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1829821 反潮流：观念史论文集 [:1701829020]

1701829822 反潮流：观念史论文集 维柯和启蒙运动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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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29824 我的话题——维柯的观点与“完美社会”这个概念的关系，并不是维柯本人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我所知，他在所有已发表的著作中，都没有直接讨论过这个题目。不过我希望证明，他的中心议题，同这种观念——人类思想史上最悠久的观念——是有关系的，虽然也是同它不相容的。天才作家的标志之一，就是他们说过的话，有时会触动属于另一个时代、另一种文化或另一个世界的人的思想或感情的中枢神经，维柯对原始诗歌中的力与美的赞扬，以及这种赞扬对于艺术或文化中的进步观或完美社会观——现实社会的不完美就是同它进行对照而加以评价的——的意义，似乎就属于这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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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29826 完美社会的概念，是西方所有地区的思想中最古老、最根深蒂固的因素之一，当然，古典或犹太——基督教的传统，是其主流。它采取了很多形式——一个黄金时代，一个伊甸园，那里的人天真无邪，幸福完美，自由祥和，那里的一切都是和谐的，人们从没有想到过罪恶、谬误、暴力或苦难；那里物产丰饶，绝无匮乏，那儿没有冲突，甚至没有时间的流逝，一切需要，物质的、心理的和精神的，都得到充分的满足，后来发生了一场大灾难，结束了这种状态；灾难也是形形色色：洪水，人类的第一次反抗，原罪，普罗米修斯的犯罪，农业和冶炼技术的发现，原始积累，等等。相应地，黄金时代不是被放在起点而是终点上：基督再世后圣人的千禧年统治、来世生活、神赐的幸福岛、北欧神话中的英灵殿（Valhalla）或三种一神论宗教中的天堂；荷马在法厄西人的岛上，或在宙斯喜欢拜访的埃塞俄比亚人那里，曾发现了近似于人间天堂的地方。当神话的力量或制度化的宗教衰败后，世俗的、不再完美无瑕的、更为现世的乌托邦，开始胜过它们——从柏拉图、克拉特斯、芝诺、欧伊迈罗斯的理想社会，到扬布鲁斯的太阳岛、被普鲁塔克理想化的斯巴达、大西岛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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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29828 不管这种观点有什么起源，它本身是建立在这样一种信念上：存在着真实的、不变的、普遍且永恒的客观价值，它们对一切人、一切地方和一切时代都是正确的；这些价值至少从原则上说是可以实现的，不管人类过去、现在或将来有无能力在世间实现它们；这些价值是一个和谐的整体，从社会的角度说，它构成了一种完美的社会状态：当然，这种完美状态至少是可以设想的，不然的话，对现存的不完美状态的描述，也就很难或不可能有什么意义了；因为苦难、罪恶、现存人类制度中的所有其他缺陷——残暴、不公正、疾病、匮乏、精神和物质苦恼、折磨着人类的一切——只能被视为理想或最佳状态的众多衰退和缺失的表现。如何得到这种最佳状态，属于另一个问题。但是，无论能否在宗教圣书、受神灵启示的先知的预见、制度化的宗教、形而上学幻想或更有历史根源的社会理想中，或在人类没有被破坏性的文明所腐化的各种简朴的价值中找到答案，在所有这些相互冲突的信念背后都存在着一个普遍的假设，即完美的社会是可以设想的，不管它是一个祈祷和向往的对象，或仅仅是对人类尚未实现且不可能实现的潜能的一种幻觉，或是对真实或想像中的过去的一种怀念之情，或是历史必然遵循的目标，或是只要有足够的能力、精力和道德纯洁，从原则上说就可以实现的一个实践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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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29830 文艺复兴的新古典主义导致了这种完美观的再次勃兴。莫尔和帕特里齐，多尼和康帕内拉，十七世纪早期的基督教乌托邦、弗朗西斯·培根、哈灵顿、温斯坦莱、福伊格尼、费奈隆、斯威夫特和笛福，不过是这种社会观的起点，直到相当晚近的时代，它一直连续不断，后来，由于大家所熟知的各种原因，它们才经历了相当严重的衰落。十七世纪末十八世纪初，对美洲等地原始社会中的和平与和谐的不实描述，使这种浪漫故事变得格外丰富。人们对这些东西太熟悉了。