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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潮流：观念史论文集 赫尔岑和他的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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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历山大·赫尔岑就像狄德罗一样，是位天才的业余学者，他的观点和活动改变了自己国家社会思想的方向。也像狄德罗一样，他是位善谈者，他操着同样流利的俄语和法语，同自己的密友，或是在莫斯科的沙龙里谈天说地——总是新思如潮，形象迭出；在后人看来（正像狄德罗一样），其中或许不乏废话：他没有博斯维尔或爱克曼记录下他的谈话，他也不是个能够忍受这种关系的人。他的文风基本上属于谈话体，理所当然地也就兼有谈话的优点和缺陷：流畅、自发、易流于天生讲故事者那种强调的语气和夸张，但又总能回到故事或论证的主线上来。尤为重要的是，他的文风充满了口语的活力——他所欣赏的法国哲人们那种字斟句酌的文章，或他学习过的德国人那种可怕的哲学文体，似乎都没有对他产生影响；我们能大量听到他说话的声音——在文章中，在小册子中，在自传中，更不用说在他给友人的信函和便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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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开明、富有想像力，并且有着自我批判精神的赫尔岑，也是一位天资卓越的社会观察家。即使在讲究清晰表达的十九世纪，他对自己所见所闻的记录，也是难得一见的。他有一颗敏锐、容易激动而又极具反讽意味的头脑，有着炽热的诗人气质，能够写下动人的抒情篇章——这些品质在他对人物、事件、观念、私人交往和政治形势的一系列生动记述中，以及他对自己周围整个生活形态的描述中，结合在一起，相得益彰。他是位极其细致、敏感和聪明的人，言谈入木三分，并且喜欢论战。他自认为是“揭开表象和习俗伪装”的专家，形象地把自己称为社会和道德内核的破坏性的发现者。托尔斯泰对赫尔岑的观点没有什么共鸣，对当时的文人也从无溢美之辞，对同属于自己的阶层和国家的文人就更是如此。但他在临终之际也说，他从未遇到过任何人像赫尔岑那样，“罕见地把迸发出火花的深度与才华结合在一起”。252这种天赋使他的许多文章、政论、日常记录、偶尔写下的笔记和评论，尤其是写给亲友或政治友人的通信，至今仍让人展卷不忍释手，尽管其中所谈到的问题，大都销声匿迹，只有史学家才会对它们发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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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赫尔岑的著述虽然已有很多——不仅在俄国——但是他的传记作家，并不会因为这样一个事实而感到轻松：他留下了一部无与伦比的关于他自己的回忆录——《往事与随想》；这是一部堪与他同时代的同胞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媲美的文学巨著。他们也不是完全不明白这一点。他的终生好友屠格涅夫（他们之间起伏不定的私交，对于两人的生活都有重要意义；但这段复杂而有趣的故事，从未得到过充分的说明），称赞他既是位作家，也是个革命派的记者。杰出的评论家别林斯基，在他们还没有什么名气的年轻时代，便发现、讲述和赞扬过他的文学天才。甚至易怒而多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把他排除在那些他视为亲西方的俄国革命者而深恶痛绝的人之外，他承认赫尔岑的文章具有诗意，直到生命终结，对他始终怀着十分友善的态度。至于托尔斯泰，同赫尔岑的交往以及他的作品都令他感到愉快：在他们在伦敦相遇五十年之后，他依然生动地记得当时的情景。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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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杰出的作家，生前便是一位欧洲的知名人士，他是米什莱、马志尼、加里波第和维克多·雨果的座上客，在自己的国家不仅被誉为革命者，而且是最伟大的作家之一，但直到今天他在西方仍不过是无名小卒，这未免让人不解。从阅读他的文章——大多数仍无译本——中得到的乐趣，使这种现象显得奇怪而毫无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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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历山大·赫尔岑1812年4月6日生于莫斯科，即拿破仑在波罗金诺战役后占领莫斯科并燃起毁城大火的前几个月。