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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脑海里住着一个自我怀疑又自作聪明的人：一种人生思辨的可能 07 当心“肘关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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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块陈旧的乡村墓地建造于19世纪中叶，当时邻近的墓地已不堪重负，只好将部分遗体转移至此，坟头的墓碑有一个世纪之久。每当我在墓地小径上来回踱步，发现不少精彩的故事时，我都不由得啧啧称奇，这块墓地简直是一个已完结故事的金色宝藏，这些故事已经不再续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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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有一些战场上的传奇。一位美国独立战争的烈士与他的五位妻子葬在这里。一个18岁的水手，三等兵，在南太平洋的战斗中牺牲，而他的父亲是美国陆军下士，在中国、缅甸和印度的战场上都幸存了下来，于95岁高龄去世，竟比他儿子多活了半个世纪。还有一位美国海军的中尉下士，在“伊拉克自由行动”中被授予海军十字勋章和紫心勋章，却在20岁那年阵亡，墓碑上方悬挂有十几枚军事荣誉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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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些发生在海上的悲剧。一艘捕鲸船的船长和船员在暴风 雨中失踪，人们用废船的桅杆来纪念他们多舛的命运（“纵然葬身大海，依然在我们的记忆中永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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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也有爱情故事。一块墓碑上镌刻着“永远的伴侣”，左边是一个男人的名字和日期，右边是另一个男人的名字，但还未刻上日期。不远处埋葬着芭蕾舞大师乔治·巴兰钦，而离他很近的地方是著名女芭蕾舞演员亚历山德拉·丹尼洛娃，他们曾在圣彼得堡一起上学。他们像夫妻般相伴生活了七年，但由于巴兰钦当时已经结婚，他俩终究没能结为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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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还有一些家族传奇。宏伟的纪念碑肃穆地歌颂着家族里的男子们，而女人似乎无关轻重，不过是在未经雕琢的石板上刻上名字和日期而已。很多父母的墓碑旁边围绕着一些小石头，其中一些仅仅刻着“男孩”或“女孩”的小岩石，是一些死于难产或夭折在襁褓中的婴儿。按照习俗，在不确定孩子能否熬过天花或霍乱时，通常不给他们取名字。镇上的记录里还有一则写给夭折婴儿的墓志铭：“地上的蓓蕾将在天堂怒放。”如果你是虔诚的信徒，那“在天堂怒放”就已经是意义所在了；对于不信教的人，这句话就没什么了。按汤姆·斯托帕德说的，在人世间的短暂光阴里，孩子是否曾被善待，这才是重点。他在话剧《海难》里写道：“孩子死亡的意义不会大于军队之败、国家之亡。孩子活着的时候是否幸福，这才是唯一且恰当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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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些是痛苦绝望的悲剧。作家兼独角戏演员斯波尔丁·格雷在此安息。在他消失了两个月后，他的遗体被冲到了纽约的东河，有人怀疑他是从斯塔滕岛的渡轮上跳下来的。他的墓碑上刻着：“美国本土人，焦虑，属于多虑却又无能为力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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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些被遗忘的故事。有些石头已经饱经风霜，上面的日期和全名已销蚀不见，有些已经变成棕色，只比裸麦面包略大。根据墓碑上的信息，“S.E.N长眠于C.T.N旁边”，然后是“父亲（卒于1884年）和母亲”。不知是由于主人谦逊卑微而刻意把墓碑做得如此简陋，还是刻碑人对死亡惜字如金，答案在历史的长河中已无法追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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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惊讶的是，我还在这儿发现了一些我所熟知的故事：比如记者纳尔逊·艾格林、编辑克雷·费尔克和小说家威廉·加迪斯。