我希望指出关键的一点：维柯的贡献中并非最缺乏创意的一点是，他在这个方面也采取了一条独立的路线，他扬帆逆流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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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29832 可以说，由于他觉得自己是个虔诚的基督徒，建立世俗乌托邦的诱惑对他不可能十分强烈：人不可能在现世达到完美，上帝之国不属于这个世界；人既软弱又有罪孽，甚至想像现世有一个完美国度的尝试，也意味着否定人类及其产品（哪怕是他的理性和想像力的产品）有着无法克服的局限性。然而，不管宗教法庭怎么认为，康帕内拉也是个教士和基督徒；托马斯·莫尔无疑也是如此，他死于自己的信仰；还有萨缪尔·格特、费奈隆大主教、《安塔格尔》（Antagil）和《基督之国》（Christianopolis）的作者们，还有其他许多人——但这似乎并没有妨碍他们设计人间乌托邦。在维柯的著作中也从未强调过人类的软弱与邪恶。不如说，他所强调的恰恰相反——人类出色的创造力，这使他们在改造其社会和文化生活中成为天意的工具。不仅如此：这里存在着一位天主教会的虔诚之子的奇怪悖论，他宣扬一种历史循环论，它似乎没有给通过道成肉身和基督复活而达成激烈的、一劳永逸的历史变革，或通过完成和超越这一变革而使历史走向惟一的遥远天国留出余地。如何把维柯对corsi e ricorsi（演变和重复）的信念同基督教的启示协调一致，一直就是（或有可能一直是）他的解释者所面对的难题——这比如何使柏拉图的社会秩序循环论适应他的理想国这个至少有理论可能性的信念还要困难。不管对柏拉图可以做出什么解释，在维柯看来，人间肯定不存在走向彻底圆满的途径：既然没有任何社会结构能够长存，既然在文化发展无止境的循环中，在达到新的起点之前，陷入“思考的野蛮状态”146是不可避免的，所以完美社会的观念——这意味着一种静止不变的秩序——自然而然地被排除了。这也许就是譬如说相信循环论的波利比乌斯没有提供乌托邦的原因。持类似观点的马基雅维利也没有，因为按他的预测，甚至他不视为乌托邦而是具有可行性的新罗马国，也不会永世长存。在我看来，正是这种信念，而不是维柯时代正在突现的经验主义，发挥着反乌托邦的决定性作用。因为，即使像博丹或孟德斯鸠那样，对自然环境、气候等等引起的人类生活的多样性给予充分的注意，仍然可以假设，每一种社会类型都可以自由地追求和设想它自己独特的完美之路。此外，博丹和孟德斯鸠虽然认为不同的社会可以利用的手段或许有所不同，但他们似乎并不怀疑终极价值的普遍性、客观性和永恒性，它们是和平、正义、幸福、理性的组织，而且在孟德斯鸠看来，还包括做正确的事情和避免错误事情的个人自由。但是在维柯那里，情况则有所不同。我这就来解释一下为何我如此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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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29834 维柯本质上不是个相对主义者，尽管人们有时这样称呼他。原始的野蛮人的世界，大大不同于我们这个荣耀的时代，但是通过艰苦的努力，有可能深入到那些orribili bestioni（野蛮人）的心灵。用他们的眼光观察或尝试观察那个世界，理解他们的世界观，他们的价值，他们的动机、目标、范畴和观念。对于维柯，理解他们和他们的世界，就是了解他们的观点，领会他们必然属于并反映着一个特定社会发展阶段的模式，这个阶段是我们自己的状态的来源，是创造性过程的一环，理解它是理解我们自身的不二法门。维柯的“永恒的理想史”147中的每个阶段，都由一系列的社会因果关系，同它之前和以后的阶段联系着，这条巨大的索链，是以一种不变的循环方式连接在一起的。那些相信进步的形而上学思想家认为，具有永恒价值的东西不会永远消失，因为在更高的阶段，它们可以通过某种形式保留下来；对于那些思考完美社会的人，所有终极价值都能在惟一一个最后方案中结合在一起，就像拼图游戏中的情况一样。但是在维柯看来事情不可能如此。因为变化——不可避免的变化——支配着人类的全部历史，它不是由机械原因决定的（他认为斯多噶派和斯宾诺莎持这样的观点），也不能归因于偶然因素——这是伊壁鸠鲁及其近代追随者的观点。因为它遵循着一个它自身的由天意决定的模式。在这个过程中，此一方面有所得，彼一方面必有所失，而且，假如作为不可改变的历史过程之一部分的新价值，在适当的时节得到实现——它们当然肯定能够实现——那么这种损失是不可弥补的。既然如此，一些有价值的经验形式注定会消失，而且不总是被肯定更有价值的东西所取代。这意味着，有些价值肯定同另一些价值不相容，历史地看就是如此。因此，所有正确的价值可以同时存在、相互和谐的秩序观，也就不攻自破了，然而并不是人类的弱点、无知或其他缺点（克服它们至少是可以想像的）使它不可能实现，而是因为现实本身的性质。这意味着，对完美观的排斥不是出于经验主义的原因，而是因为它有着理论上的矛盾，它同我们所看到的历史必然性不相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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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29836 发现真正的荷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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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29838 让我从维柯的《新科学》中举出一个这方面最生动的例子。