其父伊万·亚历山德洛维奇·雅科夫列夫，是个同罗曼诺夫王朝有远亲关系的世家子。就像出身富裕的其他俄国贵族子弟一样，他在国外生活了几年，旅途中遇上一位符滕堡小官员的女儿露易莎·哈格，并把她带回莫斯科。她是个举止得体、温顺但没有什么特点的姑娘，比他年轻许多。由于某种原因，也许是因为他们的社会地位不相称，他从未按东正教的仪式与她成婚。雅科夫列夫是东正教徒，而她却一直保持着路德教信仰。254他是个特立独行、傲慢不群的人，而且变得越来越性情乖戾和愤世嫉俗。他在1812年战争前退休，法国人入侵时，他正住在莫斯科的家中。在占领期间，他得到他在巴黎认识的莫蒂埃元帅的赏识，同意为拿破仑捎信给亚历山大皇帝，作为回报，他得以使自己的家人安全离开那座被毁的城市。由于这一过失，他被遣回自己的庄园，过了很久才允许他重新回到莫斯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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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阿尔巴特街的那所昏暗的大宅子里，培养自己的儿子亚历山大，为他取了赫尔岑这个姓，似乎是要强调他是非正常的私通生下的孩子，是心血来潮的产物。露易莎·哈格从未得到正式妻子的身份，不过孩子得到了无微不至的关怀。他受到当时俄国贵族青年的正规教育，也就是说，照顾他的是一群保姆和农奴，由德语和法语私人教师为他授课，他们都是那位神经质的、脾气暴躁的、关怀备至但又多疑的父亲仔细挑选出的。为培养他的才华可谓不遗余力。他是个活泼而富有想像力的孩子，学习知识既轻松又热情。他的父亲以自己的方式爱他：其程度显然超过了他十年前出生并且同样不合法的另一个的儿子，他为其取名“伊戈尔”（即“乔治”）。不过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他是个情绪低落的失败者，没有能力跟自己的家人、事实上是跟任何人沟通。伊万·雅科夫列夫精明、可敬，既谈不上冷漠，也谈不上不公正，恰似托尔斯泰的小说《战争与和平》中那个“困难”人物，老鲍尔孔康基亲王一样，在他儿子的记忆中，他是个自寻烦恼，心情郁闷，封闭而半僵化的人。他紧闭所有的门窗，连自己的几个老友和兄弟也不接触，实际上家里看不到任何外人。他的儿子后来形容他是“两种不可调和的事物，即十八世纪同俄国生活相遇”255——给俄国贵族中许多较为敏感的人造成毁灭的文化冲突——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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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孩子从父亲那种压迫性的、令他害怕的关心中逃开，如释重负地跑到母亲和仆人的房间里；她慈祥而随和，因丈夫的压制和自己的异族背景而忍气吞声，在家里只能百依百顺地接受自己的地位。至于那些仆人，他们都是来自雅科夫列夫庄园的家奴，已经学会了对主人的这个儿子和可能的继承人俯首帖耳。赫尔岑本人在后来的年代里，把他最深的社会情感（他的朋友、文学评论家别林斯基对此有非常准确的诊断），他对个人自由和尊严的关切，归因于自己儿时的这种野蛮的环境。他是个讨人喜欢的孩子，受着家人的溺爱，但是由于听到仆人的闲言碎语，而且至少有一次无意中听到父亲同一位军中老友的交谈，使他了解了自己反常的身世和母亲的地位。根据他本人的说法，这让他深受打击：这也许是他一生中的决定性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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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他讲授俄国文学和历史的是位年轻的大学生，这是个新浪漫主义运动的热忱追随者，这场运动，尤其是它的德国形式，当时开始支配了俄国的精神生活。他学习法语（他的父亲用法语书写比用俄语还要流利）、德语（他同母亲用德语交谈）和欧洲史而不是俄国史——他的家庭教师是一位法国大革命后移居俄国的法国流亡者。这个法国人并不暴露自己的政治观点，因此——赫尔岑告诉我们——直到有一天他的学生问他路易十六为何被处死时，他换了一种语气说，“因为他是祖国的叛徒。”256他发现这孩子有所反应，便放弃了拘谨的态度，公开向他谈论人的自由和平等。赫尔岑是个孤僻的孩子，一度受到溺爱，言行拘谨，现在却有了活力和焦虑。他在父亲的大书房里如饥似渴地读书，尤其是启蒙运动的法文书籍。尼古拉皇帝把十二月党人密谋的领袖绞死那年，他十四岁。他后来说，这一事变是他生活的一个转折点；不管是不是这样，对俄国宪政自由事业中这些贵族烈士的回忆，后来变成了一种神圣的象征，无论对于他还是他那个阶级的许多同代人都是如此，并且影响了他后来的一生。