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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我最初几年的工作，我想挑出一些事实来加以讨论。在本文开头处，我曾提到：在分析最早的儿童病例时，我发现我的兴趣集中在其焦虑及对这些焦虑的防御上，这带领我更深层地进入了孩子的无意识和幻想生活中。这种特别强调背离了精神分析的观点——诠释不该进入无意识太深，而且不应该经常给予诠释。即使这样做涉及了技术上很彻底的改变，我仍然坚持我的处理方式，这样的方式带领我进入了新的领域，因为它开启了对婴儿早期幻想、焦虑与防御的了解，这些在当时大多仍然是尚未加以探索的部分。当我开始将我的临床发现做理论性的阐释时，我觉得这一点变得清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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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莉塔的分析中，令我惊讶的现象之一是她的超我非常严厉。我曾经在《儿童精神分析》一书中描述了莉塔如何惯于扮演严厉与惩罚的母亲，这个母亲对待（由洋娃娃或是我所代表的）孩子非常残酷。而且，她对母亲的矛盾情感，她极度需要受到惩罚、她的罪疚感及夜惊，都让我认识到严厉而冷酷的超我在这个2岁零9个大的孩子（很清楚是回到了更早的年龄）心中运作着。这个发现在其他儿童的分析中得到了证实，我得到的结论是：超我发生于较弗洛伊德所假设的更早的阶段。换句话说，我发现他所构想的超我，其实是延续好几年发展的最终产物。更进一步观察的结果是：我认识到超我是某种被孩子感觉为以具体的方式内在运作的东西，它包含了各种从他的经验与幻想中建立起来的形象，它源自于他已经内化（内射）其父母的那些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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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观察接着在分析小女孩时带来了一个发现，即首要女性焦虑情境（female anxiety situation）：母亲被感觉为原初的受害者，她是外在与内化的客体，攻击孩子的身体并从孩子身上拿走她想象的孩子。这些焦虑是源自女孩幻想中对母亲身体的攻击，目的是抢夺其内容，也就是粪便、父亲的阴茎及孩子们，并导致了害怕受到类似攻击的报复。我发现这种被害焦虑与很深的抑郁及罪疚感结合，或交替发生着。这些观察继而带领我发现了“进行修复”的倾向在心理生活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在这个意义上的修复，比弗洛伊德对于“强迫性神经症的抵消”与“反向形成”的概念更为宽广，因为它包括了各种过程。借由这些过程，自我感觉自己抵消了在幻想中所造成的伤害，而且恢复、保存并复活了客体。这种倾向的重要性，与罪疚感息息相关，也在于它对所有升华和心理健康所做出的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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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研究对母亲身体的幻想性攻击时，很快就发现了肛门与尿道的施虐冲动。上文中我曾提到，在莉塔的案例（1923）中，我认识到超我的严厉，对她的分析极大地帮助我了解到，对母亲的破坏冲动如何成为罪疚感与被害感的诱因。有许多案例使我更加清楚破坏冲动的肛门与尿道施虐性质，其中之一就是我在1924年分析的一个3岁零3个月大的女童楚德（Trude）。[9]当她来找我治疗时，她受苦于各种症状，诸如夜惊与大小便失禁等。在其分析早期时，她要求我在床上假装睡觉，然后她说要攻击我，要看我的屁股里有没有大便（我发现大便也代表了孩子们），她要将它们取出来。在这种攻击之后，她蜷缩在角落里，假装她在床上，自己盖上抱枕（这是要保护她的身体，而且也代表了孩子们）。在此同时，她真的尿湿了，而且清楚显示她非常害怕会受到我的攻击。她对于已内化的危险母亲的焦虑，证实了我最初在莉塔的分析中所获得的结论。这两个分析都是短期的，部分原因是父母们认为已经达到足够好的进展了。[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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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之后，我确信这种破坏冲动与幻想可以追溯到口腔——肛门冲动与幻想。事实上，莉塔已经非常清楚地显示了这一点。有一次她涂黑一张纸，然后把它撕碎，把碎纸丢进一杯水中，并将嘴凑上前去像要喝下它，同时轻声小心地说道：“死女人。”[11]这种撕纸与弄脏水的行为，我曾将其理解为表达了幻想中对母亲的攻击与谋杀，而这样的幻想又引发了怕遭受报复的恐惧。我已经提过，正是通过楚德这个案例，我才意识到这种攻击中特别的肛门与尿道施虐性质。不过，在1924年到1925年间所做的其他分析案例中［露丝（Ruth）与彼得，两者都在《儿童精神分析》一书中有所描述］，我也注意到了口腔施虐冲动在破坏性幻想与相应的焦虑中所扮演的基本角色，因此在儿童分析中所找到的资料，充分地证实了亚伯拉罕的发现。[12]因为这些分析比莉塔和楚德的分析持续更久，[13]它们给我提供了更进一步的观察范围，让我对正常与不正常的心理发展中，口腔期的欲望与焦虑所扮演的基本角色获得了更完整的洞察。[14]正如我之前提到的，我已经在莉塔与楚德的分析中认识到了对一个受到攻击而恐怖吓人的母亲的内化——也就是严厉的超我。在1924年与1926年之间，我分析了一个病得很重的孩子。[15]通过对她的分析，我得知了许多关于这些内化的特别细节，以及构成偏执焦虑与躁郁焦虑的基础的幻想与冲动。由于我了解她内射过程的口腔与肛门性质，以及它们所造成的内在迫害情境，我也更加注意到内在迫害如何借由投射的方式来影响与外在客体之间的关系。其嫉羡与恨的强度完全显示了它源自与母亲乳房的口腔施虐关系，而且与其俄狄浦斯情结的开始交织在一起。