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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潮流：观念史论文集 民族主义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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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昔的被忽视与今日的威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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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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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念史是个丰富的领域，然而由其性质所定，又是个不明确的领域，所以，更为精确的学科中的专家，对它自然会持怀疑的态度，然而它也有让人惊喜和得到回报的东西。其中就包括这样的发现：我们自己的文化中一些人们最熟悉的价值，其出现的时间要比人们最初以为的时间晚很多。在古代或中世纪的世界，正直和诚实不属于得到赞美的品德之列，实际上很少被人提及，那时人们赞美的是客观真理，是做事正当，不管是如何做到的。多样性是可取的，整齐划一则是单调、沉闷而乏味的，是自由扩展的人类精神的镣铐，就像歌德对霍尔巴赫的《自然的体系》的描述一样，“暗淡无光，死气沉沉”——这种观点与传统的观点，即真理只有一个，谬误多种多样，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这后一种观点在十七世纪末以前——不会更早——很少受到挑战。不是作为避免破坏性冲突的权宜之计、而是作为一种固有价值的宽容；今天人们所讨论的自由和人权的观念；天才就是不受束缚的意志对规则的挑战，以及在任何层面对理性的藐视——所有这些都是出现于十八世纪西方的思想和情感的巨大变化中的要素，其后果体现在今天生活各领域里十分明显的对革命的各种反动之中。这是一个我不会直接加以讨论的大题目，我只打算专注于它的一个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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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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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都知道，史学研究在十九世纪有了巨大的发展。对此有许多解释：自然科学迅速胜利的发展，特别是技术发明和由此产生的大工业的兴起，使生活和思想发生了革命性的转变；新兴的国家、阶级和统治者的追本溯源；文艺复兴的世俗化和宗教改革导致的历史久远的宗教和社会制度的解体；所有这些都使人们对历史变迁的现象和新生事物给予关注。激发历史研究，其实是所有起源研究的因素，多得不胜枚举。人们有了一种新的感觉，事情在不断进步，或至少人类社会的生活是运动和变化的。难怪这一时期的重要思想家，都致力于发现支配社会变迁的规律。似乎可以合理地假设：自然科学的新方法既然已经证明能够解释自然和外部世界的规律，那么它在人类世界也能履行这一职责。如果这种规律是能够发现的，它们肯定既适用于过去，也适用于未来。有关人类未来的预言，一定会从神秘的先知和《圣经》启示录的解释者、从占星家和浅薄的巫师那儿解脱出来，成为一个严密的科学知识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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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愿望激励着新的历史哲学家，导致了社会研究的一个全新领域。新的先知试图断定，他们关于过去和未来的预言有着科学上的正确性。他们中间有些人所写的很多东西，是铺张而狂放不羁的、有时甚至是自大狂的想像力的产物，或至少是高度思辨的，不过大体上说，他们留下的记录要比人们通常想像的更值得尊敬。孔多塞也许过于乐观了，他预言一门有关人类的综合而系统的自然科学将会得到发展，人类事务中起因于懒惰、无知和非理性的罪恶、污秽和不幸，也将随之消失。在1794年身陷囹圄的黑暗中，他描绘了一幅美好而幸福的新世界的绚丽图画：在理智和道德上获得解放的人们把科学方法运用于社会组织，形成了一个各民族和谐相处的社会，导致了艺术和科学的不断进步，以及永久和平。这显然过于乐观了，但是，关于数学尤其是统计学技术运用于社会问题的成效，却是个既有创见又十分重要的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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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西门是个天才，众所周知，他预见到技术专家治国的制度不可避免的胜利。