在题为“诗的智慧”的第二卷里，维柯宣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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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29840 文明民族的第一批人，初期人类的子孙，按照他们自己的想法，利用全部有形的想像力，创造了各种事物。因为它是十分形象的事物，所以他们以非凡的崇高性来做这件事，这种崇高性是如此伟大，于是他们被称为“诗人”，那就是希腊人给“创造者”所起的名称。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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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29842 他又说：“诗人最崇高的工作，就是给无意识的事物赋予意识和激情”，就像玩耍中的孩子把东西当做有生命的人来谈论一样（186）。因为“在世界的孩提时代，人有着崇高诗人的天性”（187）。还有：“想像力的强大，一如推理能力的弱小。”（185）当人较为野蛮时，他们的感官也更强大，因为天命把这些感官赋予他们，以利于其身体的自我保护，而在反思——取代了本能的反思——的时代它再无多大进展，“英雄主义的描述，就像我们在荷马那儿读到的，是如此壮丽辉煌，使后来的所有诗人都难以模仿，更不用说和它媲美了”（707）。但是，那个时代（直到荷马去世前）的英雄，也被维柯描绘为“粗鲁、残忍、刚直、野蛮、高傲和固执”（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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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29844 维柯对众神的时代或英雄时代不存幻想。他谈到了祭活人的习俗——腓尼基人、迦太基人、高卢人、日耳曼人、美洲印地安人，以及拉丁姆地区的黄金时代（见普劳图斯的《凶宅》）的农民，都有这种风俗。他评论说：“它就是如此一个祥和温顺、清醒高尚、行为得体的时代！”（517）“黄金时代天真无邪的”人就是这样。（518）他并不怀疑，为了建立第一个有序的野蛮人社会（523），需要的就是这种建立在恐怖上的宗教——巨人权威。（518）然后出现了英雄。英雄时代的中心人物是阿喀琉斯，“用矛尖来表明权利”的阿喀琉斯。（923）“这就是荷马向希腊人们讴歌的英雄，他把这个人作为英雄主义美德的楷模，赋予他‘无可指责’这一不变的称呼！”（667）维柯把这比做ricorso（再现）的野蛮时刻（中世纪基督教骑士制度的时代）和浪漫诗人所诵唱的游侠骑士的复仇快感。这类英雄，如杀死儿子的布鲁图斯，还有库尔提乌斯、德齐伊和法布里基乌斯等等——“他们为贫穷不幸的罗马百姓做过什么？”（668）维柯告诉我们，他们所做的，只是毁灭、劫掠、监禁和鞭挞百姓。凡是想帮助百姓的人，曼留斯·卡皮托利努斯，或斯巴达的阿格斯王，都被宣布为叛徒并遭到杀害。按维柯的说法，在这些社会里，根本就没有美德、正义和仁慈，只有贪婪、狂妄、不平等和残忍。这就是英雄的时代，荷马生活于其中并大加赞美的时代。英雄时代是严刑峻法的时代，是“极端狂妄”、“令人无法容忍的傲慢、贪婪无度和残酷无情”（38）的时代：“贵族对待平民高傲、贪婪而残酷，在罗马史书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类描述。”（272）在题为“发现真正的荷马”的《新科学》第三卷里，维柯指出，“斯卡利格尔愤怒地发现，（荷马的）几乎所有比喻，都是来自野兽和另一些野蛮的东西”（785），但这也正是展示其诗人天才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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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29846 在他们中间获得这样的成功——因为他的比喻是无与伦比的——肯定不是受过任何哲学培养和教化的头脑的特点。他以残忍野蛮的文风，讲述了那么多形形色色的血腥战斗，那么多极其野蛮的杀戮，构成了《伊利亚特》中所有的崇高情节，那不可能出自一个接触过任何哲学并受其感化的人。（7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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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29848 但是据贺拉斯说，这位野蛮的诗人使后人很难再塑造出新的人物形象（806）。