他告诉我们，在此事过去几年后，他和好友尼克·奥加廖夫站在俯瞰莫斯科的麻雀山上，发出庄严的、“汉尼拔式的”誓言：要为这些人权战士复仇，要献身于他们为之牺牲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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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顺理成章地成了莫斯科大学的学生。他曾浸淫于席勒和歌德；他又开始钻研德国的形而上学——康德，特别是谢林。然后是新兴的法国历史学派——基佐和奥古斯丁·梯叶里，此外还有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傅立叶和勒鲁，以及另一些不顾书报检查制度走私进俄国的社会主义小册子。他成了一个坚定而热情的激进分子。他和奥加廖夫属于一个学生团体，他们阅读禁书，讨论危险的思想；为此他和其他大多数“不可靠的”学生一起遭到逮捕，很可能是因为他委婉地拒绝了要他接受的观点，结果被判了监禁。他的父亲费尽力量为他减刑，却无力不让他的儿子被流放到靠近亚洲边界的边远小城。他在那儿其实并没有被囚于牢房，而是在当地的官府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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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他惊喜的是，这个检验能力的新环境使他十分快乐。他表现出行政才干，成了一名胜任愉快的官员，大概还干劲十足——尽管后来他不大乐于承认这一点。他帮助揭露了腐败蛮横的长官，他对此人既厌恶又蔑视。在维雅特卡城，他同一个已婚女子坠入爱河，行为有失检点，后来又深深体验到悔恨的煎熬。他阅读但丁，经历了一段虔诚的时光，然后同他的最大的一位表妹娜塔丽开始了漫长而热情的通信，和他本人一样，她也是个非婚生子，住在她的一位富裕而专横的姨妈的宅子里给她做伴。由于父亲的不懈努力，他被送到弗拉基米尔市，在莫斯科友人的帮助下，娜塔丽也跟他私奔。他们违背亲戚的意愿，在弗拉基米尔成婚。后来他得到允许返回莫斯科，并被任命了彼得堡政府的一个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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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他当时有什么抱负，他依然我行我素，致力于激进事业。由于他的一封言辞不慎、批评警察行为的信被检查官拆看，他又被判流放，这一次是去了诺夫格罗德。两年后，即1842年，他再次得到允许返回莫斯科。这时他已被人视为新激进派知识分子中坚定的一员，一位值得尊敬的事业的牺牲者。他开始给进步报刊写文章，中心话题始终如一：个人受到的压制；政治和个人专制使得人们卑贱而堕落；社会习俗的枷锁，黑暗的无知和政府的野蛮专横，俄罗斯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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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他这个圈子中的其他成员，如诗人和小说家屠格涅夫、评论家别林斯基、未来的政治煽动家巴枯宁和卡特科夫（前者属于革命事业，后者则属于反革命事业）、评论家安年科夫，以及他的好友奥加廖夫一样，赫尔岑和当时的大多数俄国知识分子，都对黑格尔哲学如痴如醉。他撰写引人入胜的政治和哲学文章和涉及社会问题的小说。这些东西发表后，得到广泛的阅读和讨论，给作者赢得了相当大的声望。他采取了一种毫不妥协的立场。作为持异见的俄国贵族中的一个主要代表，他的社会主义信念，更多地不是来自对资产阶级西方的自由放任经济的野蛮和混乱的反对——俄国当时处在工业化初期，仍然是个半封建的、社会和经济都很原始的社会——而是来自对当地社会问题的直接反应：百姓的贫困、奴隶制、在所有方面都缺乏个人自由，以及不讲法律的野蛮官僚制度。257此外，还有一种强大的、半野蛮社会的民族自豪感，它的领袖清楚这个社会的落后，对文明的西方怀着一种混杂着羡慕、忌妒和嫌恶的复杂感情。激进派相信沿着西方路线进行民主的和世俗化的改革；而斯拉夫主义者则回到了神秘的民族主义，他们鼓吹必须恢复他们认为被彼得一世的改革所摧毁的“有机”生活和信仰形态，他们认为这场改革不过是鼓励了一种不计后果而又下贱的模仿——对没有信仰的、堕落到不可救药程度的西方的模仿。赫尔岑是个极端的“西化派”，但是他保持着同对手的联系——他把其中最杰出的人视为浪漫的反动派，他们受到民族主义的误导，但是在反对沙皇的斗争中属于可敬的同盟军。这也许是因为他希望看到，人类感情尚未泯灭的全体俄国人一起反抗那个罪恶的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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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万·雅科夫列夫于1847年去世。