在1927年第十届国际精神分析大会上，厄娜的案例为我所报告的许多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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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础铺设有很大的帮助，[16]特别是以下观点：在口腔施虐冲动与幻想达到高峰时所建立的早期超我，构成了精神病的基础。两年之后，我将这个观点加以扩展，强调口腔施虐性对于精神分裂症的重要性。[17]与我到目前为止所描述的那些分析相一致，我也在一些男童身上进行了一些关于焦虑情境的有趣观察。对男孩与男人所做的分析，充分证实了弗洛伊德的观点，即阉割焦虑是男性首要的焦虑。不过我认识到，由于早年对母亲的认同（在这个女性位置上进入了俄狄浦斯情结的早期阶段），男人与女人一样，对身体内部遭受攻击的焦虑都是非常重要的，这种焦虑以各种方式影响并形塑了他们的阉割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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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幻想中对母亲身体与她所包含的父亲的攻击所产生的焦虑，在两性身上都被证实是构成“幽闭恐惧症”的基础（包括害怕被拘禁或是埋藏在母亲体内的恐惧）。举例来说，这些焦虑与阉割恐惧的关联，可见于失去阴茎或是将其摧毁在母亲体内的幻想，这些幻想可能导致阳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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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发现有关攻击母亲身体以及被外在与内在客体攻击的恐惧，具有特殊的性质与强度，这暗示了它们的精神病性质。在探索儿童与内化客体的关系时，各种内在迫害的情境及精神病性质的内容变得清楚了。此外，我也认识到对被报复的恐惧，源自个体自身的攻击性，因此我认为，自我的最初防御是要应付因为破坏冲动及幻想所激发的焦虑。当追溯这些精神病性质的焦虑至其起源时，我一再发现它们是来自口腔施虐性。我也了解到与母亲的口腔施虐关系，以及内化那被吞噬（devoured）而具有“吞噬性”（devouring）的乳房，创造了所有内在迫害者的原型。而且，一方面是内化受伤而可怕的乳房，另一方面是内化满足的、有帮助的乳房，两者形成了超我的核心。另外一个结论是：虽然口腔焦虑先发生，但来自所有来源的施虐幻想与欲望在非常早期的发展阶段就已经开始运作了，而且与口腔焦虑重叠着。[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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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上文所描述的婴儿期焦虑的重要性，也会在病情严重的成人分析中表现出来，其中有些是边缘型精神病（border-line psychotic）案例。[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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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其他一些经验帮助我获得更进一步的结论，比较我在厄娜（无疑是妄想症）与一些病情较轻（只能被称为神经症）的儿童身上所发现的幻想与焦虑，使我相信精神病性质的（妄想与抑郁）焦虑构成了婴儿期神经症的基础。在成人神经症患者的分析中，我也做过类似的观察。所有这些不同的探索途径带来了如下假设：在某种程度上，精神病性质的焦虑是正常婴儿期发展的一部分，并在婴儿期神经症过程中获得表达与修通。[20]不过，为了要揭开这些婴儿期的焦虑，分析必须进入无意识的深层，这一点适用于成人与儿童。[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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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文的引言中已经指出，我的注意一开始就集中在儿童的焦虑上，而且我发现透过诠释可以减轻这些焦虑。为了做到这一点，必须充分使用游戏的象征性语言。我认为游戏是儿童表达方式的基本部分。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积木、小人、车子不只代表了儿童感兴趣的东西，而且在他玩这些玩具的时候，它们总是具有各种象征的意义，这些意义和他的幻想、愿望及经验密切相关。这种古老的表达方式也是我们在梦中所熟悉的语言，我发现借由类似于弗洛伊德诠释梦的方式来研究儿童的游戏，能够触及儿童的无意识。但是，我们必须考虑每个儿童使用象征的方式与其特定的情绪与焦虑，以及与分析中所呈现的整个情境之间的关联，仅仅概括性地转译象征是毫无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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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我肯定了象征的重要性，随着时间的推移，使我获得了关于象征形成过程的理论性结论。对游戏的分析已经说明，象征不仅使儿童能够转移兴趣，也能将幻想、焦虑与罪疚感转移到物体而不是人身上。[22]因此在游戏中可以体验到很大的释放，对儿童来说，这是游戏如此重要的许多因素之一。例如我之前提到的彼得，当我解释他破坏一个玩具人偶是代表对弟弟的攻击时，他向我指出：他不会对他真正的弟弟做这样的事情，他只会对玩具弟弟做这种事。我的解释当然使他清楚他想攻击的是真正的弟弟。不过，这个例子说明只有通过象征的方式，他才能够在分析情境中表达他的破坏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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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获得了这样的观点：在儿童身上，严重地抑制象征的形成与使用，以及抑制幻想生活的发展，都是严重紊乱的迹象。