维柯宣布，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先于哲学和诗学及批评艺术的荷马，是那时所有崇高诗人中最崇高的”，因此“在发明了哲学、诗学和批评的艺术后，再也没有诗人能够和他一较短长了”（807）。情感和“言说方式”，以及这种“崇高天性”的行动，可以是“野蛮残忍而可怕的”，这只能产生于英雄时代——荷马创作诗歌的那个时代的末期；后来这便不再可能了（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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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29850 据维柯看来，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种崇高“与人民的性格分不开”（809）。荷马诗歌中的人物，是想像出来的普遍典型，被赋予了一个人种的所有品质。他们是基因式的原型（并非全然不同于马克斯·韦伯的“理想类型”），所以对于这些人，阿喀琉斯代表着英雄的威猛、敏捷的天性、高傲、荣誉和随时发怒施暴的能力，代表着力量就是正义；尤利西斯代表着英雄的智慧——“警觉、耐心、伪装和欺诈”（809）。一旦真实的观念是由文明的理性而不是整个社会的想像力创造出来的，这种崇高便不复存在了。这是因为在发明写作之前，人们只有“生动的感觉”、“强大的想像力”、“敏锐的机智”和“健壮的记忆”，他们后来失去了这些品质（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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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29852 荷马是“全体崇高诗人之父、全体崇高诗人之王”（823）。他的“崇高直达云霄”，他具有“烈火般的想像力”（825）。“荷马诗歌中的厮杀与死亡，赋予了《伊里亚特》全部的神奇”（827）。这不可能出自“冷静而儒雅的哲学家”笔下（828）。这就是维柯把荷马视为最伟大诗人的原因。正是这种品质，使他成了“野蛮比喻”（893）或残忍而可怕地描述厮杀和死亡的大师（894），他的“句子充满崇高的激情”（895），他的“表现力和壮丽的风格”（897），在后来哲学、批评和诗学成为艺术的时代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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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29854 维柯的中心论点是，诗的感情“必须深入到具体之中”，当人通过观念思考时，这种感情是不可能存在的：有灵感的诵唱者——荷马是其中最伟大的一位——同哲学家势不两立。不管后来这些更温和、更理性的时代——凡人的时代——能够创造出什么东西，如精致的文明中的艺术和科学，它不可能给我们提供“烈火般的想像力”或直达云霄的崇高境界（825）。它已经死亡了。我们只有通过理解产生这种原始诗歌的那个“野蛮、残忍而可怕的”世界，才能认识到它的宏伟气势。我们只有摈弃我们这个“辉煌时代”的艺术更为优秀的想法，才能做到这一点（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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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29856 所有这些观点都是形成于这样一个时代，那时主导的美学理论之一，仍然是艺术、道德以及所有规范领域中存在着永恒而客观的标准的思想。有些评论家相信艺术在不断进步，其根据是理性的发展以及神话、传奇和原始幻想的世界被逐渐消灭，我们已经摆脱了那个黑暗而野蛮的时代。也有些人相信，古典诗歌，尤其是罗马诗歌，优于现代诗歌。但是这两种立场都假设存在着一个惟一而永恒的判断标准，有些人认为他们可以据此证明——譬如说——拉辛和艾迪生胜过弥尔顿、莎士比亚或荷马，而另一些人认为他们能够证明索福克勒斯或维吉尔是比后来时代的诗人更伟大的诗人。这种推理过程是，一种艺术之优秀的品质和程度，是一个时代及其文化的普遍性质的一部分。在伏尔泰或丰特奈尔看来，古典时代雅典或罗马、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或路易十四统治下法国的艺术和诗歌，都十分辉煌，因为它们是由文明的人、为了同他们一样文明的人而创作的，它们不同于无知、迷信、野蛮和宗教迫害的时代，那时的艺术就像那时的社会一样低劣，只有少数野蛮的头领同一小撮耽于幻想的主教争夺着对一群崇拜偶像的奴隶的统治权（姑且用伏尔泰对欧洲中世纪早期的概括）。维柯的立场与此大不相同，而且他是就要到来的事情的预告者。他并不否认英雄时代统治阶级的残酷、贪婪、狂妄和无人性。但是某种崇高的艺术，只有从这种土壤中才能生长出来。显然，在一个存在着人人公认的正义标准的时代，人们不实行活人祭，用发现以往事实的理性主义方法取代了神话和传说，这个时代在某些显而易见的方面要优于阿伽门农的文化，他让人杀死自己的女儿祭献给女神，或是这样一些人的文化，他们把天空视为一个用雷鸣电闪来表达愤怒的巨大的生命体。但是，人道精神和知识的增长（这意味着一次循环的顶峰）不可避免地伴随着原始活力、直接性和想像力的丧失，这是发展批判的理性所不可能做到的。