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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兰克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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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兰克林传 重返伦敦大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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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富兰克林毫无征兆地回到位于伦敦克雷文大街的那个“家”时，史蒂文森太太并不在家，女佣也不知道她去了哪里。“所以我便坐下，等她回来，”富兰克林在给波莉的信中回忆道，“当看到我坐在客厅时，她大吃了一惊。”虽然如此，但史蒂文森太太还是早有准备。富兰克林用过的那些房间还是保持原样，因为他的英国朋友们和英国“家人”都坚信他一定会重返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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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兰克林曾向德博拉表示，自己不久之后就会回来。他自己也是这样认为的。在其抵达英国之后给德博拉的信中，富兰克林表示希望自己夏末就可以回家：“我希望几个月后就可以完成自己的使命。这样我就可以回到我的小家庭，享受退休生活了。”对于这样的话，德博拉早已听了不止一遍。但实际上，他们今生却无缘再见了。尽管德博拉的身体每况愈下，而且不断恳求他回去，但富兰克林仍然在英国待了10年，徒劳无功地努力履行自己的使命，直到独立战争爆发前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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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的使命对富兰克林的智慧来说是一个极大的考验，他不得不竭尽全力从中斡旋，试图使各方面达到某种平衡。一方面，富兰克林仍然是个忠诚的保皇党人，为了使宾夕法尼亚脱离领主控制，不得不努力与大臣们建立密切的关系——当然，其中也有富兰克林自己的小算盘：他想保住殖民地邮政总长的职位，甚至希望能获得更高的官衔。另一方面，当富兰克林发现英国政府并不打算支持殖民地后，他便忙着恢复自己作为一个北美殖民地爱国者的名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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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富兰克林还沉浸在重返伦敦的快乐之中。名医约翰·普林格尔爵士成为富兰克林最好的朋友。他们一起下棋，围着他们常去的咖啡馆散步，不久之后更是每年夏天都一道旅行。詹姆斯·鲍斯威尔，塞缪尔·约翰逊的传记作者，也是富兰克林的熟人。鲍斯威尔有一次碰巧遇见富兰克林和普林格尔在下棋，随后他在日记中写道：普林格尔有点儿“古怪的尖刻”，但富兰克林却是一如既往的“快乐愉悦”。富兰克林与史蒂文森太太也恢复了那种融洽的家庭关系。波莉虽然还和自己的姨妈住在一起，却仍被富兰克林视如己出，也依然是富兰克林思想上的知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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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富兰克林进行了一个看起来有点儿不自量力的尝试，即自创一个新的音标字母对英语拼写进行简化，而波莉也被他选为第一个接受试验的对象。但这一尝试显然并不成功，富兰克林用自创的拼写方法给波莉写了一封信，读起来就像天书一样。波莉则回复了一封长信，表示很难理解其中的内容。虽然她违心地表示这一尝试很不错，但随后还是用标准的英语写道：“实话实说，我觉得还是用老方法来表达自己更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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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波莉仍尽自己所能，忠实地参加了富兰克林的这一实验，这也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富兰克林与波莉的思想交流。实际上，富兰克林的语音改革并没有体现出他一贯的实用主义，却将他社会改良的思想展现到了极致。富兰克林认为，现有的英语体系中有6个字母是多余的，所以需要舍弃。同时，他还发明了6个新字母。对于波莉的众多质疑，富兰克林坚信，一旦掌握了背后的逻辑，学习起来就容易得多。波莉还认为这样的拼写方式会使单词失去其词源的魅力，但富兰克林也成功地打消了她的疑虑。几年后，富兰克林把自己的计划和诺亚·韦伯斯特进行了分享。这位著名的词典编纂者韦伯斯特在其所著的《论英语》（韦伯斯特将此作献给了富兰克林）中收录了富兰克林给波莉的信，称这一尝试“很有趣”。但随后，他又表示：“这一尝试是否会被无礼或偏见挫败，还要交给我的同胞来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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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兰克林还把自己的私生子威廉所生的私生子，也就是自己的孙子坦普尔，带到了伦敦的“家”中抚养。即使按照富兰克林自己的家庭标准，当时他们的关系也很奇怪。当富兰克林把坦普尔带到自己身边的时候，坦普尔只有4岁。负责照顾他的一堆女人，详细记下了所需的费用（理发、接种疫苗、添置衣服），然后向史蒂文森太太要钱。远在新泽西的威廉再把垫付的费用还给史蒂文森太太。尽管在给德博拉的信中，富兰克林对自己所有的朋友和熟人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却从未提到过坦普尔。直到坦普尔9岁时，威廉才在一封信中怯生生地提出，能不能把自己的儿子带回北美殖民地抚养：“他可以用自己的真名，对外就说是我的一个穷亲戚的儿子，我是他的教父，这样我就可以自己抚养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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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兰克林则坚持要自己抚养坦普尔，这也是日后他们父子之间争夺坦普尔的先兆。在英国，人们只知道这个孩子名叫威廉·坦普尔。富兰克林还让他上了斯特拉恩的一个连襟创办的学校。斯特拉恩的连襟是一个古怪的教育家，对富兰克林进行语言改革的热情十分支持。尽管坦普尔成为史蒂文森大家庭的一员，但他们却假装（起码在公众面前）对他的真实身份并不知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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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至1774年，在描述坦普尔作为来宾参加的一场婚礼的信中，波莉才称其为“坦普尔先生，一个受富兰克林先生照顾在此地上学的年轻绅士”。不久之后，富兰克林和他的孙子回到了北美殖民地，坦普尔用回了自己的真姓，波莉则坦承她一直以来都怀疑富兰克林和坦普尔之间有某种关系：“听到坦普尔在自己的名字后面加上了‘富兰克林’的姓，我很高兴。