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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观的故事 9 我的快乐，管它对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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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阿尔贝·加缪的著作在上世纪60年代曾风靡于美国大学校园，这位哲学家称自杀为首要的哲学问题。乍一听到的时候，我们或许会觉得这不过是那些法国哲学家们才会谈论的话题罢了。然而它的的确确是关系到我们现实生活的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毕竟，约翰·亚列舒曼就问过我这个问题。也许这个问题还可以用另外一种不同的方式来问，那就是：生命的价值究竟是什么？如果我们在生命里面再也发现不了任何有价值的事物，那为什么我们不应该结束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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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寻美满人生的前提是我们首先必须发现生命本身的价值。为什么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是那样珍惜生命？尤其是在这样一个充满罪恶和苦难的世界？每一个追寻真理的人都会面对这个问题。而我们面对这个问题时所持有的态度则取决于我们各自的预设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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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确信的是，之所以约翰·亚列舒曼会用那样一种绝望的语气问出那个问题，是因为在他的眼里，他的生命从起初到末了都只属于他自己，因此定义自己的人生并使之成为自己所希望的那种样式就是他所拥有的一项绝对权力。在这种信念的驱使下，他致力于使自己成为一个伟大的人物，而且他的确在很多方面实现这个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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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当人们致力于让自己变成伟大人物的时候，现实却无情地让他们看到自己的有限性。成就伟大的前提是他们要让周围的世界也认同自己的观点。当伟大人物们遭到公众反对的时候，他们的自负心态就会促使他们为自己辩白。那些义无反顾地为自己辩白的人们最终不仅会疏远自己的对手，甚至自己的朋友和家人也会被拒之于千里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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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正是约翰·亚列舒曼的悲剧。最终他将自己流放到了那座名为“自我决定”的荒岛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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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人们很少对“定义自己的人生”或是“选择按自己的方式生活”这样的理念持负面的态度。而后现代思潮更是告诉我们人生的终极目标就是实现个人自治——即不受任何的约束，自由地追求我们自己的快乐。于是，快乐和个人满足就成了今日文化的主流。我们的文化宣扬说，只有我们自己能够让我们快乐，人生的目标就在于去发现什么是我们真正想要的，并且不要让任何事情拦阻我们实现自己心中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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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卡获奖影片《时时刻刻》所表现的正是这样的观点。这部改编自迈克尔·坎宁安的普利策奖获奖小说的多头绪电影表现的是三位生活在不同时期的女性的生命的交集。影片中刻画了在1923年撰写小说《黛洛维夫人》的维吉尼亚·伍尔夫（妮科尔·基德曼饰）。另外我们还看到一位生活在上世纪50年代的洛杉矶的有孕在身的家庭主妇劳拉·布朗（茱莉安·摩尔饰），她一边为丈夫的生日烤着蛋糕，一边读着小说《黛洛维夫人》。在现代时尚的纽约曼哈顿，50岁的克拉丽莎·沃恩（梅丽尔·斯特里普饰）正在为同性恋诗人理查德·布朗（艾德·哈里斯饰）准备一个晚会。理查德是克拉丽莎在大学时期的情人，两人相恋时理查德给克拉丽莎起了一个绰号：黛洛维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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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位女性遇到了一个相同的问题：究竟什么是生活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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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维吉尼亚·伍尔夫患上了严重的妄想症和抑郁症，她的丈夫伦纳德·伍尔夫把她送到了伦敦郊外，希望宁静的乡下环境会对她的情绪有好处。当维吉尼亚开始创作《黛洛维夫人》的时候，她觉得郊外安静的环境反而让她难以忍受。在一阵狂乱中她冲出了房子，到火车站搭上火车返回伦敦去寻求娱乐的刺激。丈夫发现她离开后，立刻跑到火车站去找她，担心城市的过度刺激会让她做出一些愚蠢的事情。在那以前，维吉尼亚曾两度尝试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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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伦纳德在火车站找到妻子的时候，他恳求她和自己一块儿回家。但维吉尼亚却竭力地反抗，表达着自己对生活的绝望。“我的生活被偷走了，”她抱怨着自己的病和生活的改变。“我生活在一个我不想待的小镇上，我过着一种我不想过的生活。”她承认自己非常急切地想要搬回伦敦住：“这是我的权利，这是每个人的权利……就算是最可怜的病人，是的，就算是最低贱的人也有权利对医生给她开的处方发表意见。这是她作为人的资格……如果要我在里士满和死之间做选择，我宁愿选择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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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中的每个角色都处于一个相似的困境：每个人必须选择那些能够让他或她感到快乐的事，不管那样做会带来怎样的后果。当克拉丽莎·沃恩试着告诉女儿什么是生活的意义的时候，她告诉女儿当她和理查德在一起的时候，她才觉得拥有真正的生活。除此之外，生命中其他的一切都是那样琐碎而可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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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音刚落，这位母亲就立刻意识到自己的话等于是说自己和女儿以及同性恋恋人之间的关系根本没有意义，于是她又立刻尝试着纠正自己的失礼。