每一个相继出现的时代都发展自己独特的表达方式，它们在“永恒的理想史”每一次循环中的相应阶段会重复出现，虽然可能有一些变异。没有必要对每一个文化阶段及其作品，以及它的生活和行动方式加以比较，并根据某种惟一的优劣尺度把它们分成三六九等；其实这样做是不可能的，因为它们显然没有统一的尺度。然而，一种文化的子孙能够学会理解另一种文化的生活和活动——思想、行为方式、艺术、宗教、整体人生观，能够理解我们的祖先可以创造而我们不能创造的是什么，因为他们就是他们，我们就是我们，分别处在同一个循环中的不同阶段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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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29858 这并不是一种相对主义，因为我们不但能够记录其他社会的世界观，而且能够理解它们——不管理解得多么不完善——但不必把它们吸收到我们的世界观中去；它也不属于古老的绝对论，根据它，我们可以利用某种对一切人、一切地方和一切时代都正确的不变标准，宣布他们的产品相互比较或同我们的产品相比较的优劣。但是，假如事情就是这样，那么把所有最好的东西和谐地综合在一起的一个完美整体的概念，（甚至从原则上说）就是不可思议的。早期时代无与伦比的想像力，不可能同发达的批判能力、同有着深刻的理性分析的哲学或科学知识结合在一起。问埃斯库罗斯的《阿伽门农》优于还是比不上《李尔王》，是荒唐可笑的。当萧伯纳说“在《圣经》中不存在比贝多芬《第九交响曲》更伟大的灵感”149时，他是（假如维柯是正确的）说出了一个既说不上对也说不上错的命题，细究起来，这只是一句没有意义的废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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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29860 在维柯的弟子看来，启蒙运动的一些思想家的理想，一个完美社会之即使是抽象可能性的观念，也必然意味着把不可调和的属性——属于不同的思想和行为模式，因此不可能被拆散再织成一件百衲衣的各种特点、理想、才华、品质和价值——拼凑在一起的努力。在一名维柯派看来，这种观念是彻头彻尾的谬论：它所以荒谬，是因为使希腊神话中的阿喀琉斯壮丽无比的因素，同譬如说使苏格拉底、米开朗琪罗、斯宾诺莎、莫扎特或佛陀受人喜爱的因素，它们之间并不存在理论上的冲突。既然这也适用于不同的文化，只有以它们为背景，才能对人们的成就加以理解和判断，所以单凭这个事实，就足以使启蒙运动的梦想自相矛盾了。启蒙运动中众多思想家——伏尔泰、休谟、吉本、格里姆和卢梭——在认识到这种状况的可能性时表现出的怀疑主义或悲观主义超出了这里的话题。关键在于，即使是他们也受到了一种理想的可能性的观念的激励，不管它在实践上是多么不可能得到落实。至少在这一点上，看来他们和乐观主义的杜尔哥和孔多塞是一样的。在维柯之后，在一元论和多元论之间、永恒的价值和历史主义之间的冲突，注定迟早会成为一种关键的分歧。就算维柯只是在“发现真正的荷马”一章中间接地，然而也是在其最深刻的层面上提到了这一冲突，已足以显示其思想的威力和原创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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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29865 反潮流：观念史论文集 [:1701829021]

1701829866 反潮流：观念史论文集 孟德斯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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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29868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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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29870 杰里米·边沁的笔端流露出的抒情性，常常多于人们的想像，有一次，在孟德斯鸠逝世半个世纪后，他说：“洛克——枯燥，冷峻，干瘪乏味，但能流芳百世。孟德斯鸠——头脑敏锐，辞章华丽迷人，但名声不会超过他那个世纪。”150除了孟德斯鸠，他又加上笛卡尔的名字，认为他们两人注定默默无闻，因为他们的观点虽曾引起人们的关心，其前提却是谬误而非真理。这些伟大的思想体系理应得到适当的赞美，然后体面地把它们安葬。因为它们的作用已发挥殆尽，它们所包含的重大谬误必须根除，不可再让其迷惑人们的头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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