威廉·加迪斯的作品长达近千页，但他的墓碑上仅仅刻着日期和一个词——“爸爸”。这里还有鲍勃·斯克拉，他曾在纽约大学教电影史，是一个周到而斯文的人，他还是职棒球迷联盟（RLB）的支持者兼创始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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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人之前，墓地里的故事就各自进展着，有些随着时间而繁荣，有些则不进反退——正如鲍勃·斯克拉的生卒年和姓名下方刻着的这句话“小舟逆水而行，却被浪潮不停地冲回过去”，这也是《了不起的盖茨比》书里的最后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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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墓碑带有装饰画：橄榄枝、锚、马蹄铁、天使、百合、圆柱、十字架、罂粟、鸽子、沙漏、贝壳、美人鱼、玫瑰、蛇。坟墓上还有些其他的装饰物，比如玩具车、沙滩玩具、服装上的人造珠宝，还有一些家人朋友赠送的小物件，叙事心理学家称之为“怀旧物件”。换成我呢？一支钢笔、一根迷你钓鱼竿、从糖果机里得到的小小棒球棒，就让我心满意足了。如果还有一些CD，那就更好了。例如我最早买的密纹唱片《沙滩上的西纳特拉》《阁楼上的艾哈迈德·贾马尔》；或者任何塞隆尼斯·蒙克的音乐， 我都不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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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上的故事作者？不就是个浑身沾满墨水的守护天使吗？我相信我没有给你这样的印象。他不保证你的人生故事自始至终都能朝正确的方向发展，更何况，不是每个人的楼上作者都是重量级的文学作家。就算是最优秀的作家也会迷失方向。有人曾问海明威成功的秘诀，他写道：“我每写九十页狗屎，才能写出一页佳作。我尽量去写，然后把那些狗屁不通的部分扔进垃圾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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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常是故事发展到一半，麻烦就来了。即使是再有成就的作家，写故事的中间部分也是一种严峻的考验和冒险。即所谓的中段危机。故事发展到一半，情节开始铺展，人物也倾向于分裂。回到在《时尚先生》杂志那时候，我都说不清多少次陷入中段的混乱了。即使是深受好评、薪酬丰厚的作家，照理说他们不至于，但也总是交出狗尾续貂的作品。故事的前三分之一自信满满，甚至充满激情。然后，就毫无征兆地出现一些细小的风波，比如不相干的引用、莫名其妙插入的段落。嗯？故事已经开篇，也就开始波涛汹涌。在写了一两页后你才意识到，自己手里是一项“填海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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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编辑同事为这麻烦的故事中间部分取了一个称呼：“肘关节”。我也不确定怎么起的头，大概是我提了一下，后来就被一直沿用。我们在传阅文章或短故事时，就会评论说“肘关节太弱”“肘关节太糟”，或者“刚开始才华横溢，一到‘肘关节’就不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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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作品总在“肘关节”时掉链子？因为作者起初坐在打字机前时，才思泉涌，立马下笔千言，深深陶醉于自己的才华。他 不曾费心思考故事的意义，以及如何铺垫才能走向一个令人满意的结局。比如写一个李奥纳多·迪卡普里奥的故事。好，写他的什么呢？作者都不太确定。但是散文写起来洋洋洒洒，不曾细想就写了很多字，很多小细节也不曾注意到，直到故事发展到中间处开始转折，有时还停滞了，正如很多走到半路的事业与婚姻一样。一位网络写作教练有段关于写故事的话，同样适用于书写人生故事：“中间不仅是开头和结尾之间的填充，它还应该是冲突的高潮，这时会考验主人公的最大能力，往往还超越了他的极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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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人生故事的中段何时开始，何时结束，没有统一的结论，我们也不会深究。