他谈到科学、金融和工业组织即将来临的联合，在这个受科学家辅佐的生产者的新世界里，教士的灌输将被一批新的宣传者所取代，他们是打动人们感情的艺术家、诗人和新的世俗宗教的教士，没有这种宗教，新的工业世界不可能正常运转。他的弟子奥古斯特·孔德，呼吁并预言建立一种威权主义的宗教，由它来教育和控制理性的但不是民主的或自由的社会及其受过科学训练的公民。我很难夸大这种预言的正确性：技术手段与世俗教士的绝对权威的结合，在我们今天实现得太成功了。偏见、无知和迷信，以及它们在非理性的和压迫人的法律中，在经济、政治、种族和性别等方面的体现，将被这场新的启蒙运动所清除——持这种信念的人即使没有实现他们的期望，也无损于他们对西欧发展的新道路的洞察力。边沁和麦考利所预告的，也正是这个理性的、横扫一切的新秩序的景观，它困扰着穆勒和托克维尔，而卡莱尔和狄斯累利，罗斯金和梭罗，以及他们之前十九世纪初的早期德国浪漫派，则对它深恶痛绝。至于傅立叶，他在说了不少废话的同时，也向商业和制造业的罪恶发出怒吼，说它们是肆无忌惮的经济竞争的产物，这种竞争会使那些渴望增加自己利润的人任意毁坏或玷污人类的劳动成果；他力陈对庞大人群的集中控制的增长将导致奴役和异化；他鼓吹结束压迫，认为有必要以细心的职业指导合理地疏导各种激情、能力和爱好，使它沿着一个自由的、创造性的方向发展。傅立叶被归入可笑的幻想家之列，但他这些想法并不荒唐，他所预言的很多事情在今天已经成了老生常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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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克维尔曾不安地预感到民主的平等主义的一律与单调，现在所有的人，对他为了减轻其后果而开出的药方不管有何想法，都认识到他的预言不幸是正确的。我也不清楚有谁会否认，不管卡尔·马克思有什么错误，他表现出了一种独有的预见力，辨认出了他那个时代的一些在同代人看来并非显而易见的作用因素：生产资料集中和统一到私人手中，工业化的无情推进，当时仍在胚胎期的大工商业的兴起和大发展，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和政治冲突不可避免的尖锐化。而且，在揭示政治的与道德的、哲学的与宗教的、自由的与科学的伪装——它们掩盖着上述冲突的一些最野蛮的表现及其社会和知识后果——方面，他也并非没有成功。这是一些主要的先知，还有另一些人。颇有才华但刚愎自用的巴枯宁，比他的伟大对手马克思更准确地预见到了将会出现被剥夺者的伟大起义的形势，而且预见到它们更容易发生的地方，不是处在经济进步上升曲线中的工业化程度最高的社会，而是这样的国家：那里的大多数人口只能勉强维持生存，在社会动荡中几乎不会失去任何东西，即在资本主义最薄弱的落后农业经济——譬如西班牙和俄国——中，处在令人绝望的贫困境地的纯朴农民。他说不定可以毫不费力地理解我们这个时代亚洲和非洲发生巨大社会动荡的原因。我还可以说：诗人海涅在向路易·菲利普早期统治下的法国人说，他认识到总有一天，他们的德国邻居将会在历史的记忆和怨恨以及形而上学和道德幻想的共同激励下向他们发起进攻，并把西方文化的伟大业绩连根拔起：“就像早期的基督教徒一样，不管是肉体折磨还是肉体快乐，都不能使他们屈服；恐惧和贪婪都不能束缚住他们”，这些陶醉于意识形态之中的野蛮人，将把欧洲变成一片荒漠。拉萨尔曾宣扬并且可能预见到了国家社会主义——我们今天的各种人民民主制，不管你把它们称为国家社会主义还是国家资本主义，都是马克思在他关于哥达纲领的笔记中彻底谴责过的一种杂种政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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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十年以后，雅可布·布克哈特预言，军事——工业综合体必然会控制西方衰落的各国；马克斯·韦伯丝毫也不怀疑官僚制度的力量会不断壮大。涂尔干发出了社会失范之可能性的警告；接下来是扎米亚京、赫胥黎和奥威尔的梦魇，对于我们这个时代，他们一半是讽刺家，一半是预言家。有些言论仍然属于纯粹的预言，而另一些言论，特别是马克思主义者的预言以及海涅所说的那些支配着种族主义者和新异端的非理性主义者的想像力的野蛮人，大概在某种程度上已经不期而至。十九世纪还产生了其他大量的乌托邦思想和预测，比如自由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技术统治论的，以及充满着新的中世纪乡愁的，它们渴望着过去那种基本上是凭空想像的共同体——这些体系中的大多数已被公正地遗忘了。在这个得到精心论证、有统计学支持的未来学和空想的巨大行列中，存在着一个特殊的空白。有一场支配着欧洲十九世纪大部分时间的运动，它是这样普遍，这样为人熟知，只有依靠故意的想像，人们才能够设想一个它不起作用的世界：它有自己的党派和敌人，有它的民主的、贵族的和君主制的派系，它激励着实干家、艺术家、知识精英和大众。