[23]我认为这种抑制及其所导致的与外在世界和现实关系上的紊乱，是精神分裂症的特征。[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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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稍加一提的是，从临床与理论的观点来看，我发现我同时分析成人与儿童是很有价值的，我因而能观察到婴儿的幻想与焦虑在成人身上仍在运作，而且能够评估幼儿的未来发展可能会如何。通过比较病情严重的儿童、神经症儿童与正常的儿童，并且了解到具有精神病本质的婴儿期焦虑是成人神经症的病因，我获得了上述的结论。[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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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分析成人与儿童时，追溯其冲动、幻想与焦虑至它们的起源，也就是追溯到其对母亲乳房的感觉（即使对未曾接受乳房哺乳的儿童也是一样），我发现客体关系几乎从出生就开始了，并发生在第一次的哺乳经验，而且心理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与客体关系密切相关。我也发现儿童对外在世界的经验（不久即包括了与父亲及其他家庭成员的矛盾关系），始终受到他所建构的内在世界的影响，而且前者又反过来影响了后者。另外，由于内射与投射从生命一开始就共同运作，外在与内在情境始终都是互相依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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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婴儿心中，母亲主要以彼此分离的“好”乳房与“坏”乳房出现，而且，在几个月内，随着自我整合的逐渐增长，对比冲突的方面开始被合成在一起。这些观察帮助我了解到分裂过程与分开好坏形象的重要性，[26]以及这些过程对自我发展的影响。自我合成了客体好的（被爱的）与坏的（被恨的）方面，导致了抑郁焦虑的发生，从这个经验中获得的结论，接着又将我带到抑郁位置的概念（抑郁位置在第一年的中期达到高峰）。在此之前是偏执位置，这个位置跨越最初的3-4个月，其特征是被害焦虑与分裂过程。[27]后来在1946年，[28]我重新阐释我对生命最初3-4个月的观点时，我称这个阶段为（费尔贝恩所提出的）[29]“偏执——分裂位置”，而且在建构完成其意义时，我试图将我对分裂、投射、迫害与理想化的发现统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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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儿童的分析工作，以及从中所获得的理论性知识，越来越影响着我对成人所用的技术。“源于婴儿期心理的无意识，必须要在成人阶段加以探索”，一直是精神分析的教义。我对儿童的经验，在这个方向上已经将我带向比以往更深的地方，也形成了一种技术，使得触及这些层次成为可能。特别是我的游戏技术，已经帮助我看出哪一种材料是当下最需要加以诠释的，以及最容易向病人传达诠释的方式。我可将这方面的一些知识运用在成人的分析中。[30]正如前文指出的，这不意味着用于儿童的技术与用于成人的方法一样。在分析成人时，虽然我们往回追溯到最早的阶段，但非常重要的是要考虑成人的自我，就像在儿童的分析中，我们要注意到婴儿自我当时所处的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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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充分地了解最早的阶段，以及幻想、焦虑与防御在婴儿情感生活中的角色，同样也说明了成人精神病的固着点，因而开启了通过精神分析来治疗病人的新方向。这个领域——特别是对精神分裂症病人的精神分析，需要更多进一步的探讨，但是某些精神分析师（本书所描述的）在这个方向上已经完成的工作，似乎肯定了我们对未来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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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精神分析的新方向》（New Directions in Psycho-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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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安娜·弗洛伊德的著作《儿童精神分析治疗》（The Psycho-Analytical Treatment of Children,1927）中，有对此早期方法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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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儿童的发展》（The Development of a Child,1923）、《儿童力比多发展中学校的角色》（The Rôle of the School in the Libidinal Development of the Child,1924）与《早期分析》（Early Analysis,1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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