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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与后果 与有组织犯罪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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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人们总是习惯性地谴责地下社会与警方、检方或法院达成的和解，即便这些和解有的时候是在法律与秩序的压力下达成的。毫无疑问的是官员中存在腐败现象，腐败之所以不融于社会不仅是由于其对正义的破坏，还由于它降低了道德标准。另一方面，关注法律执行的官员不可避免地要站在合法社会和地下社会的交界处。除去官方的沟通途径，警方还需要鼓励罪犯作证、认罪、投降、为警方通风报信，警方和罪犯之间在一定程度上总是存在一种和解或者共识，这是双方之间一种心照不宣或者明示的默契，类似于军队中所说的战争限度、火力控制或者划定势力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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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合法公司的犯罪行为，比如，通谋进行贸易限制、偷税、非法用工或售卖违禁药品，执法机关能针对这类有害行为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人们不必因噎废食地向整个产业采用整治手段，而仅需对违法行为加以纠正。规制和沟通都是处理这类行为的方式。但是，在产业本身就是一种违法存在的情况下，就没有什么现存的规制和沟通政策可资借鉴了。因为这其中涉及一个叫作“外交认可”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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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际社会，人们可以理性地界定战争，并就何种暴行应该得到抵制或惩罚，哪些行为是非侵略性的以及哪些地域属于对方势力范围等问题达成共识。也许在处理犯罪问题的时候类似方法也可以适用。而且即便我们不能在立法层面就认可这类规则的效力，但仍有必要让执法者对这类未经授权和立法认可的规则有一定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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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与后果 有组织犯罪与实施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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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必须要区分提供赌博、违禁药品、走私和妓女等商品和服务的“黑市垄断者”与敲诈集团。黑市垄断者是依靠法律存在的。没有法律和相应的执法行为，我们无法假设这样的组织能在竞争中生存下来，或者说即便在组织产生初期经受住了竞争的考验，而在后来的竞争中依然能够脱颖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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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非法垄断的角度而言，一定存在一个“最佳执法程度”。在执法程度为零的情况下，要么不愿执行法律要么无法执行法律会导致这种情况，黑市中不会产生足够的非法垄断收益（其收益要低于任何其他市场，无论是合法的还是非法的）。在执法程度为100%的情况下，如果没有与警方串通，那么黑市产业就会彻底毁灭。在这两个极端之间，可能会存在一个对垄断具有足够吸引力的黑市利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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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组织犯罪集团不可能把诸如烟草一类的产业完全置于自己的掌控之下。每个超过21岁的人都可能成为潜在的供应商。没有任何一个组织，无论是合法的还是非法的，都没有能力阻止为数众多的超过21岁的人在购买香烟之后将自己买到的香烟送到未满21岁的人手中。如果黑市的价差大到可以有组织地向未成年人销售烟草而且能够获利，那么这样的黑市是经不起任何竞争的。而且也没有任何组织，合法的或者非法的，能够吓止所有的成年人向未成年人提供烟草。在没有任何有效执法方式的情况下，犯罪组织向未成年人销售香烟所获得的利润不会比向他们出售软饮料所获得的利润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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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对于避孕药来说也是一样的，尤其是在销售避孕药名义上违法的州来说。如果法律没有得到实行，就不会存在会产生利润的商品稀缺状态。而且，如果有人打算通过恐吓所有出售避孕药的药店，并希望以此获得垄断地位，他也可以垄断牙膏的销售，而且利润要高得多。当犯罪组织试图对某种商品进行垄断并对药剂师进行恐吓的时候，法律的干预目的在于对药剂师们提供必要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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堕胎又是怎样的呢？为什么关于堕胎的行为没有形成“组织化”？答案并不简单，而且这个市场上存在太多特殊特征很难作出选择让某一个组织单独存在。这个产业中的消费者和商品都具有很特殊的特点。堕胎作为一个产业而言，其中不会出现类似于赌棍、酒鬼和瘾君子一样的“老主顾”（可能会有个别女性会进行多次堕胎，但每一次堕胎都是一种独立的、“一劳永逸”的行为）。顾客在堕胎黑市交易中相比消费其他违禁品也更加谨慎，即便是对自己的好朋友和亲人都会保密。这是一项肮脏的产业，有太多的顾客为之丧命；如果是有组织犯罪集团掌控堕胎产业，它会选择大幅减少营业场所，因为对于任何会导致消费者死亡或伤残的黑市服务，犯罪集团更害怕将服务提供者作为罪犯，而不是仅仅将其售卖的商品定为违禁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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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与后果 黑市与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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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强调过，黑市犯罪与诸如敲诈、抢劫之类的其他犯罪之间的区别在于，黑市之所以触犯法律仅仅是因为我们的立法中规定它们提供的商品是非法的。