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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与后果 有组织犯罪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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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列举的生意所具有的共同特点是它们通常会与合法社会与地下社会都存在联系。但是就像在合法社会中的企业需要有法律服务、金融建议、信用、合同履行方式和办公地点一样，地下社会也需要一套自己的企业服务体系。这些服务可以是有组织的也可以是无组织的。这些服务处在地下社会，但这些服务与地下社会的关系不会像地下社会利用合法社会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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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与后果 对犯罪组织的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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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任何大规模公司，不论其是否存在于地下社会，最简单的也是第一种解释都是高昂的管理费用和其他使小规模作业成本高于大规模作业的技术要素。对设备和特殊人才发挥最大效用的要求至少能够解释对公司规模要求的下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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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解释是对垄断价格的期待。如果一家公司能够在竞争中战胜其他的公司，那么它就可以将价格提高到可以销售其非法服务的程度。就像其他的交易一样，它这样做是以牺牲一定的市场规模为代价的；但是如果需求缺乏弹性，那么毛利润的上升会高于对输出限制的补偿。当然，非集中的小型个人公司会通过推高价格获利，但如果没有规则约束，这种做法几乎不可能奏效；因为面临这种形势的话，垄断公司和小公司都会选择通过降价的方式进行竞争。在市场对新的主体关闭大门之后，集中的价格控制会将产生的垄断利润输送到有能力控制市场的人手中。在规则能发挥效用的情况下，卡特尔能够做到这一点，在规则不能发挥作用的情况下，企业合并能实现这一目标，但是，恐吓也能够起到消灭竞争并使单一公司取得垄断地位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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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种解释是公司的规模越大，尤其是其市场份额越大，对公司来说曾经的“外部成本”就越有可能转化到公司的内部成本当中去。“外部成本”是那些由竞争者、消费者、旁观者和其他公司之外的人员承担的成本。所有业务集中到一家公司的结果是过去许多小公司为之赔本的生意成了这家大公司业务的一部分，其成本相应的也转化为大公司的内部成本，这事实上是一种优势。这些成本原本就存在，只是被忽视了；现在我们有了足够的动机对这部分成本进行准确的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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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力就是这些外部成本之一。敲诈者对限制使用暴力有着共识性的兴趣，其目的在于避免与公众和警察发生冲突；但是单个的敲诈者对于为实现自己的犯罪目的使用暴力没有任何顾忌。捕鲸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就整个捕鲸业来说当然不希望将鲸类捕杀至灭绝的程度，但是对于单个捕鲸者来说，当他尽力将自己的捕杀数量最大化的时候，没有任何激励可以让他为整个产业的未来考虑。大规模的组织就拥有足够的资源来加强规则的适用，如果这个大规模的组织从事犯罪活动就需要控制暴力的使用，如果这个大规模的组织从事捕鲸产业就需要控制对雌性鲸鱼的捕杀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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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化企业的优势还在于可以将一些“外部成本”内部化。游说集团就有着这样的特征，有点类似于和警方培养好的关系。小额赌注登记经纪人根本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去影响博彩业立法，但是组织起来的行业联盟或者非法博彩业的垄断者就拥有这样的实力。对劳动力市场来说也是一样：小企业根本没有实力与自己产业中的劳工组织抗衡，因为有太多小企业败在劳工组织手中的前车之鉴，但是一家规模足够大的公司就能够期待从劳工政策中获取最大化的收益。对市场培育来说也是一样：如果有人想要通过引诱瘾君子培育违禁药品市场，或者在需求不是很旺盛的地点培育赌博市场，只要怀揣有机会主义的竞争者在他培育的市场中冒险占便宜，他就不大可能指望能够收回他的投资。任何需要长期投资的消费兴趣养成、劳动力市场、辅助设施或者与警方的关系都只能由规模足够大的公司完成，只有这样的公司有实力确保其在未来能够享有绝大部分的市场份额并受到足够的投资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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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吸引人的不仅是在市场上取得垄断地位，而且在于主导并统治地下社会。大型犯罪组织不仅为地下社会提供了一种类似政府的组织结构，这一组织结构可以用来在地下社会中维持和平、确立规则、解决争端和实施统治，它还可以用来设立自己的产业并阻止其他竞争者加入。通过建立一个“企业帝国”，他们能够为自己提供各种“国家垄断”特权。要做到这一点，他们可以剥夺其竞争者享有的由地下社会统治者提供的“社会福利”，也可以利用手中的地下社会“警察权”来阻止竞争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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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与后果 市场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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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评估犯罪的过程中，会计学所提供的标准在重要性上甚至超过了社会经济收益和损失的分配。