他把自己的大部分财产留给了露易莎·哈格和其子亚历山大·赫尔岑。赫尔岑对自己的能力信心百倍，心中燃烧着（用费希特反映那一代人态度的一句话说）“来到这个世界，就要有一番作为”的欲望，他决定移居国外。当时他是否希望或打算在国外度过余生，我们不得而知，但后来情况变得就是如此。这一年他离开俄国开始旅行，与他结伴而行的还有他的妻子、母亲、两个朋友和仆人。他们穿越德国，于1847年的年底来到了他所向往的巴黎，文明世界的首都。他立刻融入各国流亡者的激进派和社会主义者的生活之中，他们在这座骚动不安的城市的思想和艺术活动中扮演着核心角色。1848年，当欧洲各国相继爆发革命时，他发现自己同巴枯宁和蒲鲁东一起，站在了革命社会主义中的极左派一边。有关其活动的流言蜚语传到了俄国政府那儿，他接到了马上回国的命令。他拒绝服从。他和母亲在俄国的财产被宣布没收。银行家詹姆斯·罗特希尔德对这位年轻的俄国“男爵”抱有好感，而且处在能对俄国政府施加压力的地位上，经过他的努力，赫尔岑收回了自己的大部分财产，此后便没有经受过金钱匮乏的体验。这使他获得了许多流亡者无从享受的一定程度的独立性，也使他能够为其他一些难民和激进事业提供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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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革命前不久到达巴黎后，便开始为他的朋友主持的莫斯科期刊撰稿，对巴黎的生活和文化状况进行深入而严厉的批判，尤其是对法国资产阶级的堕落所做的辛辣的分析，其尖锐程度甚至他的同代人马克思和海涅的著作也难望其项背。他的大多数莫斯科朋友读后都表示不快：他们认为他的分析属于纸上空谈和不负责的极端主义，是典型的夸夸其谈，不适合一个治理混乱的落后国家的需要，因为同它相比，西方中产阶级的进步不管有什么缺陷，都是走向启蒙的重要一步。这些早期著作——《马利尼大道来信》（Letters from Avenue Marigny）和随后的意大利随记——所具有的品质，成了他后来所有著作的典型风格：流畅的描述句，新鲜、晓畅而直接，穿插着一些生动但绝非无关的题外话，在同一话题的许多关键处，还有真实的或想像出来的引语，还有让他那些民族主义的俄国朋友感到不安的法语文风。由此造成的是一种即兴表演的效果：一个聪明家伙的令人陶醉的谈话，他有着不同寻常的清醒头脑和诚实，在观察和表达能力方面具有独特的天分。文章弥漫着强烈的政治激进主义气氛，又渗透着贵族特有的（甚至是更为典型的莫斯科人的）那种态度，即对心胸狭小、精打细算、自我满足、铜臭气，总之是对一切谨小慎微或倾向于妥协和中庸之道的事情的厌恶，而路易·菲利普和基佐被他视为这种现象最令人厌恶的化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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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尔岑这些文章中的观点，散发着乐观的理想主义——一种对社会、思想和道德方面享有自由的社会的向往，他像蒲鲁东、马克思和布朗基一样，在法国工人阶级身上看到它的起点；还有对激进革命的信念，认为只有这样的革命能够创造出使他们获得解放的条件；然而他对一切普遍公式、对所有政党的纲领和战斗呐喊，对那些伟大的、堂而皇之的历史目标——进步、自由、平等、民族统一、历史权利、人类的团结——又怀着深刻的不信任。在这些原则和口号的名义下，人类肯定很快就会再度受到欺凌和杀戮，他们的生活方式受到谴责和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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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黑格尔的左翼弟子中更为极端的分子，尤其是无政府主义者马克斯·施蒂纳一样，赫尔岑也在那些大而无当的抽象原则中看到了危险，只要一听到它们的声音，人们就会陷入残酷却毫无意义的杀戮——各种新的偶像的圣坛，在他看来，明天还会由牺牲者的鲜血来祭奠，就像昨天或前天的牺牲者为过去的神癨——教会、君主、封建制度或神圣的部落习俗，如今它们已经信誉扫地，成了人类进步的绊脚石——而流的鲜血，同样没有任何道理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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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对抽象理想本身的意义和价值的这种怀疑态度外，赫尔岑还说了一些更令人不安的话，他说出了一种挥之不去的感觉：在较为自由和文明的精英（他知道自己属于其中的一员）的人道主义价值同无声无息的广大群众的实际需要、愿望和利益之间，存在着不断扩大而难以填平的鸿沟。