然而十分奇怪的是，在我所了解的重要思想家中，谁也没有预见到它会在未来起到更大的支配作用。然而，也许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当今世界上，它是最强大的运动之一，在某些地区甚至是惟一最强大的运动；有些没有预见到这一发展的人，为此付出了他们的自由甚至生命。这就是民族主义运动。有影响的思想家，至少据我所知，都没有预见到它的未来——至少没有一个思想家明确地预言过它。我所知道的惟一例外，就是被人低估了的摩西·赫斯，1862年，他在《罗马和耶路撒冷》一书中断言，犹太人肩负着把共产主义和民族精神结合在一起的历史使命。但这与其说是预言，不如说是布道，而且除了后来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外，该书基本上一直无人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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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必要强调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今天，出席联合国大会的绝大多数主权国家的很多行动，都是受着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的驱使，甚至超过了国际联盟时期它们的前辈。然而我猜想，这一事实会让十九世纪的绝大多数预言者感到惊讶，不论他们多么聪明，有着多么好的政治直觉。这是因为那时的大多数社会和政治评论家，不论他们自己是不是民族主义者，一般都倾向于预见这种情绪将会衰落。大体上说，民族主义在欧洲被认为是个趋于消失的东西。大多数人希望成为与他们自己所认同的民族相一致的国家的公民，这被认为是一种自然而然的愿望，或至少是一种历史——政治的发展所造成的后果，而民族意识的增长则是这种发展的原因和结果，至少在西方是如此。作为一种情绪和意识形态的民族主义，（在我看来，正确地说）并不等于民族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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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从亚里士多德以来，归属一个易于确认的群体的需要，便被视为人类的一种自然要求：家庭、氏族、部落、等级、社会阶层、阶级、宗教组织、政党，最后是民族和国家，都是满足人类这种基本需要的历史形式。也许没有哪种形式像食物或住所、安全或繁衍后代一样为人类的生存所必需，但有一种形式却是必不可少的，人们为说明这种形式的历史发展，提出形形色色的学说：从柏拉图和波里比乌斯到马基雅维利、波舒埃、维柯、杜尔哥、赫尔德、圣西门、黑格尔、孔德和马克思，以及他们的现代继承者。共同的祖先，共同的语言、风俗、经历、记忆，长期居住在同一疆域，这些因素共同形成了一个社会。这种同质性强化了一个群体与相邻人民的差异，强化了部族、文化或民族团结的存在，并由此产生了一种意识，即他们不同于那些有着不同风俗和真实的或神话的起源的群体，而这种意识又时常伴随着在行动上对其他群体的反感或蔑视；人们认为这既解释了民族国家，也为它提供了正当的理由。不列颠人、法兰西人、西班牙人、葡萄牙人和斯堪的那维亚人，在十九世纪前便达到了这种状态；德意志人、意大利人、波兰人、巴尔干和波罗的海各地的人民则还没有建成民族国家。瑞士人提供了他们自己独特的解决方式。除了支持俄罗斯、奥地利和土耳其这些君主制的多民族帝国的人，或帝国主义者、社会主义的国际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也许还有一些信奉教皇至上论的天主教徒，人们都认为国家的疆域和民族相一致总的说来是可取的。大多数政治思想家，不管他们赞成与否，都认为这是社会组织不可避免的一个方面。有些人希望或担心它被别的政治结构所取代，另一些人则认为，这是一种“自然”而永恒的现象。民族主义，即把民族的统一与自决的利益提升为最高价值，必要时其他一切考虑必须服从这种利益，这似乎是德国和意大利的思想家特别易于产生的一种意识形态。一些更为自由主义的评论家认为它是一个正在消失的阶段，而民族意识的加剧要归因于专制统治者在顺从的教会支持下进行的压制和武力镇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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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十九世纪中叶，德国人和意大利人政治统一和自治的抱负似乎正在顺利实现。这个大趋势不久也将使多民族帝国中的被压迫民族得到解放。在此之后，作为受伤害的民族意识的一种病态怒火的民族主义便会减弱：它因压迫而产生，也将随压迫一起消失。这一过程所花费的时间似乎长于乐观派的预期，但是到了1919年，民族自治权的基本原则似乎已经得到普遍接受。承认了民族独立权利的《凡尔赛公约》，尽管在其他方面可能未达到目标，但毕竟解决了所谓的民族问题。