这个问题类似于估算所得税和消费税的相对影响范围，或者是最低工资法案对工资差异的影响。尤其是当我们想知道由谁负担成本，或者是需要对犯罪收益与其导致的社会成本进行比较的时候，我们就需要对市场调整进行分析，甚至有组织犯罪的定价行为也是需要进行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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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一下在20世纪50年代迈阿密的非法电讯辛迪加甚至受到了科夫沃委员会[1]的关注。而真正引起人们注意的是博彩业务从合法的跑马场转移到了地下庄家手中，国家为此丧失大量税收。没有任何会计手法能够产生如此巨大的转移；就像证人在科夫沃听证会上的证词所说的那样，这种转移的产生依赖于经济学家称之为两种服务间的“弹性替代”，一部分本属于合法跑马场的博彩业务转移到地下庄家手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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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分析辛迪加的运行损害了哪些人的利益或者消除辛迪加会产生什么样的经济后果时，也需要使用类似的分析。禁止非法电讯服务在经济上没什么重要意义。它仅占地下庄家净收入的5%（辛迪加的收入占到地下庄家收入的一半）。而在辛迪加不存在的情况下，电讯服务的费用可能更低，因为辛迪加存在的目的不是提供电讯服务，而是消除竞争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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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迪加的主要业务是对地下庄家搞敲诈。辛迪加要地下庄家交出一半的收入，否则会对不听话的人施加报复。辛迪加的作用有点类似于税务局（同时也向大额赌注提供再保险）；表面上，它也不会限制地下庄家的数量，只要这些庄家按时“纳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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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分税收中有多少会被转嫁到消费者身上（这可以和汽油消费税类比），又有多少是由地下庄家承担（这可以和所得税类比）是很难确定的。如果我们假定：①地下庄家的收入与其成交量大致成正比；②庄家们的消费者（赌徒）对不同庄家之间的赔率差异是敏感的，而对利润率则不敏感；③他们通常会，有意识或者无意识的，认真计算自己的全部赌注而不会计算损失率，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税收基本上都被转嫁到消费者身上了。这种情况下，地下庄家虽然名义上是勒索的受害者，但他们所受到的损害仅仅是提高了消费者所不得不要承担的价格，这就有点类似于加油站要为其销售的每加仑汽油缴税一样。地下庄家就像是作为被敲诈者的消费者和作为敲诈者的辛迪加之间的中介，消费者自愿地将敲诈钱款连同赌注一起认定为交付给庄家的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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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阿密的辛迪加把警察作为它们最好的恐吓工具。也有可能恰恰相反，警方利用辛迪加作为代言人与地下庄家沟通并收取相应费用；如果警方的组织和使用的规则与垄断组织一样，那么被我们置于组织金字塔顶端的就是警方而不是辛迪加。虽然从听证会上的证言看，激励和企业家都来自拥有相关资源和机构的辛迪加，而且警方也不具备集中为自己谋利的针对地下庄家的权力。虽说在听证会上有相关的只言片语，即便我们假设辛迪加能够动员其他力量对地下庄家进行恐吓；警方能够成为这一力量也仅在这样的前提之下，即警方通过这种恐吓行为获得收益比其竞争者的收益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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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试图估算对警察工资长期影响的尝试都需要考虑警方参与的广泛程度以及是否能够确保执行的不偏不倚，警方参与的级别和资历越高就越是需要注重这样的考量。警队招募新人不会受到影响，前提是新入职的警官不知道会得到非法收入；而警队的现有成员如果本来可能会选择退休或者更强烈的要求提高收入，但如果敲诈者能够帮助他们增加收入，这部分的警官就不会以过于激烈的方式表达他们的诉求。一个人很难证明辛迪加把这部分由地下庄家缴纳的“税款”补贴给警方是为了那些不参与赌博的纳税人的利益；通常他们会以更加区别对待和不规范的方式来为警队提供献金，其方式当然不是通过捐款，而是以更加难以查证的方式提供给道德败坏的警察，对于纳税人而言，不管怎么说这都不是什么好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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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仅是基于有限证据对存在于一个城市中的“有组织赌博”行为所具备的复杂结构关系进行的粗略描绘（这里面所指的当然不是有组织的赌博行为；这个组织是一个名义上提供电讯服务的公司，实际上进行的是敲诈勒索的行为，它通过赌博中间人将其大部分的成本强加到消费者身上）。用以识别随处可能发生的敲诈行为（比如，为酒吧和餐馆运送啤酒的垄断价格，或者保护安装在酒吧和餐馆的自动售货机免遭破坏），以及它们产生的成本和损失（当然也包括收益），也需要类似的分析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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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伊斯特·科夫沃（Estes Kefauver），来自田纳西州的美国政治家，民主党人。1939～1949年担任众议员，1949～1963年担任参议员，两次寻求党内提名竞选总统。20世纪50年代早期，他领导了一场针对有组织犯罪的大规模调查，他组建的委员会正式名称是洲际贸易犯罪参议员特别委员会，被称为科夫沃委员会或科夫沃听证会。他在14个城市听取了超过600名证人的证言，这些证人中有臭名昭著的黑社会头目，也有与黑社会组织存在瓜葛的政府官员，其中包括当时的新泽西州长和纽约市长。当时，电视机在美国刚刚普及，科夫沃委员会的听证会在电视上直播让普通美国民众第一次在官方渠道听到了名为“黑手党”的犯罪组织。——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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