这些群众在西方仍然十分野蛮，在俄国或亚洲的平原上就更是如此。旧世界显然已经摇摇欲坠，而且它也应当覆灭。它将被它的牺牲者——对他们的主子的艺术和科学毫不关心的奴隶——所摧毁；事实上，赫尔岑还在问：他们何必关心这种事情？难道它不是以他们的痛苦和低贱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吗？这些年轻而充满活力的新野蛮人，对建立在他们父辈骸骨上的旧世界，怀着理所当然的仇恨，会把他们的压迫者的大厦，连同西方文明中那些最崇高最美丽的东西，连根掀翻。这场灾变不仅不可避免，而且是公正的，因为这种在其受益者眼里既高贵又有价值的文明，给人类的绝大多数除了带来苦难和毫无意义的生活之外，没有带来任何东西。然而他并没有妄言对于和他一样品尝丰盛的文明成果的人来说，以上理由使这种前景变得不再那么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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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俄国和西方的评论家经常断言，赫尔岑在巴黎变成了一个热忱的、甚至是乌托邦式的理想主义者，1848年革命的失败使他幻灭，又产生出一种新的、更为悲观的现实主义。然而这种观点并没有充分的证据。258甚至在1847年，怀疑主义的迹象，尤其是对人类能够得到多大改造的悲观主义，以及对这些变革（无畏而聪明的革命者或改革家、他那些西化的俄国朋友眼里的理想形象）的更深层的怀疑——完成了这些变革，是否会导致一个更加公正和自由的制度，还是只会导致新的主子对新的奴隶的统治呢？——不祥的征兆在大崩溃之前就能听到了。不过，尽管如此，他仍然是个信心坚定和极为乐观的革命者。意大利和法国工人的叛乱及其受到残酷镇压的场景，终身萦绕于赫尔岑的脑际。他对1848-1849年事件，尤其是对巴黎7月暴动的第一手描述，堪称“贯彻着信仰的”历史和社会学文献的杰作。他对这些起义中的人物描写以及对他们的思考也是如此。这些文章和书信大多仍然没有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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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尔岑既不能也不愿回到俄国。他成了一名瑞士公民，除了革命的灾难之外，他又经历了一场个人的悲剧：他最亲密的新朋友之一，同时也是马克思和瓦格纳的朋友，海涅半嘲讽地称为德国革命的“铁云雀”的激进德国诗人格奥尔格·赫尔维格，勾引走了他深爱的妻子。赫尔岑对爱情、友谊、性别平等，以及资产阶级道德观念的不合理性，持有一种进步的、有点像雪莱式的观点，在这场危机中受到考验，并且因此而破碎了。他几乎因为悲痛和嫉妒而陷入疯狂：他的爱情，他的虚荣心，他对全部人类关系之基础的更深层的假设，经受了致命的打击，此后他再没有从这场打击中完全恢复过来。他做了几乎没有人曾经做过的事情：他细致入微地记述自己的愤怒，他和自己的妻子、和赫尔维格及其妻子的关系发生变化的每一步，仿佛这些都是他记忆中的往事；他记下他们之间的每一次谈话，每一时刻的愤怒、失望、冲动、爱、希望、忿恨、轻蔑和痛苦的自暴自弃。他自己的道德和心理状态的每一种色调和细微变化，都变得十分鲜明，其背景则是由流亡者和阴谋家组成的世界里的一种公共生活，他们有法国人、意大利人、德国人、俄国人、奥地利人、匈牙利人和波兰人，在一个人生舞台上来去匆匆，而他总是处在这个舞台的中心，是它的一个不能自拔的悲剧英雄。他的记录并没有失去平衡——没有显而易见的歪曲——但仍然是彻头彻尾自我中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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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尔岑终其一生对外部世界有清醒的认识，而且很有分寸感，但这种认识的手段却是他本人的浪漫化的人格，以及他的个人世界中那个给人印象深刻的、不健全的自我。他的痛苦不管多么强烈，他对自己的悲惨遭遇依然能够保持充分的艺术化的控制，而且在写作时也是如此。大概正是这种反映在他的所有著作中的艺术化的自我主义，要对娜塔丽的压抑感和他在讲述发生的事情时缺少节制负部分责任：赫尔岑完全想当然地认为读者具有理解力，甚至认为他们对他本人即作者的精神和感情生活的每一个细节，有着不加区分的兴趣。娜塔丽的信件以及她不顾一切地逃到赫尔维格身边，便说明了赫尔岑自以为是的盲目性给她的脆弱而又热情的性格造成的日益严重的破坏性影响。我们对娜塔丽和赫尔维格的关系所知不多，她同他也许只有性爱，而他也一样。信件中夸张的文学语言所掩盖的，要多于它们所暴露的。但是她显然感到自己不幸福，难以自拔地受到情人的吸引。