很多研究者下定义说，是主角“不再年轻但又不算太老”的时候。老年疾病学家说，是当我们把注意力从“出生后的时间”转移到“剩余存活时间”的时候，如果这样说还是太模糊，就暂且认为是40岁到60岁之间吧。对于很多人来说，那可能是历尽坎坷的20年。E.L.多克托罗曾把写文章比作在大雾里开车，你只看得到车头灯所及之处，但你最终还是会到达目的地。但对于楼上的故事作者，度过中年就好比在晚上打字却没有台灯。你能不能达成所期望的目标？不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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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现在已经达到一定年龄，中年或者更年长些，你成长过程中一定也曾为中年感到焦虑，这几乎是一场必然发生的灾难。你一到40岁，所有的坏事开始降临，你的配偶变得无趣，你的孩子也沦为幼稚、笨拙又无可救药的青少年，你的事业毫无进展——所有这些症状，菲尔医生（Dr. Phil）的网站上都有。也谈不上哪个更痛苦，你很难过只是因为目标没有达成。你开始过分关注外表， 你开始渴望冒险，你开始反问自己当初为什么要和她/他结婚。这种诸事不顺的感觉让人绝望，你开始沉溺于怀旧情绪。听起来很耳熟吧？我也是。如果这些都标志着中年危机，那我的危机早在二十几岁就开始了，只不过时强时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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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还是要坦白，当关于男性更年期的新闻爆出来时我简直被吓坏了。我在杂志上读到过，一过50岁，我们的荷尔蒙分泌减弱，头开始变秃，性功能减退，父母也会离我们而去。我的朋友们开始捶胸顿足，怀念那些我们逝去的共同岁月，为那些没实现的愿望而遗憾，没有抓住的机遇，没有发挥的潜力，没能同床共枕的男人或女人。展望未来，就只剩我自己的叶落归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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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很多杂志和书籍都曾指出，人类注定要面临的更年危机正好符合“人类人生历程”的模式。根据此模板，人生的历程由一系列的时代、阶段、时期、季节或段落组成。这样看待人生，似乎能宽慰一些，不是吗？如果有张示意图能一五一十地解释人们完整的一生，生活看起来倒也没那么信马由缰了。我们一直在追寻这样的蓝图，这倒也不新鲜了。有一次晚上出差，我因为航班取消逗留在机场酒店，点了一份比萨，安顿好后，听了约瑟夫·坎贝尔关于但丁人生四个阶段的演讲（如果不想听这个，就会去马路对面的时尚先生俱乐部）。坎贝尔清晰阐述了但丁关于人生的理解。分为四个主要篇章。第一阶段，但丁称之为“青少年时期”，都是关于个人成长的。我们学习礼貌的举止、客气的话语，这个阶段一直持续到25岁左右。第二阶段，坎贝尔称之为“成熟期”，跨越接下来的20年。35岁是关键的中间点，照坎贝尔所说， 这时最重要的就是“完成我们的工作”。我们运用青少年期学到的东西来改变我们周围的世界。我们运用勇气、爱与忠诚，换句话说，用“我们骑士般的美德”。45岁到70岁就是“老年”了，这一阶段的任务是提出建议，分享智慧和传播正义，大方而又和气地对待我们身边的人。最后，到达第四个阶段，称为“老朽期”“衰退期”或“衰老期”都可以。此时我们以感恩的心情回忆我们的人生，并期盼着“归去”。这四个阶段对应太阳每天的变化：早上、中午、傍晚和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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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士比亚在他不朽的独白“世界是个舞台”中，阐述了另一种情况。我们从婴儿（在护士怀里啼哭、吐奶）到学生（蜗牛爬似的/不愿去学校）到爱人（像火炉似的叹气）再到士兵（在争吵时鲁莽冲动）到法官（智慧、腆着圆圆的肚子）到老汉（颤颤巍巍、精瘦干瘪）再到真正的高龄，骨瘦如柴，绝望而又虚弱（没有牙，视力退化，味觉消失，什么都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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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心理学家更进了一步，彻底推翻这诗意般的废话，舍弃这些令人深思的比喻，用数据来说话，杂志、报纸、自学教材都在这研究的盛宴中“大快朵颐”。而这些研究都是为了解释耶鲁大学教授丹尼尔·列文森所谓的“社会秘密”，而这“可能也是人类最大的秘密”——“成年人生的具体特征”。怎样才能最好地解释清楚？通过建立一支心理学、精神学和社会学的多学科队伍——绝不接收诗人和哲学家。在列文森的带领下，社会科学家们访谈研究了40名年龄介于“黄昏”到“傍晚”（但丁时间）之间的男性。