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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神圣化与妖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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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很容易把人神圣化或者妖魔化。中国古代有那么多的圣人，至圣孔子，亚圣孟子，还有书圣、诗圣、画圣等艺术上的圣人。到了近现代，中国人又把开国领袖当成神来膜拜。而古代的一些帝王如唐太宗、康熙帝直到今天仍被许多国人神圣化、完美化。一个人一旦被上升到“圣”的高度，在中国人的心里，他就成了完美的、没有缺点的、不容质疑的神，他们不能接受“圣”会有缺点，不能接受“圣”的不完美。如果有人批评这些圣人，指出他们的不足甚至是错误，就会招来反驳与咒骂。同样，中国历史上也有那么多被妖魔化的人，他们似乎是坏得不能再坏，坏得没有一点好，永远被人唾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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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这种“圣”的观念对中国人的思想起到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几千年来，中国人的思想被“圣”所钳制、禁锢，不敢批评“圣”，不敢越雷池一步。“圣”总是对的，总是最好的。还谈什么突破？谈什么友展呢？就思想来说，我们几千年都一直生活在先秦诸子特别是儒家的影子之下，不敢去探索影子之外的光明，反而以为影子里面的就是最光辉的。直到近代，中国人才把目光投向了世界，但我们已经落后太多了。艺术上的圣人还可以接受，对思想上的釜人，我们必须除去他们的光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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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有一些人打着儒家或国学的名号，将中国的某些古代人物和传统文化神圣化，他们乱解经典，把错的也解释成对的，把黑的也解释成白的，千方百计地涂抹经典，让经典笼罩上“神圣”不可侵犯的光环，总之一句话，“圣人”总是对的。笔者以为，这绝对是一个不好的苗头，这是思想的退步，更是对我们伟大祖先的污辱与亵渎，如果他们地下有知，只会感到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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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域攻击中，中国人容易把自己神圣化，把别人妖魔化。某些城市人常认为自己聪明、勤劳、素质高、能力强，而乡下人是愚蠢、懒惰、肮脏、素质低下的；某个省或市的人认为自己这个地方的人正直、诚实、奉献，而某省的人则虚伪、懒惰等等。对于各个地域的人，中国人很容易形成脸谱化的印象，某地人高大强壮但愚笨，某地人都是小偷骗子，某地人小气，某地人暴躁，某地人大男子主义等，其实这些都是以偏赅全，是片面的、极不准确的。许多南方人认为山东人大男子主义，而笔者作为山东人，却发现同学亲友当中绝大多数都不是这样，而且有相当一部分人是怕老婆，做饭洗衣什么家务活都要干，还是高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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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之所以形成这种“神圣化”、“妖魔化”的思维倾向，一个重要的原因便是中国人的思辨力不足，这造成了中国人在评价人的问题上的缺憾。中国人很难客观地、全面地评价一个人，甚至当他们为一个“坏”的形象翻案时，容易陷入另一个极端，矫枉过正，把“坏”完全又变成了“圣”；或者当他们发现某个“圣”的错误时，又会把这个“圣”打入地狱，把他当成十足的“魔鬼”。中国人评价人很容易陷入片面化、扁平化、脸谱化的怪圈，很难接受一个人往往是美与丑、善与恶、稳定与变化的统一，是矛盾的统一，看不到并难以接受人的个性的多面性、立体性、复杂性。中国人评价人的这种特点正是由于其思维的简单化、片面化、表面化。中国文艺作品中对人物的表现也存在神圣化和妖魔化的倾向，形象经常会脸谱化、扁平化，不够丰满、立体、多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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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辨力不足就会形成“二元”思维，在评价人的时候，往往简单地评价为“好人”、“坏人”，如同小孩子看电影，思维简单。实际上，大部分或者应该说是所有人，都难以用“好”或者“坏”来评价，再坏的人也有好的一面，再好的人也有缺点。或者他在某个方面很坏，在另一个方面却很好；或者他今天很坏，但明天却很好；或者是以前很好，现在却变坏了。笔者绝不相信世上有没有缺点的人，或者是坏得没有一点好的人。人就是这么复杂，不能简单地定性为“好人”或“坏人”，不能因为一个人做了一件错事就对其全盘否定，也不能因为他做了一件大好事就过度地美化与拔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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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鲁迅在多篇文章中曾提到的杨荫榆女士，给我们的印象是封建卫道士，压制进步学生，但她最后却因保护女学生、斥责日军暴行而被日军杀害。其实这之间没有丝毫的矛盾，一个思想保守的人同样可以是一个为救同胞而牺牲的大无畏的爱国者，杨荫榆先生就是这多种性格统一的一个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有人因此指责鲁迅，则更无必要，我们常说“对事不对人”，鲁迅的文章是针对当时事件而发，他并不是要全面去评价某个人。鲁迅说的是事实，杨荫榆最后的壮烈同样也是事实，二者发生在一个人身上，非常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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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人的复杂性，我们从一些演员身上就可以看到，周星驰在电影中这么搞怪，而在生活中却是一个非常木讷的人。