当然还存在着新兴民族国家中不同的少数民族的权利的问题，但它们的权利可以由新成立的国际联盟做出安排——确实，如果可以期待这些国家能够哪怕只从自己的历史经验中认识到某种道理的话，它就会认识到必须满足境内各种族和文化群体对自治的渴望。另一些问题可能仍在困扰着人类——殖民剥削、社会和政治的不平等、无知、贫困、不公正、腐败、特权等等，但大多数开明的自由派乃至社会主义者都认为，民族主义将会衰落，因为各民族最深的创痛正在逐渐愈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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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者和其他激进的社会主义者走得更远。在他们看来，民族感情本身就是虚假意识的一种形式，是一种意识形态。一个特殊阶级即资产阶级同旧贵族制度的残余结合在一起实行的经济统治，有意或无意地导致了它的产生。它被当做一件武器来保护和促进社会的阶级统治，而这种统治则是建立在对无产阶级劳动力的剥削之上。生产过程本身必将把工人组织成一股纪律严明的势力，它在规模、政治觉悟和力量上不断壮大，待到时机成熟，他们就会推翻他们的资本主义压迫者，因为后者会被他们相互残杀的竞争所削弱，从而失去进行有组织抵抗的能力。剥夺者将被剥夺，资本主义的丧钟将会敲响，由民族情绪、宗教和议会制民主等诸多方面组成的整个意识形态，也会随之消亡。民族差异也许依然存在，但是它们就像地方和种族特征一样，与全世界的工人，即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团结相比是无足轻重的，后者的自由结合将为了全人类的利益而驾驭自然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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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观点共同的一点是，它们都相信民族主义是人类自决的渴望受到挫折的暂时产物，是人类发展过程中由于非人格的力量和由此产生的意识形态的作用所导致的一个阶段。理论家对这些力量的本质的看法虽然不尽相同，但大体上说，他们都认为民族主义的现象本身将随着其原因的消失而消失，而这些原因将被启蒙不可抗拒的进步所摧毁，不论是从道德还是技术角度来理解这种启蒙——理性或物质进步的胜利，或是两者共同的胜利。它们被等同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化，或是等同于争取社会平等、争取经济和政治民主以及现世成果的公正分配的斗争；等同于世界贸易、科学和建立在理性原则上的道德观的胜利摧毁了民族的壁垒，因此迟早会普遍实现的人类潜能将得到全面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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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这一切，单纯的民族群体的要求和理想将逐渐失去重要性，并将与人类未成熟时期的其他遗物一起，被放入人种学的博物馆。至于已实现独立和自治的民族中的民族主义者，他们将作为非理性主义者被打入另册，和尼采的信徒、索雷尔的信徒以及新浪漫主义者一起失去意义。对民族统一大体实现后高涨的民族主义人们很难视而不见，比如德国1871年后的沙文主义、法国的整合主义、意大利的sacro egoismo（神圣自我主义），或种族学说的兴起，以及法西斯主义的其他先兆。但是，不管怎样解释，据我所知，十九世纪晚期或二十世纪早期的未来学家们谁也没有把这些现象视为人类历史一个新阶段的先兆；这一论断对于保守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似乎同样正确。例如，卡尔·考茨基曾经预言过的这个Kriege，Krisen，Katastro-phen（战争、危机和灾难）的时代，他列出了各种原因，并从各方面做了描述，但即使民族主义出现于其中，也只是作为一个副产品，作为一个“上层建筑”中的因素。就我所知，甚至没有哪个思想家曾经暗示过，民族主义有可能主宰我们这个世纪的过去三十多年，以至除非与它携手合作或至少不同它作对，几乎任何运动或革命都没有成功的机会。在其他方面头脑敏锐的社会思想家的这种令人不解的失察，在我看来是个需要解释的事实，或至少需要得到比目前为止更广泛的讨论。我既非史学家也非社会心理学家，也不是自告奋勇地要解释这种现象；我只想提出一些建议，它们也许会对解释这一奇怪现象有所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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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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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这样做之前，我想先谈谈作为一种精神状态的欧洲民族主义的起源。