研究成果被收录在《男人的人生四季》（The Seasons of a Man’s Life）这本书里，但很多人认为它的研究样本不具代表 性。因为这40个男人全部居住在东北走廊[1]，其中6个碰巧还是小说家，仅这一点就不能说服我。马丁·艾米斯曾说，小说家都是异类，他们只有两种谈论自己的方式：要不假装谦虚，要不就沉浸在内心的狂妄自大里，认为别人都是“沟里盲虫”，漫无目的地到处爬行，碌碌无为，一事无成。我们能靠这些小说家找出人生历史上最隐蔽的秘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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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在方法上受到质疑，此项研究的成果最终还是吸引了许多媒体的注意，因为有足够多可挖掘的新闻点。在书的序言里，列维逊写道：“中年激发了我们对衰退和死亡最深层的焦虑。”他哭诉道：“对老年生活过分负面的设想是如何严重地加重了中年的负担。”当一个人活到三十几岁时，他就变成了迷途的羔羊，此时他要应付此前人生成长的结果。这本书以40个同样住在东北走廊的男人为有限样本，其精确度仅相当于园艺家仔细地数了数树桩上的年轮。做完样本研究后，列文森认为中年时期最具挑战的过渡一般都从40岁或41岁开始，持续5年左右：“我们认为真正的中年过渡期不可能在38岁前或43岁后开始。”虽然有人能成功逃脱“肘关节”的折磨，但大部分——80%——都已经被证实“与内在自我与外在世界激烈斗争着”。他们不得不在“几组对立”中左右徘徊：年轻/年老，阳刚/阴柔，破坏/创造，牵绊/单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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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花费了丹尼尔·列文森将近20年的时间，但接着他又出版了《女人的人生四季》（The Seasons of a Woman’s Life），虽然晚了点儿，但聊胜于无。在书里，他承认男性以外的另一半人类 也要艰辛地走过生命周期。在序言里他解释道，他先研究男人的人生四季，主要是因为他试图理解自己作为成年男性的发展历程。这解释并没有什么说服力。他道歉，是因为几个世纪以来，科学总是以男性的角度看待成人的世界。而现在，“性别革命”开始了，导致“男主外、女主内”的劳动分工彻底瓦解。女性寿命更长了，花在“家政”上的时间也成比例地减少了。随着离婚率的上升，女性更坚定了要获得职业能力的需求，这样离婚后也可以照顾自己。列文森观察到，女性如果负责赚钱养家，到了“中年过渡期”，四十出头，通常都会遭遇婚姻“低谷”：夫妻关系很有可能变得枯燥而平淡，在她的主动下，才偶尔有几次亲密行为。此时女性的自我兴趣只有通过个人奋斗和发展来实现。她们比以往更迫切地想要知道：我是谁？什么对我更重要？我怎么度过人生下一个阶段？都是些让人冷静而心寒的问题。这时，她们很可能会对自我和人生架构做出些戏剧化的、令人害怕的改变。列文森写道：“每个人生季节都有它自己的时间，尽管它只是一部分，并取决于整体……人生四季本质上没有哪一个阶段更突出、更重要。”四季变幻，季节交替，都是狂风暴雨般猛烈。只不过步入中年的过程尤其悲惨，充斥着压抑、焦虑和“疯狂逃离”的冲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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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关于现代人生模式的观念有所不同，但有一个共通点，即都预设了行为方式在连续的阶段里会产生变化。精神学家罗杰·古尔德在阶段之间或本阶段里，看到人类矛盾的重要作用，这就是列文森所指的“对立”——相反的趋势或状况。我们被拉回“儿童时代的安全感”，却也同时被“自立”——掌握自己命运的需要 吸引着向前走。等我们三十几或四十出头，我们的孩子（也许已经被我们弄得心烦意乱）到了青春期，想要挽回他们已经力所不及。作为父母，我们无能为力。相似地，我们的事业也已经无法挽回。在《转变》（Transformations）一书中，古尔德写道：“我们在人生面前，赤身裸体，无可躲藏，永远失去了我们天真的本性。”而我们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向前走，如何“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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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人生，最受欢迎的书是盖尔·希伊的《探索者》（Passages）。这本书极大地借鉴了古尔德和列文森的理论。古尔德认为借鉴太多，就起诉其抄袭，最终两人在庭外和解。虽然法律官司不断，但这本书还是稳居畅销榜多年，直至今天依然被介绍为关于成年时期人性化的、能拓宽视野的见解，语言流畅，文采斐然，老少皆宜。目标读者包括男人和女人、伴侣和独身人士、“浪子”和大器晚成的人、工作狂和家庭主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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