梁朝伟也很内向。演《武林外传》的阎妮，接受采访都会脸红，不善言谈。这就是矛盾的统一，不同的甚至是相互矛盾的个性会统一到一个人的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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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多数国家在这方面比我们要好得多，他们很少会去过度地神圣化一个人。丘吉尔在二战中领导英国人英勇地与德国法西斯斗争，最后取得了胜利，他无疑是功勋卓著的国家英雄。但在战后的首相选举中，他却败给了艾德礼。在中国人看来，这绝对是不可思议的，如果丘吉尔是中国人，在中国建立了那样的功勋，他会被神化成一个高大全的形象，会获得至高无上的荣誉，绝对不会在选举中败北。但在英国人看来，丘吉尔在二战中做的事情，是他作为首相应该做的工作，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他是一个人，一个做着与众不同的工作的凡人。工党领袖艾德礼用“实现全民医疗保障”这个最贴近普通人的施政纲领，说服了选民选择他。英国人民懂得，一个现代政府最值得夸耀的不是赫赫战功，而是向国民提供充足的公共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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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说华盛顿是多么伟大，他有机会成为一个独裁者，但他却没有。笔者从来不否认他的伟大，但笔者要说的是另一个问题，即他想做独裁者也很难做到，因为美国人不会去神圣化一个人，并将之置于人民之上。在这块土地上，从来就没有政治神坛的立锥之地。美国人民不会把自己的命运和希望，寄托在圣人的手中。他们敬仰华盛顿，却对权力始终保持着警惕，并通过各种方式避免国家陷入集权统治，使美国没有独裁的土壤。美国人也很少去妖魔化别人，在南北战争中，失败的南方军队也受到了尊重，在很多文艺作品中，并没有对北方军队给予比南方军队更加正面的评价。南方的将军在战后也没有受到审判，甚至还受到了尊重，南方军队的阵亡者纪念碑同样受到保护。反观在中国抗日战争中的国民党及其军队，我们长时间以来抹杀了其在抗日中的贡献，他们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这是不应该的，也是不公平的。国民党的军队和共产党的军队一样都是来自于老百姓。2005年9月3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同志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大会上说，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分别担负着抗日战争中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作战任务，以国民党军队为主体的正面战场，组织了一系列大仗，特别是全国抗战初期的淞沪、忻口、徐州、武汉等战役，给日军以沉重打击。胡锦涛同志在讲话中肯定了国民党军队在抗战中的重要作用，受到社会各界及国内外媒体的高度评价。随后几年，中国影视界出现了多部反映国民党军队抗战的影视作品如《我的团长我的团》、《大刀》等，歌颂国民党军队在抗战中的英勇表现。而即使在表现内战的作品中，国民党及其军队的形象也大为改观，更为客观真实。这些说明我们是在不断进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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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非常欣赏诗人艾青的那句名言：上帝和魔鬼都是人的化身。一个人，首先是人，拥有全体人类共有的特点，然后才是自己的个性。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一点，才能正确地认识和评价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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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盲目崇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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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古尚古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特色。中国人对古的推崇让许多外国人惊异。伏尔泰在《风俗论》一书中谈到中国近代以来的科技落后时说：“如果要问，中国既然不间断地致力于各种技艺和科学已有如此遥久的历史，为什么迸步却微乎其微？这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中国人对祖先流传下来的东西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崇敬心，认为一切古老的东西都尽善尽美;……”[64]伏尔泰指出，中国人让人难以理解的崇古心理阻碍了科学技术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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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许多中国人眼里，好的时代是在过去，好的人物也是在过去;今不如昔，今人不如古人。按这种心理推导下去，似乎原始社会才是最美好的社会。中国的古人确实是这样认为的，他们言必称“上古”，在他们心里，三皇五帝时的社会是最理想的社会。儒家和道家虽然有很多不同，但有一点相同，就是尚古。道家甚至认为小国寡民的原始社会最好，有了帝王就不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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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崇古与思辨力有莫大的关系，特别是与中国人对人性认识的片面性有关。