，而不仅仅是配偶双方联盟的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是当父母对成年子女具有权威时，就像在所有文化中他们一直都拥有的那样，孩子是极好的交易物品。既然我的孩子们不想彼此之间结婚，你又有我需要的东西——我孩子的配偶，因而嫁妆和聘礼在人类文化中十分普遍，尽管像地位和与第三方冲突时表现出效忠也是交易时要考虑的因素。像所有的商业交易一样，成功地出售或交易子女证明了各方的诚意，使得他们在未来更加可能相互信任。所以，姻亲既是基因遗传上的合作伙伴，也是生意上的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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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眼光长远的父母来说，应当仔细认真地选择姻亲关系。父母不仅要评估未来亲家的资产和诚信度，还应估量随着（外）孙子/女共同遗传利益而免费搭送的美意是否会用到最佳用途上。它可能要被浪费在本已安全的联盟或不能改变的对手身上，但也可能极大地改善相互有一定共同基础的氏族关系。策略性地匹配是亲缘心理学的一个结果，另一个结果是有关谁能和谁结婚的规则。在许多文化中，和自己的交叉（堂）表亲结婚是被鼓励的，而和自己的平行（堂）表亲结婚则是被禁止的。交叉（堂）表亲是你母亲兄弟的孩子或是你父亲姐妹的孩子；平行（堂）表亲是指你母亲姐妹的孩子或你父亲兄弟的孩子。这有什么区别呢？设想最常见的包办婚姻，即在有亲戚关系的男性氏族之间交换女儿，想象一下你自己为在几个（堂）表兄弟（姐妹）之间选择与谁结婚而大费脑筋（你是男是女没有关系）。如果你娶（嫁）你的交叉（堂）表亲，你的婚姻是与一个已证实的交易伙伴在交换：你自己的家庭（由你爷爷主持的家庭）以前曾与这个氏族交换过新娘（你母亲和你姨母）。如果你娶（嫁）的是你的平行（堂）表亲，要么你的婚姻是氏族内部的，（如果你父亲和你未婚妻〈夫〉是兄弟），因而没带来任何外部物品，要么你是在与一个陌生氏族的成员结婚（如果你母亲和你未婚妻〈夫〉的母亲是姐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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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阴谋策划产生了两个现代亲缘关系神话：在传统社会中，人们对自己和谁结婚没有发言权；亲属关系与遗传的相关程度没有关系。第一个神话的可信之处在于，任何地方的父母都会尽可能地运用自己所能发挥的权力来影响他们的孩子同谁结婚。但是，孩子并不会被动地接受父母的选择。任何人对自己想与谁结婚都有着有力的情绪表达——即浪漫之爱。订婚往往表现出父母和孩子之间尖锐的意愿冲突。即使父母有最终的决定权，孩子也会夜以继日地游说父母，以便其了解自己的感受，而这种感受几乎总是会影响决策。肖洛姆·阿莱赫姆（Sholem Aleichem）的《泰维埃与他的女儿们》（Tevye’s Daughters，改编为音乐剧《屋顶上的小提琴手》）中的场景表达的就是这种冲突，而类似的场景也见于世界各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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