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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人的相互依靠和西方人的各自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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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亚洲家庭能够施加强大的影响力呢?在这里我需要暂且退回一两步,先说说亚洲社会和西方社会在某些方面的巨大差异。亚洲人彼此之间互相扶持,更具集体主义精神,而西方人则比较独立,更倾向于个人主义。这种东西方之间的差异[4]早在至少2 500年前孔子和古希腊的时代就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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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强调,严格遵守各种角色之间的关系是社会存在的基础,这些关系包括君臣关系、夫妻关系、父子关系、兄弟关系和朋友之间的关系。作为所有东亚社会的原型,中国社会是一个农业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尤其是严重依赖灌溉的农业社会,农民彼此之间必须要和睦相处,因为经济活动要求他们必须进行紧密合作。这样的社会往往等级森严,权力从上至下传递。个人的行为受社会束缚与限制的程度很深。家族,是中国社会尤其关键的构成单元。即使是现在,服从长辈的意志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将家庭成员维系在一起的重要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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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的传统角色仍然是第二代甚至第三代亚裔美国人与父母的关系之间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我的一些亚裔学生曾经告诉我,他们很想从事心理学或哲学方面的研究,但那是不可能的,因为父母想要他们成为医生或工程师。而对我的一些欧裔学生来说,父母对于他们未来职业的期望就好像父母的艺术品位一样,与他们毫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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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腊人的传统促生了一种完全不同的社会关系模式。希腊的经济基础不是建立在大规模的农业活动上的,而是贸易、狩猎、钓鱼、畜牧、海盗掠夺以及小规模的与农业相关的生意,例如葡萄栽培或生产橄榄油。所以这些活动都不要求人与人之间形成固定模式的紧密联系。所以,希腊人大都独立,可以享受不受社会限制和束缚的自由。他们有很大的自由空间展现他们的才华,满足自身需求。个性得到了张扬,并成为评论和研究的主题。罗马社会延续了古希腊尊重独立及个人主义的传统。之后一段漫长的岁月里,欧洲的农民很可能与中国的农民一样不具备个人主义的精神。不过后来的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又使西方文化中的个人主义得以延续,甚至加速了个人主义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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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接受过欧洲文化熏陶的人很难理解,在东方个人的成就关乎整个家族的利益,而不仅仅是个人的骄傲和地位。就像中国古代等待走入仕途的生员一样,一个人的成功关系到整个家族的利益(既包括经济利益,也包括社会利益)。尽管成就能够给个人带来成就感,但绝不仅仅是一件给自己带来利益和荣誉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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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对于家庭来说,为家庭取得成就似乎比为自己取得成就更能激励人追求成功。如果我,一个按照自己意愿行事的西方人,为了给自己带来荣耀或财富而选择追求成功,这是我个人的决定。如果我认为我的才能不够或我不想努力用功,我就可以选择退出忙忙碌碌的生活或工作。但是如果我和我的家庭被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且在自我谋生的同时还要满足家庭对成就的需求的话,我就别无选择了,只能在学校和未来的职业生涯中拼尽全力。而这种需求也是合理的,因为我已经完全清楚只要努力就可以取得成就,而不是依靠天生的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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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欧裔美国人,亚裔美国人的成就优势很有可能会继续扩大。在1968年以前,来到美国的亚洲移民很可能天生并不比他们在国内的同胞聪明。不过20世纪60年代的《移民法》使得专业人士移民到美国变得相对容易一些,而非专业人士则相对困难一些。因此,亚裔美国人来到美国之初,就比欧裔美国人拥有文化上的优势,他们不光是专业人士或身居管理职位,同时他们还是东亚人。他们所属的社会阶层和所接受的文化都有利于子女在教育和职业方面取得最大的成就。这也会使他们的子女具备遗传优势。(不过这种基因优势很可能并不大。在下一章我们就会看到,对于受瓶颈制约的人的后代来说,环境瓶颈并不会对他们的智力产生多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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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局型思维与分析型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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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方的文化差异不仅仅使两者在智力成就上有着量的差距,在思维方式上也产生了质的差别。东亚社会的有效运转都依赖于将个人的需要和行动与他人结合在一起。和谐是中国2 500年来所有社会关系的关键词。而西方社会的有效运转则不依靠与他人打交道,而是个人采取独立的行动,不考虑他人的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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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社会差异导致东方人在思维方式上形成了一定的特点,我将其称为“全局型思维”。东方人往往关注的是一个很广的范围内的事物;他们更关心事物彼此之间的关系和相似之处;他们使用辩证思维去推理,这其中包括在完全对立的观点中找出“折中的道路”。而西方人的感知和思维方式则是“分析型”的,也就是说西方人关注的是整个环境中的局部,也就是他们能够对其施加某些影响的物或人。他们关注这些局部往往是为了进行分类并根据其行为构建模型。