因为他们可以亲眼见到今人，他们能够清楚地看到今人的不足与当今社会的弊端，便对“今”深感不满;但他们不可能亲眼见到古人的行为，便想当然地将古代社会和古人理想化、完美化甚至神圣化。总觉得古代是好的，古人是比今人高尚的，祖宗的东西是神圣的。其实没有证据能证明古人要比今人更高尚，也没有证据证明人类的人性在几千年中有了什么退化或发展。很多中国人觉得古人比今人更高尚、聪明、强壮，其实是没有证据的想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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盲目地崇拜古代文化禁锢了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在文艺作品中，中国人很少畅想未来，而总是盯着历史，总是沉浸在对历史的回味中而难以自拔。确实，我们的祖先创造了辉煌的文明，足以让我们这些后人仰视。但世界是发展的、进步的，我们不应该原地踏步。我们应该在传统的基础上继续前行，而不能拘泥于传统，躲在或困在传统的圈子里不出来，抱着传统不放，甚至将其神圣化。一定要用发展的眼光、历史的眼光来看待传统。如果孔子地下有知，知道人们把他当成圣人来供，估计他是不高兴的，他宁愿人们将他的思想抛弃，创造出新的思想。但是今天仍有一些人在想着复古，想着以几千年前的思想来武装现代人，这只能说中国人的创造力太差了，几千年来都没有走出祖先的思想藩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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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这种盲目崇古的心理，许多中国人会不由自主地夸耀自己的历史，夸大中国文明的成就。诸如人们常常挂在嘴边的“中国文明是世界上唯一延续至今的古文明”、“中国古代科技曾领先世界一千年”、“中国汉唐时代全面领先世界”等说法，都是夸大其辞、盲目自大、极不严谨的，这是一些极度缺乏思辨力的中国学者意淫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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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谈到中国文明的时候，许多中国人习惯将中国与古希腊、古埃及、古巴比伦相比，来说明中国文明的延续性，这是不严谨的。不能用一个上千万平方公里的地区和一个仅几十万平方公里的弹丸之地相比，不应该用现在的国家地域来看待古代文明，应该用更加宽广的眼光来看世界文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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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把古代世界文明分成两部分，即地中海文明（或称西方文明）和东方文明。地中海文明包括西亚、北非、欧洲，东方文明主要为中国和印度。这样一来，我们就会发现，东西方文明在历史上基本是同步发展的，中国并没有显着地领先。在先秦时期不用比了，和我们一样辉煌的古文明有好几处;而在汉朝时，西方有罗马帝国;在唐朝时，阿拉伯帝国兴起，同时还有东罗马帝国。西方一直有与东方差不多强盛的国家，汉朝与唐朝时的中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之一，而不是唯一。中国古代科技领先世界一千年的说法更是不值一驳的。如果我们把欧洲作为一个地域来看，那么希腊与罗马的相继就相当于中国的周与秦汉等朝代的更替，我们可以把希腊与罗马看做朝代的更替。那么欧洲文明也是从古延续至今的，绝不是只有中国文明是延续至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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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这样看起来，中国文明不再像许多中国人想象的那么耀眼，但我们数千年以来一直是东方文明的代表，这已经足以让我们自豪了。难道非得说别人都不如自己、自己是世界第一才高兴吗？这是没有必要的。一个总是把自己父辈的成就或地位挂在嘴上的人，是得不到别人的尊重的，一个民族同样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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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有这么多的劣根性，这深深地阻碍了中国的发展。要想建设一个强大的国家，就必须有智慧的国民，所以也就必须改造国民性。一百多年来，从严复、梁启超到鲁迅、胡适，再到柏杨、龙应台，这些杰出的学者不断地对中国人的国民性进行反思和批判，不约而同地擎起“改造国民性”的大旗。鲁迅说：“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造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65]遗憾的是，将近百年的轰轰烈烈的改造国民性运动，却收效甚微。虽然今日我们的经济高速增长，建设日新月异，已经是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但是许多中国人的思想却没有相应地快速进步，还停留在封建社会末期的水平。以至于这积累了一百年的失望，让人们形成了这样一个结论：中国人的劣根性是天下最顽固的事物。每个中国人一生下来，身上已经携带了“病毒”，并且终生无法治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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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以为，这么多仁人志士改造中国国民性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他们没有考虑到思维能力对国民性的巨大影响。思维决定行为，行为决定性格，思维能力没有提高，很多事情想不明白，国民性又怎么能提高呢？所以要改造国民性，就必须先改善和提高中国人的思维能力。只有思维能力提高了，改造国民性才有可能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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