就算赫尔岑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对它的理解也是模模糊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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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就像对待黑格尔或乔治·桑的思想一样，去占有同他最亲近的人的感情，也就是说，他把自己需要的拿过来，把它注入自己的经验激流之中。他慷慨地让别人分享他的经历，但这是出于他对个人自由和个人生活与个人关系的绝对价值深切的、毕生持有的信念，他很少能够理解或宽容自己身边完全独立的人物。他仔细描述自己的痛苦，极为详尽和准确，他从不自我宽恕，他的话很有说服力，但并不伤感，而且表现出不可救药的自我专注。这是一份令人悲痛的文献。他生前并没把这个故事完全公之于众，如今它却构成了他的回忆录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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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表现——说出自己的话的需要，或许还有得到其他人、得到俄国和欧洲承认的愿望，是赫尔岑天性中的第一需要。因此，甚至在他生命中这段最黑暗的时期，他仍然用各种语言源源不断地写了大量有关政治和社会问题的书信和文章；他尽力使蒲鲁东保持干劲，他同瑞士的激进派和俄国的流亡者保持书信往来，他广泛地阅读，做笔记，了解各种思想，参与辩论，作为一名政论家和左派及革命事业的积极支持者不懈地工作着。没过多久，娜塔丽便回到了尼斯他的身边，但很快就在他的怀中去世。就在她死前不久，他的母亲和他的一个聋哑儿子乘坐的一艘从马赛开出的船在暴风雨中沉没。他们的尸体没有找到。他的生活到达了最黑暗的谷底。他离开尼斯，离开了那个因为和许多人的友情把他同他们联系在一起的意大利、法国和波兰的革命者组成的小圈子，和他的三个儿子一起去了英国。美国距离太远，而且在他看来也许也太单调了。英国离他在政治和个人生活中遭遇失败的地点，也许已经足够远了，但它仍然属于欧洲。那时这个国家对待政治流亡者最宽宏大量，对各种怪异的思想开明而宽容，或是抱着满不在乎的态度。她为自己的公民自由以及她对外国压迫的受害者的同情心而骄傲。他在1851年到达了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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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和儿子在伦敦四处串门，游览郊区。在尼古拉一世的去世使他最亲密的朋友奥加廖夫得以离开俄国时，他也来到伦敦他的身边。他们一起成立了一家出版社，开始出版一份名为《北极星》的俄语杂志，这是第一份完全致力于毫不妥协地反抗沙皇俄国政权的机关刊物。《往事与随想》最初的几章就发表在这上面。对可怕的1848-1851年的记忆困扰着赫尔岑的思绪，毒化着他的血流：显然，让这段痛苦的往事有个了断，放松精神，成了不可缺少的心理需要。这就是他要写的回忆录的第一部分。生活在冷淡的陌生人中间难以言表的孤独感，259同时政治上的反动势力似乎吞噬了整个世界，没有留下任何希望，于是回首往事便成了对抗这种状况的鸦片。他不知不觉地沉湎于往事，在其中越陷越深，并且发现这已经成了他的自由和力量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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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他以《大卫·科波菲尔》为类比的这本书的写作背景。260他在1852年的最后几个月开始动笔，写作过程时断时续。前三部分大概完成于1853年末。1854年，他题名为《监禁与流放》的一个选本用英语出版（这个标题也许是受了西尔维奥·佩里科的《我的监狱》的启发）。它立刻大获成功；受此鼓舞，他继续写作。到1855年春天，他已完成了前四部分，并于1857年一起出版。他对第四部分进行修改，为它增加了几章新的内容，并着手写第五部分。他在1858年完成了第六部分的大部分内容。记述其私生活的内容——他的爱情和婚后最初几年的生活——写于1857年：直到这时他才能够让自己回忆这些事情。此后是七年的中断。在1860至1864年期间，他在伦敦发表了一些单独成篇的文章，例如讨论罗伯特·欧文、演员什切普金、画家伊万诺夫和加里波第（《卡米西亚的俄国人》）的各篇。这些文章虽然通常也被放在他的回忆录中，但当初他并没有这样的意图。前四部分的第一个完整版本出版于1861年。最后几部分——第八部分和第七部分的绝大多数内容——写于1865-186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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