他们通常使用逻辑定律进行推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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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及他人也就意味着东方人的感知都向外集中于广泛的社会环境,并因此集中于物理环境。增田贵彦和我向一些人播放了一些展示水下场景的动画短片,然后让参与者说出他们都看到了什么。我们来看一下图8–1,这是从这些片断里截取出来的一幅定格的画面。美国人主要将注意力放在明显的物体上——例如,迅速游动的大鱼。通常他们的第一反应都是:“我看见三条大鱼游向左边;它们的白肚皮上有粉色的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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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1 从一段彩色动画中截取的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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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看到了这个环境中更多的东西——岩石,水草,静止的生物(例如蜗牛)。典型的第一反应是:“我看到的好像是一条溪流,溪水是绿色的,我看见底部有岩石和贝壳。”除了观察大环境以外,日本人还注意到了环境中的具体物体与整体环境之间的关系。例如,他们往往会注意到一个物体与另一个物体挨得比较近,或者一只青蛙正在跃上一株植物。日本人说出的环境中的细节比美国人多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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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另一项研究中,增田将一幅卡通图片展示给不同的人看,这幅图片的中心有一个人,这个人周围簇拥着其他一些人。增田要求观看者判断这个位于正中的人的情绪。与美国人相比,日本人往往会更多地根据周围人的表情来判断这个人的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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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人和西方人看到了不同的东西,是因为他们关注的东西不一样。我和我的同事让观看者佩戴了一些仪器,这些仪器能够观察到观看者在千分之一秒内所关注的图片的部分。中国人比美国人花了更多的时间观察整个背景,并且眼睛在明显的物体和背景之间来回转动的次数也多于美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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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注重整体使得东亚人能够在一定的情景中对因果关系做出正确的判断,而美国人则往往做出错误的判断。社会心理学家已经发现了他们称之为“基本归因错误”的现象。人容易忽略某种行为发生的重要社会和情境原因,而将这一行为认定为行动者的特征——个性特征、能力或态度。例如,某个科目的任课老师或某项心理研究中的实验人员让某位作者写一篇支持死刑的文章。当读到这篇文章时,美国人往往认为作者表达的观点一定是他自己的看法。即使是实验人员刚刚要求他们按照指定的观点写一篇支持的文章,他们仍然认为所读文章的观点就是作者自己的观点。在这种情况下,韩国人往往会做出正确的判断,他们不会认为文章的作者实际上也持有他在文章中所表达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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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人这种把握全局的特点早在中国古代就开始形成了,这使得他们能够在更大的背景中理解某个事物,所以他们就有可能发现磁力和声学的原理,以及潮汐产生的真正原因(这个连伽利略都没有发现)。相反,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则完全关注物体本身的特征。在他的理论体系中,石块落入水中后就会沉底是因为自身存在重力,一块木头浮在水上是因为自身存在浮力。然而物体自身当然不具备浮力和重力的特征,只有在物体和其他物体的联系中才存在浮力和重力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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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中国古代的物理知识更正确,中国古代在科技上的成就也远远超过古希腊,但创立了形式科学的还是希腊人,这主要有两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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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希腊人将注意力都集中在物体上,他们关注的是物体的特点和归类。为了理解物体的运行状况,他们就推测那些控制物体运行的规律。规律和分类是科学的基本组成部分。没有规律和分类,就不存在具有概括性的显式模型来验证世界。不论事物多么复杂,都一定存在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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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希腊人发明了形式逻辑。据说,亚里士多德听腻了市场上和政治集会中那些漏洞百出的论点,于是发明了形式逻辑,以避免论点存在逻辑上的漏洞。不管怎么说,逻辑确实在西方实现了这样的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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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好像从来都对逻辑不太感兴趣,事实上,逻辑只在公元前3世纪短暂地出现过一次,从来没有形成过一个学科。希腊人能够发明形式逻辑完全是因为有被社会普遍接受的辩论习惯。在中国古代,以及如今在东亚的大部分地区,提出不同意见是有风险的——你或许会因为提出了不同意见而在不经意间树敌。所以东方的抽象推理模式并没有朝逻辑的方向发展,而是朝着辩证的方向延伸,注意从对立的观点里求得“折中的道路”,并且强调不同观点的相互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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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定律、分类和显式模型一样,形式逻辑对于科学来说是一个极其有用的工具。不过希腊人对逻辑辩论的热爱走向了极端。他们不承认零的概念,因为按照他们的推理,零就等于“不存在”,而“不存在”怎么可能存在呢?还有芝诺[5]著名的悖论,就是逻辑不受控制的结果。(例如,运动是不可能存在的。如果一支箭要到达靶子,就先要经过弓与靶之间一半的距离,然后再走剩下的距离中一半的距离,不断进行以至于无穷,所以箭永远也射不到靶子上。在我们现代人看来这种逻辑多么可笑,但当时的希腊人却认为这是个无法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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