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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思维危机：中国教育扼杀了中国人的思维能力 二、思辨与思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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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辨”亦写做“思辩”，这个词的源头可上溯到《礼记•中庸》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讲的是为学之道。明代王守仁《传习录》（卷上）有言若只是温清之节，奉养之宜，可一日二日讲之而尽，用得甚学问思辩?”清代王夫之的《姜斋诗话•夕堂永日绪论外编二八》言故必极学问思辨之力……然后可以治天下国家。”可见，“思辨”在古汉语中是“思”和“辨”两个词，分别表达思考和辨析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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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哲学意义上的“思辨”一词是伴随着西方哲学在中国的传播产生的。近代以来，随着对西方哲学的了解，有人把西方哲学中的“speculative philosophy”译为“思辨哲学”，指运用逻辑推导进行纯理论、纯概念的思考的一类哲学。据《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单词“speculate”的意思是“思考，思索，推断，推测”，“思辨”一词在此亦当同此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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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汉语的日常语境中，“思辨”一词的含义并不十分明确，大家都有不同的理解。如果单从字面上解释为“思考、辨析”两个词，仍太过笼统，并没有明确这个概念的确切内涵，且有同语反复之嫌。怎样思考？如何辨析？语焉不详。“思辨”一词的内涵需要进一步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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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以为，“思考”与“辨析”二者联系密切，要辨析就必须通过思考，辨析的过程必然是思考的过程。辨析，即辨别分析，是大脑认识客体的属性及客体之间异同的思维过程。要怎样思考才能达到辨析的目的呢？必然要根据思维的规律与规则——逻辑，必然要进行推理与论证，所以思辨的过程是逻辑推理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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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前人把“speculate”翻译为“思辨”是非常准确的。从深层次来看，思辨指的是大脑进行推理论证的活动过程。这个过程必然要通过思维来进行，而思维的规律与规则就是逻辑。思辨力，即运用逻辑思维进行推理论证的能力。不仅仅是哲学需要思辨力，工作、学习和生活等社会实践同样需要思辨力。思辨力的高低决定了认能力的高低，思辨力高者对世界的认识总是更接近于真实，所采取的对策亦更加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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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实践活动中，所有的问题都可以归结为三个方面：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这三个问题都是推理的过程，思辨力的高低对这三个方面都有决定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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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什么”，解决的是认识方面的问题，即大脑对事物性质、特征的辨识，并对事物有所断定，作出评估，辨析其与其他事物的区别与联系。这种认识要通过思辨来进行，即根据已知的信息，通过推理得出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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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解决的是原因方面的问题，即某事物为什么如此。要通过已知的信息进行推测来获得原因，同样离不开思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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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办”，解决的是对策方面的问题，是指要采取何种措施与对策去解决问题。而之所以要实施某种措施与对策，是因为我们经过推导预测，这些措施与对策能够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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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中的思辨过程，首先是在已掌握的材料的基础上进行推断，搞清楚“是什么”;然后在认识的基础上，推测、论证其为什么如此，即“为什么”;之后要解决“怎么办”的问题，即根据事物的性质、原因，决定采取何种措施解决问题。实施措施前，还要推测实施措施后可能的结果;措施实施后，要根据效果，认识事物的新的发展变化，即重新认识“是什么”、再次寻找“为什么”，据此再调整措施。如此循环而进，螺旋式上升，直到解决问题。而思辨力的不足会形成错误的认识，得出错误的原因，采取错误的对策，其结果就是问题难以解决，甚至越搞越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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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思辨力是思维能力的一个方面，而且是最重要的一个方面，但笔者写作本书的目的并非要全面地论述中国人的思维特征，之所以要谈“思辨力”，是因为中国人不善思辨，相比西方人存在思辨力不足的劣势，而且这种劣势正在趋于逐步扩大，这就是“思维危机”。笔者期望通过自我反省，探究原因，讨论对策，提高中国人的思辨力，改善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以解决思维危机，从而改变中国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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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思维危机：中国教育扼杀了中国人的思维能力 第二章 事实：中国人缺乏思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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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只有“女性化”这个词可以用来总结中国人心灵的各个方面。女性智慧与女性逻辑的那些特点就是中国人心灵的特点，一点不错的。中国人的头脑，就像女性的头脑充满了庸见。中国人的头脑羞于抽象的词藻，喜欢妇女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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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语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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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缺乏思辨力，这既是外国人对我们的评价，也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的评价。中国漫长的历史以及当前的现实则为这一观点提供了更为丰富和直接的证据。我们无法否认我们的这一缺点，当然，也没有必要去否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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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思维危机：中国教育扼杀了中国人的思维能力 一、外国人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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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国门被迫打开，到中国来的外国人越来越多，有些是做生意、传教、从事教育或卫生等正规工作的，当然更多的是侵略者。有很多西方人在中国生活了几十年，他们用西方人的眼光来看中国人，并著书立说，讨论中国文化及中国人的特点。这批人中有两个著名的传教士丁韪良和明恩溥，他们写过很多有关中国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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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题良（1827—1916年），字冠西，原名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美国印第安纳州人，基督教新教教会长老派传教士。他是清末在华外国人中首屈一指的“中国通”，同时也是一位充满争议的历史人物。1850年，丁韪良在神学院毕业后，被派到中国，在宁波传教。曾为美国政府提供太平天国情报，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参与起草《中美天津条约》。1862年一度回国，不久又来华，在北京建立教会。1865年为同文馆教习，1869—1894年为该馆总教习，并曾担任清政府国际法方面的顾问。1885年得三品官衔，1898年又得二品官衔。1898—1900年，任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总教习。丁韪良在中国生活了60多个年头，其著作收集在《中国人》、《翰林文稿》等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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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韪良认为中国人不善思辨，原因是受儒家思想的不良影响，是儒家哲学造成了中国人不善思辨的习惯。同时，汉语的缺陷及中国的教育体制也影响了中国人的思维。学者于岚总结了丁韪良在这方面的一些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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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丁韪良）像利玛窦一样承认孔子跟苏格拉底一样是伟大的哲人，但是比起耶稣基督则差了很多。这是因为耶稣“诉诸证据，挑战质询”。丁韪良列举了很多中国文化方面的现象，说明中国人“民族心智”的缺陷。比如中国人认为心，而不是脑，是思维的所在。丁韪良认为金木水火土的五行观是荒谬的；他说中国人毫无道理地迷恋“五”这个数字，如五行，五伦，五感，五族，五色，显示了中国人没有分析能力。中国的语言没有语法也表示了中国人思维能力的不足。不过，如果中国人如此不可救药，传教士就没事可千了，所以我们又看到丁韪良说中国人心智的缺陷是有缺陷的汉语和中国的教育体制造成的。中国教育厚古薄今，文官考试范围狭窄都加重了中国人心智的发育不良。他说，治疗中国人的这些弊病的根本途径是用基督教改良人心，改造中国文字，促进中国地域方言的使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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