我一直认为他有权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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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5年印花税法案：富兰克林最严重的政治误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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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费城仍然将富兰克林视为“民众领袖”和殖民地权利的捍卫者。因此，当1765年3月富兰克林安全抵达伦敦的消息传来之时，钟声“响彻了整个夜晚”，富兰克林的支持者“就像疯子一样狂奔”，数不清的人举“酒”祝他健康。但这样的欢乐注定转瞬即逝，不久之后，富兰克林就卷入了臭名昭著的印花税法案之争。当时英国通过法案，对殖民地所有的报纸、书籍、历书、法律文件、纸牌等贴上印花并征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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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英国议会有史以来第一次对殖民地征收内部税。富兰克林本人认为议会的确有权通过征收关税等外部税来管理贸易，但议会却在没有殖民地代表的前提下就对殖民地征收内部税，实在不是一个明智之举，甚至是违反宪章的。然而，富兰克林并没有把主要精力放在反对征收印花税的议案上，而是试图居中调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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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5年2月，富兰克林与当时所有殖民地的代理人一同拜见了时任英国首相的乔治·格仑维尔。格仑维尔解释说，向殖民地进行必要的征税是为了补偿当时与印第安人之间高昂的战争费用。那么，是否有更好的方式呢？富兰克林认为“通常的宪政方法”更为合适，也就是说，由英国国王向各殖民地的议会提出请求，让它们决定是否能向殖民地征税。格仑维尔问道，富兰克林和其他代理人是否会说服各殖民地议会，让它们同意各自在税收总数中应承担的数额。富兰克林等人则无一做出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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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之后，富兰克林提出了另一个替代方案。这源自于他作为一个老练的经济学家，以及一个印刷工长久以来希望在北美殖民地增发纸币的愿望。富兰克林提议议会以6%的利息授权发行新的信用券。信用券可以像货币一样具有法律地位，并能够流通。实际上这样会增加北美殖民地的货币供应量，英国无须直接征收内部税就可以从中获利。“这其实是对殖民地征收一种通税，却不至于令其反感，”富兰克林说道，“掌握大部分财富的富人实际上将承担大部分费用。”但用富兰克林的话说，格仑维尔“沉醉于自己的印花税计划中”，对这一计划不屑一顾。实际上，这对富兰克林来说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因为不久之后，他听说即使是他费城的朋友，也不赞同这种信用券的提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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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5年3月，印花税法案得以最终通过，之后富兰克林又犯了一个因实用主义而造成的错误。他推荐自己的朋友约翰·休斯担任费城的税务官。“你接受此职的确会使自己的声望暂时受损，但只要你冷静、坚定地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费城民众谋利，他们必将会与你重修于好，”富兰克林曾在给休斯的信中这样错误地认为，“同时，对国王的忠诚和对政府的忠诚永远是你我最明智的选择，无论民众有多么狂热。”富兰克林希望与英国的大臣们保持适当的联系，却严重忽视了北美殖民地民众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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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托马斯·佩恩却聪明地利用了当前的局势。他拒绝派遣他的人担任税务官，并表示如果如此，“民众就会认为我们同意对他们的压迫”。约翰·迪金森，富兰克林的一个年轻的对手，也是宾夕法尼亚议会中领主一方的领袖，起草了一份声明以表达对通过印花税法案的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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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富兰克林一生中最严重的政治误判之一。他对领主的憎恨使其忽视了费城民众反对英国再征收任何税的事实。“我已经尽我所能去阻止印花税了，”富兰克林向他费城的朋友查尔斯·汤姆森表示，即使不那么令人信服，“但我们所面对的力量太强大了。”富兰克林随后还从实用主义的角度对此事进行了分析：“我们很可能是螳臂当车，就像我们无法阻止太阳落山一样。我的朋友，既然太阳已经落山了，在它重新升起之前还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应该竭尽所能地利用这段黑夜，也许我们应该把蜡烛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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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封信公开之后，对富兰克林来说无疑是一场巨大的公共关系灾难。托马斯回信道，那些费城人不但不愿意点蜡烛，反而打算“放火”。到9月，民众的反抗之势已经十分明显。“所有民众都陷入到狂乱甚至疯狂之中，我担心在这场大火扑灭之前，很多人可能都会因此送命。”休斯在给富兰克林的信中惊恐地写道。而富兰克林正是使其深陷困境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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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兰克林的合伙人戴维·霍尔发出了同样的警告。“民众对任何他们认为的哪怕对印花税法案有一点儿支持的人，都恨之入骨，”霍尔写道，“愤怒的费城人认为你插手其中，因此很多人都成了你的敌人。”他还表示如果富兰克林返回费城，他对其人身安全表示担心。当时费城有一幅漫画，内容是一个魔鬼在富兰克林的耳边轻语：“富兰克林，你将会是我的全权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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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5年9月末的一个晚上，民众的愤怒到达了顶峰。当时一伙暴民在费城的一个咖啡馆集结，其带头者指责富兰克林鼓吹印花税法案，因此带领暴民去富兰克林的新家算账。而休斯等富兰克林的支持者也一同前往，“如果我能够活到明天的话，我将会告诉你详情。”休斯在日后寄给富兰克林的日记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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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博拉把他们的女儿送到了新泽西去避风头，自己却与往常一样，拒绝离开。她的侄子达文波特带了20多个朋友来保护她。德博拉对于那晚的描述虽然触目惊心，却是对其勇气的证明。她在随后给自己丈夫的信中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