我这里所说的不是单纯的民族情绪，它也许可以追溯到有史记载的最早期的部落情感。我指的是一种上升为自觉教义的民族情绪，它是被社会评论家视为一种力量、一件武器的意识状态的产物、具体表达和综合。从这个意义上说，民族主义似乎不见于古代世界或基督教的中世纪。罗马人可能瞧不起希腊人，西塞罗说过贬低犹太人的话，尤维纳利斯也对东方人多有微辞，但这纯粹是对异族的憎恶。马基雅维利或莎士比亚的作品中有着热烈的爱国主义——这是在他们之前由来已久的传统。我所说的民族主义，指的不是一种单纯的为先祖而骄傲的情怀：我们同为卡德摩斯的子孙，我们都来自特洛伊，我们都是同上帝立约的人的后裔，我们出身于征服者（法兰克人或北欧海盗）的种族，并以征服者的权利统治着高卢——罗马人或凯尔特奴隶的后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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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谓民族主义，是指更为明确、在意识形态上更重要也更危险的东西，即这样一种信念：首先，人们属于某个特殊的人群，这个群体的生活方式不同于其他群体；组成群体的个人的特征是由该群体的特征所塑造的，离开群体便无从理解，因此对它的定义要根据共同的疆域、风俗、法律、记忆、信念、语言、艺术及宗教的表达、社会制度、生活方式等等，有人还加上了遗传、血缘关系、人种特征；正是这些因素塑造了人类，塑造着他们的目的和他们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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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一个社会的生活模式类似于一个生物有机体的生存模式；这个有机体自身发展所需要的东西，那些以词语、形象或人类的其他表现形式所表达的最能反映其本质的东西，构成了它的共同目标；这些目标是至高无上的；在与不是来自这个特定“有机体”的特有目标的其他价值——不管它们是理智的、宗教的还是道德的，个人的还是普遍的——发生冲突时，这些至高无上的价值都应当取得优势，因为只有这样，才能避免民族的衰落和毁灭。此外，把这种生活模式称为有机的，其意思是，它们不可能是由个体或群体人为地建立的，不管他们多么有权有势，除非他们亲自受到了这些在历史中发展的行动、思想和感情的方式的浸润，因为正是这些心理的、感情的和物质的生活方式，这些应付现实的方式，尤其是人们相互交往的方式，决定着所有其他的事情，并构成了民族的有机体——民族——不管它是否采取了的国家形式。所以说，使人性得以充分实现的基本人类单元不是个体，不是可以随心所欲地解散、改变或背弃的志愿团体，而是民族；家庭、部族、宗族、教区等次级单元的生存，只能取决于民族的建立和维持，因为它们的本质和目的，即通常被称为它们的意义的东西，是来自民族的本质和目的；而且对它们的揭示不是通过理性的分析，而是通过一种无需充分意识到的特殊感悟，即对把人类个体结合成一个不可分割、无法分析的有机整体的独特关系的感悟，柏克认为这个有机整体就是社会，卢梭把它等同于人民，黑格尔则将它视为国家，而对民族主义者来说，它是并且只能是民族，不论它的社会结构或统治形式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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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从这种观念中又产生出了这样的观点：坚持某种特定的信念，采用某种特定的政策，致力于某种特定的目的，过某种特定的生活，最强有力的理由之一，甚至是惟一最强有力的理由，就是这些目的、信念、政策和生活是“我们的”。这等于说，应当遵守这些规则、信条或原则，不是因为它们通向美德、幸福、正义或自由，不是因为它们出自神灵、教会、君主、议会或其他得到普遍承认的权威，也不是因为它们自身就是好的或正确的，因而对既定条件下的所有人普遍有效；遵守它们，是因为这些价值是“我的”群体——对民族主义者来说，即“我的”民族——的价值；这些思想和感情，这些行为方式，是好的或正确的，我将通过使自己认同于它们来达成完美或幸福，因为它们是我诞生于其中的特定社会的生活形式的要求，柏克所说的千丝万缕的联系把我和它们连结在一起，它们贯穿于我的民族的过去和未来，脱离了它们，我将成为——换个比喻说——脱离了树干的一片落叶、一根树枝，而只有树才能给它们以生命。所以，如果我因为环境或自愿脱离了民族，我将失去目标，我将枯萎消亡，充其量只剩下一缕乡愁，回忆着当年真正充满生机与活力的时光，回忆着我在民族生活的模式里所起的作用，认识到只有它曾赋予我的所作所为以意义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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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过这种生动感人的文风的，有赫尔德、柏克、费希特和米什莱，此后是奥地利和土耳其帝国的斯拉夫属地的沉睡的人民、沙皇统治下被压迫民族中那些唤醒民族灵魂的人，最后它遍及世界。