我们挑选出一些有害或罪恶的商品和服务；出于历史或传统以及其他的原因，我们禁止海洛因但容忍香烟，禁止赌场内的赌博但容忍在股票市场的投机，禁止婚外性行为但容忍暴饮暴食，禁止色情故事但容忍悬疑小说。我们这样做的原因不同于禁止抢劫和偷税漏税的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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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黑市是否存在的是政策。烟草和枪支是处于临界点之上的例证。作为政策选择，我们可以将出售烟草和强制的行为认定为非法。我们同样可以让使用避孕药具和堕胎变成非法的，这也是政策选择。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也会发生变化，昨天被禁止的非法行为今天可能就是合法的；昨天可以在市场上自由交易的商品，后天可能就变成违禁品禁止流通了。通常来说生育政策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对于堕胎和同性恋的政策也有可能发生变化，控制枪支的立法也有发生变化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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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粹的黑市能够反映道德品位、经济学规律、家长利益和个人自由观念，对这些要素的表现方式是敲诈所不具备的。而且这其中的品位和原则会发生变化。我们可以修正我们的生育政策（事实上我们也正在这么做），而且我们修正生育政策的方式不可能适用在对武装抢劫政策的修正之上。高利贷取缔法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是中世纪经济的遗留产物；而一些关于妓女、堕胎和避孕药具的法律则是维多利亚时代的产物，代表着不同流派教会的政治势力。人们甚至不能从反堕胎法的存在中推断出大部分的投票者，至少大部分的开明投票者是反对堕胎的；而且我们也应当能够清醒地意识到我们在未来50年当中要禁止的东西和我们现在要禁止的东西可能从根本上是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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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情况能让被禁止的产业成为合法竞争的对象？一方面，合法的博彩就是一个例证。发生在拉斯维加斯的事情可能不是那么令人放心。另一方面，20世纪30年代初期的禁酒法令让非法酒类生产者对竞争应接不暇。人们都认为罪犯转移到了宾果赌博（church bingo），但他们实质上并没有取得股票市场的控制权。显而易见的是罪犯并不总是能够从竞争中胜出，当然他们也不总是失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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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在麻醉药剂领域非常重要。如果我们禁止销售胰岛素和抗生素，罪犯很快就会接过这部分市场；对于牙医常用的奴佛卡因（novocain）[1]更是如此（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能够有效地实施对奴佛卡因的禁售令，黑市就将拥有其他任何有组织垄断者所不具备的竞争力）。如果麻醉药不是非法的，就不会存在黑市，更不会存在垄断利润；“推广”麻醉药所带来的收益就不会比药房出售普通感冒药的收益高。这个观点本身不足以解决麻醉药或者其他可能引发犯罪的商品是否应当受到禁止，但它是一个很重要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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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组织犯罪集团尚未染指美国最大的赌博企业。这个赌博企业是美国的股票市场（在股票市场中存在犯罪行为，但我们现在还没有将垄断行为视为犯罪）。有组织犯罪集团也还没有在世界上任何地方成功操纵国外货币。原因是外汇市场太规范了。联邦对股票市场的控制，目的在于实现市场的诚实和透明，实现竞争和消费者信息的最大化，这样的控制手段让有组织的犯罪集团很难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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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赌博应该是最难实现垄断的产业。任何人都可以参与竞争，无论是收取下注还是提供纸牌、骰子或者赛马信息。“电信服务”不可能经受得起电台和西联国际汇款公司（western union）的竞争；如果不是警察，其他人很难对地下庄家进行恐吓。如果普通经纪公司受到鼓励参与赌马业务，接受客户通过电话进行的买卖操作，敲诈者就很难找到下手的机会。而且当餐馆、酒吧、乡村俱乐部或者兄弟会能够提供牌桌和纸牌，我们会发现对赌博实施垄断的难度低于出售软饮料、电视节目或其他任何商业行为的垄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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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仍然可以认为赌博是一种罪恶，并试图将其消灭；但是我们不应再坚持这样的论点，即一旦我们将赌博合法化，犯罪组织依然能够对赌博业实施控制。对这个问题进行的推理和相关论证都指向与之相反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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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其中存在的决定性问题是限制违禁药品、赌博、卖淫、堕胎或任何被立法推向黑市的商品和服务的消费是否高于社会制造犯罪产业的成本。基于黑市的存在而产生的社会成本其实是非常高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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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它为罪犯提供的保护类似于关税为国内垄断提供的保护。它确保不愿参与非法行为的人们不会参与竞争，并让那些长于规避法律的人们获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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