她解释说，自己和理查德在大学里相恋的那段时光是自己生命中最快乐的时刻，那时她心中充满了对未来最美好的憧憬。带着一脸幸福的神情，克拉丽莎深情款款地向女儿讲述着几十年前的那一幕：那天清晨，她从科德角的一所老房子里走出来，走到了外面的沙滩上。理查德追上了她，在她的肩头上轻轻地一吻，深情地说了一句：“早安，黛洛维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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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记得我对自己说，”克拉丽莎说，“这就是幸福的开始，当然，生活中还会有更多快乐的时刻，但那些都不会是最开始的那一刻。那一瞬，就是我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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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维吉尼亚·伍尔夫一样，克拉丽莎也是用自己的选择来定义自己的生活，而决定她的选择的是那种营造“完美时刻”的需要。她认为生命的价值都在那些完美的时刻当中。然而，就算是克拉丽莎自己也开始怀疑她的那些快乐时光似乎已经结束，现在留给她的，只是在照顾因艾滋病而生命垂危的理查德过程中所能感受的那一点残存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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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影片中，克拉丽莎和理查德之间有一场很类似我和约翰·亚列舒曼之间的那次谈话的对白。（两位才华横溢的演员梅丽尔·斯特里普和艾德·哈里斯演出的那场对手戏是整部电影的高潮）克拉丽莎正忙于为理查德安排晚会，而理查德则是在考虑自己是否还愿意继续这样活下去。当克拉丽莎下午到理查德那里去为他换衣服的时候，理查德正掀翻挡在自己身前的家具，走到了窗户跟前。他打开窗户，坐在窗台上，对克拉丽莎说自己其实只是为了她才选择活着，并且问她会不会因为他选择死去而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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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拉丽莎提醒理查德医生说他可以再活好些年，她恳求他继续活下去：“大家都是这样做的，理查德，他们为了彼此而选择继续活下去。你仍然可以享受很多快乐的日子……你知道你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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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理查德却不尽同意，“那倒不一定，我是认真的，我知道你是出于好心才这样说，但那不一定是真的。”接着，理查德让克拉丽莎给他讲个故事，一个她生活中某个平凡日子里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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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拉丽莎急切地想要阻止他跳下去，告诉他自己觉得早上的空气是那样的清新。她的话立刻使理查德联想到那个让他们彼此都感到非常快乐的时刻——那个在科德角海滩上的完美一刻。“那时我19岁，我一生中还从未见过那么美的景象。清晨你从那扇玻璃门走出来，睡眼惺忪的样子。是不是有些奇怪？那不就是一个再平常不过的早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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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那个清晨的美丽瞬间的回忆并不足以使理查德有勇气去面对疾病中那些难熬的日日夜夜，他对克拉丽莎说：“你对我真是太好了，黛洛维夫人。我爱你。我想没有哪两个人会像我们曾经在一起时那样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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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完，理查德从窗户跳了下去。那个完美时刻所带来的快乐并不足以说服他继续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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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克拉丽莎一边张罗着理查德的葬礼，一边打电话通知理查德的母亲来纽约。理查德的母亲也就是劳拉·布朗，那位洛杉矶的家庭主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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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拉这位女性也面对过同样的问题，不知道自己是否还值得继续活下去。她感觉生活快要让她窒息，于是就把自己锁在旅店的房间里，身边放着一本《黛洛维夫人》和致命剂量的安眠药片。然而最后她放弃了自杀的念头，转而决定离家出走，走的时候甚至连一张字条也没给家里人留下。在影片里，劳拉在自己年幼的儿子理查德面前和同性恋人亲吻的那一幕生动地刻画了她那充满愁苦的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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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拉丽莎·沃恩知道劳拉·布朗抛弃家人的决定深深地伤害了理查德，在他的心中，自己的母亲就像是个可怕的怪物。因此当劳拉来到克拉丽莎家的时候，克拉丽莎态度显得极其冷淡。劳拉承认自己抛弃了家人，她说，“我扔下了两个孩子。他们说这是一个母亲可以做出来的最可怕的事情。”然后她开始抽泣，深深陷入一种既想为自己辩护又希望那一切没发生过的矛盾情绪之中，“但那又意味着什么？后悔意味着什么……当你没有选择的时候？那是你应当承受的。就是这样。没人会原谅我。以前的生活简直就是坟墓，而我选择了新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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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用克拉丽莎的女儿朱莉娅给予劳拉的那个晚安的拥抱表示劳拉得到了饶恕，至少是得到了接纳。除了追求个人幸福以外，整部电影没有表达任何道德责任的内容。如果追求个人幸福意味着需要抛弃自己的家庭，那么劳拉的选择不仅是正确的，还显示了她女性的高贵气质。也就是说，其实是理查德误解了他的母亲，她实际上并没有做错过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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