柏克曾断言，个人也许是愚蠢的，但人类是聪明的；费希特在大约十二年后宣称，个人必定消失，必定被吸收和融入人类，这两种说法之间有一定差别。然而大方向是相同的，这种承载着价值的语言可能不时伪装成描述句，其目的只是为阐明民族性或历史发展的观念。但是，它对行动所产生的影响，以及使用它的人打算让它发挥的影响，却与自然法的语言、人权的语言、阶级战争的语言或其他任何塑造我们世界观的语言一样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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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在无需感到奇怪的发展之后，极盛时期的民族主义便达到了这样一种立场：假如满足我所归属的有机体的需要变得与实现其他群体的目标不可调和，那么，我或者我不可分割地属于其中的社会便别无选择，只能强迫那些群体屈服，必要时就诉诸武力。假如我的群体——让我们称它为民族——想自由地实现其真正的本性，就必须清除道路上的障碍。凡是阻碍着我所认为的我的——也就是说，我的民族的——最高目标的东西，就不能允许它具有与这种目标同等的价值。可以用来给各种生活、属性和愿望的价值、给不同民族群体的价值进行排序的更高准则或标准是不存在的，因为这种标准将是超民族的，它本身不是特定的社会有机体所固有的，因此也不是它的一部分，它的正确性源于特定的社会生活之外——一种普遍的标准，就像那些相信自然法或自然正义的人对它们的理解一样。但是，既然一切价值和标准必然是内在于一个特定的社会、一个民族有机体及其独特的历史之中，个人或他所属的组织和团体只有据此才能——如果他真正理解自己——理解一切价值与目的，那么这种对普遍性的诉求便是建立在对人和历史的性质的一种错误看法上。这就是有机体论的意识形态，这就是有关忠诚，有关作为民族价值之真正承载者的“人民”，有关整合主义、历史根源，有关La terre et les morts（土地与亡灵）和民族意志的意识形态：它与那些用来描述把自然科学方法用于人类事务的轻蔑用语中所包含的分裂与衰败的力量是截然对立的，比如批判的、“分析的”理性，“冷酷的”理智，破坏性的、“原子化的”个人主义，无灵魂的机械论，异己的影响，浅薄的经验主义，无根的世界主义，关于自然、人、权利的抽象观念等等，它们忽视了各种文化与传统之间的差异——总之，这份从哈曼和柏克开始开列的敌人的完整分类表和目录单，其矛头直指启蒙运动及其全部成果，它在费希特及其浪漫派追随者那里达到一个顶点，被德·迈斯特和博纳尔系统化，在我们这个世纪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宣传家的著作中，以及在反理性主义者和法西斯作家的诅咒中，又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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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有意充满激情，但他们背后的语言和思想却很少完全清晰或前后一贯。民族主义的倡导者有时似乎是在说，他的民族对个人提出更高乃至最高的要求，是基于这一事实，即惟有民族的生存、目的和历史，才给了他的全部所作所为以生命和意义。但是似乎也得承认，其他人同他们自己的民族也处在同样的关系之中，对他们提出的要求也同样正确，同样具有绝对性，而这可能与另一个民族（例如某个人自己的民族）的目标或“使命”的完全实现发生冲突。这会导致理论上的文化相对主义，而这与作为前提的绝对主义是不一致的；并且会为人人为敌的战争打开方便之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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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图避开这一点的民族主义者宣称，某个民族或种族，譬如日耳曼人，优于其他民族，它的目标高于其他民族的目标，这可由一些客观的、超民族的标准来衡量；它的特殊文化哺育的生灵，与这种文化之外的人相比，人自身的真正目的在他们身上更接近于充分实现。费希特在其晚期著作中就是这样说的（同样的论点也可以在当时的阿恩特和其他德国民族主义者那里看到）。这就是黑格尔思想中每一个历史性的民族在其命定的时代和地点承担着更高使命这种观点的含义。人们根本不可能完全搞清楚，这些民族主义作家盛赞自己的民族，是因为它是他们自己的民族呢，还是因为只有它的价值接近于某些客观的理想或标准（只有那些足够幸运地受其指引的民族，才有可能充分理解它们），而其他社会对其仍然茫然无知，甚至有可能永远如此，所以客观地说它们是劣等民族。这两种观点之间的界线经常模糊不清，但它们都导致一种集体主义的自我崇拜，欧洲的，也许还有美洲的民族主义，一直倾向于强烈地表达出这种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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